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霄羽
民国著名记者曹聚仁曾回忆过一桩令他终生难忘的奇事。
1932年2月1日,曹聚仁和好友蒋百里在咖啡厅聊天,议论当下时局。蒋百里边聊边看报纸,当他看到一条「日本陆军大臣杉山元昨天晋谒天皇」的消息后,马上对曹聚仁说:六天后,日军将会派一个师团来上海。
曹聚仁只当是蒋百里随口一说而已,并未当真放在心上。没想到7日上午,日军第九师团果然开进了上海,见多识广的曹聚仁当时便怔住了。
曾是日本留学生的蒋百里是个地道的日本通,对日本军方的行动模式非常了解,他从这则简短的新闻中闻到了异样的气息。问题是他凭什么判断时间是六天之后、兵力是一个师团呢?原来,这是蒋百里根据从长崎到上海的里程数,以及日本运输能力和后勤补给的体量而做出的预判。
蒋百里之所以能靠着一条新闻简讯推断出这么多信息,并不是他学了奇门遁甲的神术,而是靠着一肚子的知识学问做支撑。如此看来,人们称其兵学大家并非没有道理。但他真的就是江湖传说的「近代中国第一军事家」吗?
「文艺复兴时代的典型人物」
首先要说明,近代中国「三个半军事家」的说法纯属好事之徒编的段子,而且究竟是哪三个半有无数个版本,不必当真。不过,不管是哪个版本,蒋百里总是排在第一,这至少说明他在众人心目中的地位高于旁人。如此光环之下,许多真假难辨的故事也就流传开了。
比如说,蒋百里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夺魁、天皇赐刀」的故事历来都是国人津津乐道的美谈。事实上,这纯属无稽之谈。有据可查,蒋百里是1905年第17期陆士毕业生,而这一年的陆士毕业生第一名不是他,而是曾担任侵华日军第一军军长的篠冢义男。
另外,近年来有不少人对蒋氏的《国防论》无限拔高,说他是「持久战」思想的创始人,整个抗日战争都是在他的战略思想指导下打赢的,还说什么「日本人惊呼,一个蒋百里两次打败了日本」。
事实上,持久抗战的思想是当时中国方面的共识,除了毛泽东以外,蒋介石、陈诚、戴季陶、李宗仁等人都曾在不同场合表达过类似的看法。至于把日军吸引到上海决战,改变其由北攻南路线的策略也是多人主张,其中陈诚的作用似乎更大一些,和蒋百里的确没太大关系。
如此说来,蒋先生又是个名不符实的冒牌货了?
当然不是,他留学日本时,和同期毕业的蔡锷、张孝准并称「中国三杰」;回国后担任保定军校校长,因校事多方受阻,一度曾以自杀请命;他平生不曾指挥过一场战争,却是各路军阀争抢的军事高参。
他虽以兵学为专攻,同样长于文史,与梁启超、胡适、徐志摩相交颇深,是中国士大夫和欧洲骑士的合体,被曹聚仁称为「文艺复兴时代的典型人物」;他出身贫苦之家,却深谙教育之道,四个女儿皆学有所成,女婿钱学森更是国之栋梁。
最重要的是,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蒋百里抓住救亡图存这一时代主题,基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创立了现代国防思想,公开发表近百次演说,宣称中国必胜。这一功绩永垂史册。
首倡建立国防军
在读书做学问方面,蒋百里绝对是个天才。他17岁就中了秀才,20岁就开始翻译外国著作。他编译的第一本书叫《军国民之教育》,那时候他还是日本成城学校的学生。
这本书详细介绍了日本推行军人精神教育和实施社会军事化的做法,提出中国应仿行「全国皆兵主义」,并首次提出在中国建立国防军的主张。蒋百里认为「固非用之于国内,而用之于国际」的近代军队才是真正的军队,必须改变「以军人为政府之私用物」的落后状况。
蒋百里20岁时的思想水平已把绝大部分国人远远甩在了身后。蔡元培看了书后认为,这并不是一种理想社会的教育,然而在中国,却是「今日所不能不采者」。
当蒋百里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一边冷眼旁观日俄战争,一边狂写文章,先后以余一、飞生等笔名,在其参与创办的《浙江潮》上发表《民族主义论》、《国魂篇》、《俄罗斯之东亚新政策》、《俄人之性质》、《真军人》等论文和译作,系统阐发其正在形成中的军事思想。而他的文友,就包括了章太炎和鲁迅。
1906年,蒋百里转赴德国继续深造,在德军中短暂担任实习连长。学成回国后他出任训练禁卫军,并于1912年任保定军校少将校长。这位以日德为师的蒋校长给学生反复讲,国家军事实力的强盛不仅在于军事的强大,更应该注重的是要具有重然诺轻生死的军人精神,要为国家尽职尽责。
中国的「总体战」战略
第一世界大战期间,德国著名将军鲁登道夫提出运用军事经济学思想为主要核心的总体战理论。蒋百里在远赴欧洲考察时对这一理论作了系统研究,他认为德国之所以战败主要在于经济崩溃,导致「百战百胜的雄狮最终一败涂地」。
九一八事变后,蒋百里断言:「吾侪所最感危险者,即邻近富于侵略性的国家。」针对中国的主要敌人,蒋百里结合现代战争的特点,总结出中国的总体战战略,强调要努力提高人口素质,珍惜、合理利用物力的资源,健全组织,完善质量建军。
他自己的原话是:「现在打仗不是靠两种军队一时的拼命,是两个国民永久的赛跑。因为要有长久时间赛跑,所以才要这总动员」。
蒋百里依据相关资料,对日本平时兵力和战时扩充能力加以估算,并与中国进行比较,指出一个极其痛心的事实:「「他」以全国预算额四分之一,平时养二十七万人。我以全国预算额三分之二,平时养百万人。是故「他」以一人之费而得三人之用,而我则以四人之费而犹不得一人之用。」
他认为中国的人口素质与经济资源绝对不会逊色于别国,中国与敌国武力上的巨大差别根源在两国军事和国防体制的不同。因此要建设坚固的国防,「现状非绝对的改造不可」。他参用征兵制和民兵制,设计出一份国防军建设的具体方案,把军队分成干队、正规军和义勇兵三种。
按照他的设计,国家平时只需维持少数常备军,守卫国防上的重要据点,同时对驻区的国民实施军事教育,战争爆发后实行动员,就可以将平时受过训练的国民,立即变成能够直接作战的士兵。
蒋百里的顶层设计无疑是科学的,但以当时的中国国情而论,这只能是个美好的梦而已。
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
1937年夏,蒋百里把他在杭州中央航空学校、庐山军官训练团作讲演的有关文章、讲演稿以及早年著作中的部分内容重新整理编排成书,命名《国防论》,先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印行,后由上海大公报社出版,一时洛阳纸贵。这本书的扉页题词是:「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抗战全面爆发时,中国是极其落后的农业国,而日本已经是先进的工业国。基础工业的落后直接反馈在军事实力上。巨大的差距之下,决策层若无「坚忍不拔」之意志,是没有勇气将抗战坚持八年之久的。这种意志,诚如蒋百里所言:「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
蒋百里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战胜日本有很长、很难的路要走。他在从全局出发分析了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特点和两国国情后,系统阐述了持久抗战的战略,即「避免过早的决战,逐步积聚力量,疲惫敌人」,「彼利急,我利缓;彼利合,我利分;彼以攻,我以守」。
他预测,一旦日军进攻,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领土恐将不保,南京、北京都可能失守。因此,他提出建设以西部「三阳」——河南洛阳、湖北襄阳、湖南衡阳为战略核心轴线的国防计划,准备以空间换时间,坚持长期抗战,只要不断消耗日本的国力,打败日本法西斯只是时间问题。这些预言经过历史的检验,无不一一实现。
天才的军事家,不在搴旗斩将之勇,也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运筹帷幄之中的战略构想。从未打过仗的蒋百里之所以成为近现代中国兵学泰斗,就在于此。
正如著名记者陶菊隐先生所说:「他的学生,有些在北伐过程中建功立业,有些在这次抗战中占有光荣之一页。他做了一辈子的教书匠,自己直接未当重任,间接对国家有绝大的贡献,对中华民族近代史有重大的影响,那是丝毫不容疑惑的。」
1938年11月4日,蒋百里病逝。黄炎培留下挽联一副:
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嗟君历尽尘海风波,其才略至战时始显;
一个中国人,来写一篇日本人,留此最后结晶文字,有光芒使敌胆为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