1941年底,日本为了掠夺战争资源,以支持自己的侵略战争。卑鄙的偷袭了珍珠港,发动了二战中的“太平洋战争”。而其在中国大陆的战争行为,更显得残酷和疯狂。
1942年,在中共部队和日军的交战中,名将左权不幸牺牲。
而八路军不仅要顽强的保住自己的根据地,中共的着眼点已经不限于生存和抗击日寇的侵略行为,其重心已经和国际战略局势开始相关,此时,中共军事情报方面的工作开始显得更为突出和重要。而早在半年前的1941年7月,中共中央就成立中共历史上最高层级的总情报机构-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亲自挂帅,发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指示。
由滕代远接任左权生前职务后(八路军前总参谋长兼情报处处长),立即召开了八路军前总情报处第一次工作会议。其中,对军队情报工作的任务与方法首次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和梳理。这在以后从事军队军事情报工作中,意义深远,很多成为了以后中共情报工作人员的准则。
首先,情报工作重心是以军事调查为主,以敌占区为主,尤以敌伪高级指挥机关、敌占区大城市、交通要道为主。在情报要求上,前总情报处主要任务是负责搜集战略情报,地域以全华北为主,兼顾东北和华东。129师情报处主要任务是负责战役与战术情报,地域为晋冀鲁豫本战区与周边地区。
其次,搜集敌、伪、友各方面的军政情报,调查和研究其军政动向,了解其各方面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对日军尤须进行长期有系统的调查工作,达到清楚地了解日军的一切和具体情报,要求及时查清敌伪番号、兵种、兵力、行动企图、作战区域、以及地形、政治情况等。进行战场侦察时,利用侦察部队、各兵种瞭望、审问俘虏、夺取文件等收集情报。将情报加以整理、供给军政首长,作为下决心的根据,并将必要的情况通报有关各部队,将所得的全部情况迅速地报告上级情报机关。
再次,加紧对伪军、伪组织的上层进行情报联络工作,要利用伪军、伪组织在太平洋战争中所发生的动摇情绪,积极地在其上层分子和高级军官的动摇分子中进行联络。如有愿为抗日效劳者,保证他们生命财产安全,并替他们严格保密,以求他们积极地为我们工作,供给我们各种军政情报、物质帮助,居住掩护等。
最后,各地要有决心抽调得力干部,派遣到敌占区去进行情报调查工作。各分区有许多这样的人,应设法物色,大胆放手地使用他们。派遣得力人员以其社会地位及上层联络的方式搜集情报,派遣间谍深入敌军、敌伪内部窃取机密情报。
此外,八路军前总第一次情报会议上更对对情报干部的选拔和使用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各地区党委领导及情报单位派遣到敌占区开展情报工作的干部需领导亲自谈话,严格政审,要有才干、有活动能力,能够自力更生谋取职业,善于开展秘密工作。情报干部忠实可靠、而非仅仅老实,目光远大、而非心胸狭窄,埋头苦干、而非锋芒毕露,胆大心细、而非粗心鲁莽。
1、选拔与上层社会有联络的情报干部,须是有战略眼光、有社会经验、有调查研究能力、有各种知识,有人脉关系,在敌占区可以立足生根的忠实同志或非党人才。
2、选拔打入当地敌伪内部的情报干部,最好在地方党中寻找,需配备面目未暴露,熟悉地方语言、生活习惯、人情地理的同志。他们深入敌后须准备好口供,在不损坏工作与革命利益的原则下,为了应付敌人、掩护工作,可以说些公开的实话。他们可以先打入国民党,再转到敌伪内部,可由敌方的下层到上层,由小的关系到大的关系,由政治、经济、文化机构到军事机构,由伪军到日军逐步进展。
3、前总情报处1941年曾对情报干部连续举办了三期训练班,彭德怀、左权、刘锡五、杨奇清等都亲自授课。会议进一步明确:选拔部队侦察的情报干部必须进行培训,除政治、时局教育外,还有军事知识、日文日语、通讯、照相、爆破、骑术等方面的培训,以便于在地方党和群众组织的配合下,利用侦察技术、审问俘虏等技能获取情报。
4、派入敌占区人员应先输送到交通线,然后到达远处目的地,再由外边打入敌内部;先取得敌人信任,谋取地位,逐步发展。交通员与派入敌内人员要分开,不可合二为一。传递情报人员要善于伪装,例如可采取将文件用双层油纸包裹放在酒罐里,放在鱼肚内再冻成冻鱼,缝在衣服或鞋袜中等土办法传送情报。
前总首长对情报干部的选拔非常重视,彭德怀副总司令要求各单位对前总情报处看上的干部:“做什么工作都要放下来,是什么干部都要让出来。”
时八路军前总情报处主要干部为,处长滕代远(兼),副处长申伯纯,派遣科科长林一(女,滕代远夫人),情报科科长魏国运,技侦科科长钱江。
从抗大和各部队调来做情报工作的优秀干部还有:
原抗大六分校教育长姚继鸣、原抗大政治部干部股长柴成文、原冀南军区770团副团长贾建国、原决死四纵队司令员雷任民、原冀中军区敌工科科长后任129师作战科科长王岳石,以及马溪山、郭有义、王文治、孙明远、席一、李成、刘建民、李平、张衍、梁军、王毓淮、王百评、李新农、江涛、刘岱、康复申、张鸿烈、徐祖芳、沈少星、曾洁光、张箴、李璜、路展、刘佩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