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忘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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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团大战”究竟该不该打？在史学界曾有争议。实际上这是个伪命题。因为从宏观来说，痛击日寇是每个中国人的职责所在，不存在该不该打的问题。要说有争议，只能说百团大战发起的时机是否合适，战役企图如何把握而已。

​关于发起时机问题，彭老总时隔多年在其《自述》中，曾有深刻思考：“更没有估计到日本法西斯打通粤汉路，是为了便利进行太平洋战争。如果当时看破了敌人这样的战略企图，那就再熬上半年时间，或者等敌人进攻长沙、衡阳、桂林以后，兵力更加分散时，我军再举行这次大规模的破袭战役，其战果可能要大得多，其意义也要大得多。”

彭老总感到“再熬上半年时间”，再打百团大战，是有诸多战略考量的，其中重要一点是感到百团大战“减轻了当时日军对蒋的压力，客观上起了援助蒋的作用”。当然，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看，百团大战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先看国际形势。

1940年夏，德军横扫西欧，法国投降，英国节节败退，均无心支持中国抗战。美国在远东名为中立，实则对日照常输出军需物资，客观上支撑着日本的军事经济。苏联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逐渐降低了援华力度，并开始与日本接触。曾一度对华抗战持同情态度的德国，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不仅停止了对华军售，而且利用其在蒋氏当局中多年经营所形成的影响力，极力游说蒋氏与日本媾和。

在这种国际背景下，1940年5月18日，日本通过了《以昭和15、16年为目标的处理中国问题策略》。其指导思想，是在1940年年底以前，进一步统一与加强政略、战略和谋略，以全力迅速迫使中国屈服。日军把重点放在诱降上，同时在正面战场上保持对国军的压力，以配合日本在港岛与蒋氏代表秘密接触的“桐工作”。

为切断中国西南方向上的国际交通运输线，日本对英法施加了强大压力。1940年6月20日，法国同意全面封锁中越边境。7月16日，英国宣布自7月18日起，3个月内禁止通过滇缅公路对华运送军械弹药、汽油、载重卡车及铁路器材，英国统治下的港岛也同时实施对华禁运。西南、华南的外援通道被切断后，仅剩下大西北这一条国际交通线，输入物资数量锐减一半以上，这对于国内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基本已经沦陷，只能靠西南、西北欠发达地区苦苦支撑抗战局面的中国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说完外部环境，再看国内形势。

在日本的全面军事进攻、诱降和经济封锁下，国统区人心躁动，各派力量对抗战的态度也悄然发生了变化。以汪为代表的亲日派势力公开降日，于1940年3月在南京建立了伪机构。大批国军摇身一变，成了伪军。这些伪军基本都用来对付我敌后抗日武装。

以蒋氏为代表的亲美英势力，虽未公开对日投降，但对抗战前景愈加悲观，积极酝酿对日妥协。1940年，国军相继在山西、河北、山东、苏中、关中等地与我抗日武装发生冲突。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我党极其担忧蒋、汪“统一投降（毛主席1940年7月6日语）”等。1940年7月7日，我党发表了《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指出日本“企图用封锁我国际交通线，向我正面进攻及举行天空轰炸等加重压力与加重困难的办法，达到其逼迫中国投降之目的”“现在是中国空前投降危险与空前抗战困难的时期”，号召“应该加紧团结起来，克服这种危险与困难”。而提振民心士气，坚定全民“抗战必胜”信心的最佳办法，就是组织一场相当规模的进攻战役，取得一场空前胜利。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在正面战场上停止了战略进攻，转而着手消化“胜利果实”。为将华北变成继续进行侵略战争的兵站基地，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日军加紧推行“华北治安肃正计划”，企图压缩、扼杀八路军的生存空间，最终达到消灭、瓦解敌后抗日武装的目的。

从1939年秋到1940年夏，华北方面军在各抗日根据地频繁“扫荡”的同时，大力推行“囚笼政策”，大规模修筑公路、铁路、挖壕筑垒，由点连线，由线成面，竭力扩大其占领区。据不完全统计，在1939至1940年两年时间里，日军修复了同蒲、正太、胶济、道（口）清（化，今博爱）等铁路，计1870公里。新建白（圭）晋、德石等铁路，计477公里。新建（北）平大（沽口）、济（南）邢（台）、济（南）邯（郸）等公路15600公里。建立的据点达2291个。1939年秋，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还保有近百座县城，到1940年夏就仅剩下位于偏僻山区的几个小县城了。随着根据地日益被封锁、切割，八路军活动日渐困难，物资供应日趋紧张。

​1939年12月，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和政治部主任孙志远发给八路军总部的一份密电，引起了朱德、彭德怀的高度关注。这份密电里说：“敌最近修路的目的同过去不同。其修法一是以深沟高垒连接碉堡。由任丘到大城、河间的公路修得比地面高五尺，两旁沟深八尺到一丈，沟底宽六尺，沟面一丈六，把根据地划成不能相互联系支援的孤立的小块。部队也不能转移，便于敌逐次分区搜剿。第二种修法是汽车路的联络向外连筑，安国县已完成三层，敌汽车在路上不断运动，阻挡八路军出入其圈内”。程子华、孙志远认为“绝不能让敌修成”，否则“将造成坚持游击战争的极端困难局面”。

​程、孙所反映的情况不仅在冀中，而且在全华北普遍存在。在冀南平原，日军依靠平汉路向南扩张，相继修成石家庄至南宫、内丘至巨鹿、邢台至威县、邯郸至大名等公路干线及许多支线，把冀南分割成许多小块。日军还计划修筑德石和邯济两条铁路，以联结平汉、津浦两大交通动脉。在太行、太岳山区，日军抢修白晋铁路，并准备修筑临汾至邯郸的铁路，以便进一步分割晋冀豫根据地。同时在平汉路两侧积极增筑据点和公路，以便切断太行与冀中的联系。

在正太路全线，日军配备了3个混成旅团担任守备任务，沿线构筑了数十个据点，在铁路南北还筑了一层外围据点。铁路上以装甲车来回巡道，铁路两侧不许农民种植高秆作物（玉米、高粱等），以防八路军袭击。1940年6月中旬，日军又开始胁迫数千民工修筑德州到石家庄的铁路，企图以此切断冀中与冀南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到7月初，该条铁路已由德州铺轨至小辛附近，路基也已修到了青兰。

​为防范中国军民破路，日军还出台了一系列强化铁路、公路两侧的保安措施和惩治抗日群众破路的办法。如在铁路两侧设置封锁墙、铁丝网；在公路两侧挖护路沟，甚至在电线杆底下也挖了环形网，并灌上水；日军还在许多碉堡四周埋了大瓮或数丈深的木头，以便能及时听到八路军挖掘地道接近的声音。1940年6月22日，冀南军区向129师首长报告：“南宫之敌对我破坏交通政策是，在某村附近挖沟一条，即罚群众五十元；砍电杆一根罚洋十元。”

对日军囚笼政策的危害，八路军首长有着清醒的认识。129师师长刘伯承指出：日军强化交通的目的是“企图对我大块根据地，用据点、铁路、公路构成网状，把抗战军民缠绕起来。打一个比喻来说，敌人要用铁路为柱，公路作链，据点作锁来造成一个囚笼，想把八路军民装进里边去，凌迟处死。”

​1940年4月25日，彭德怀签发了朱、彭致各兵团首长的指示：“日寇现在正拼命修筑道路（据各地报告统计之多殊为惊人），此种阴谋若不积极求得阻止与粉碎，待其完成，将会予我坚持敌后之抗战以极大困难和不利”。指示要求：“各兵团首长应就当前实际情况，确保有效之对策，予以破坏”。

如此种种，充分说明组织一次具有相当规模的交通破袭战，已经是八路军在华北迫在眉睫的必然选择。不打这一仗，任由日军继续推行囚笼政策，则八路军在华北敌后的生存基础就将被破坏殆尽。以当时华北敌后局势恶化的速度来看，八路军能否再熬半年而不垮掉，很值得怀疑。再者，任谁也没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在那样复杂的情况下，谁又能预见半年后国际国内局势会发生何种程度的变化呢？

​事实上，半年后的1941年春，日本大本营及日军内部，虽然对到底是“北进”还是“南进”产生了分歧。但无论是北进还是南进，日方都希望将华北变成兵站基地，都必然要集中力量剿灭八路军这个心腹大患。因此，无论有没有百团大战，日军在1941年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清剿力度都只会增强，不会减弱。

综上所述，无论从提振民心士气，坚定全民抗战必胜的信心角度出发，还是从破解敌后根据地所面临困境的角度出发，到1940年7、8月间，百团大战已是一个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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