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常辰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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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渣滓洞、白公馆革命者的营救行动失败，是解放战争史上一个重大遗憾。

这300多位熬过长期残酷狱中生活的光辉勇者，却倒在新中国成立后、重庆解放的前夜，在11.27屠杀之夜殉难倒下——这距我军11.29进军重庆只隔两天。

历史上，对被捕同志的营救一直是极为重要的工作。许多曾被蒋氏当局关押的同志被营救成功，减少了损失。毕竟最重要的，永远是人。

那么，为何重庆的营救行动失败，最终酿成了一大损失，至今仍有影响？

我们把营救行动的时间线梳理一下。

（一）1949年8月，距大屠杀3个月

蒋氏令毛人凤飞抵重庆，亲自部署屠杀工作，名曰“清理积案”。

渣滓洞特务头子徐远举后来被捕时交代，毛人凤部署时说：“过去因杀人太少，以致造成整个失败的局面。”

毛人凤对徐远举交代：“上头（指蒋）只是要将杨虎城杀掉。你们可将过去所逮捕的所有人，择其重要者先杀掉一批。”

可以看出，在蒋氏“杀人太少”的指导下，毛人凤进一步将范围扩大了。

（二）1949年9月6日，距离大屠杀两个半月

杨虎城将军及幼子杨拯中、杨拯贵，秘书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及幼子宋振中，被秘密杀害于歌乐山的戴公祠。

为防止枪声引起狱中革命者的警觉，杨虎城刚进门，即被捂住嘴巴，用匕首刺死，遗体用硝水毁灭。

这位号召抗战，而后被关押了12年之久的爱国将军，他倡议的抗战，自己没能参加，抗战胜利的欢庆，也没有享受到。

同时，还有年仅8岁的宋振中——小萝卜头，同样被匕首刺死。

（三）1949年10月，距离大屠杀还有一个半月

狱中的革命者们感觉到了危机。

关在白公馆的爱国将领周从化认为：“……如果有人带信出去，并且领路和说明情况，就可以有相当武装力量突袭中美合作所，解放白公馆和渣滓洞，保全几百个干部……”

渣滓洞和白公馆，是军统绝密地点。他们被关在这里，外界却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个监狱存在，更不用说组织营救、有人带路了。

狱中的领导者陈然、刘国鋕等人研究决定，让罗广斌去“自首”，争取能被释放出去，赶紧告诉组织，派人攻打监狱营救。

罗广斌起初并不愿意，坚持了这么久，为什么要先投降呢？谁愿意在众目睽睽之下当叛徒？

最终，大家说服了他：“我们不仅要能为革命贡献生命，而且还要要求忍辱负重。”其他人为罗广斌“投敌”的情况作了证明。

（四）1949年10月26日，距离大屠杀还有一个月

陈然、王朴、雷震等10人，被公开枪杀于大坪刑场。

风华正茂，时年26岁的陈然，写下《我的自白书》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

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

陈然最惊天动地的，就是出了“白宫版”的《挺进报》。即在从看守口中听说我军胜利进军的消息后，在一张香烟纸上写上几句话，然后写下报题：《挺进报》第一期，白公馆出版！

白公馆挺进报，就用香烟纸在牢房里流传了好几期。通过黄显声将军偶尔得到的报纸消息，用香烟纸做的挺进报，在监狱传播逐步胜利的消息。

大家看着一两句话的“报纸”，越发的坚信胜利的到来。

这就是革命者的胆识和意志，哪怕被你关着，宣传工作也要做到你眼皮子底下。

枪决之时宣读名单：“陈然……《挺进报》负责人”“成善谋，《挺进报》电讯负责人。”

陈然与成善谋的目光迅速碰到了一起，这两位同是《挺进报》的主要成员，因为一直以来的地下工作，多年从未谋面，竟然在刑场上才真正知道各自的真实身份，是谁也没有想到的奇巧之事。

于是，他俩戴着铁镣直奔对方，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两个熟悉的陌生人，享受了一分钟的初识之后，共同赴死。

（五）1949年11月10日，距离大屠杀还有17天

时间越来越紧迫。

有人听到了特务的谈话，“外面那3个大坑挖得差不多了”。

大家心里都明白，这3个大坑是做什么用的。

终于，大家将罗广斌出狱后的联系方法、突袭营救方案和时间都确定下来，已经到了10日。即便出得去，也没时间找人营救了。

这个方法失败了。

（六）1949年11月14日，距离大屠杀还有不到两周

又有一批革命者被杀害了。这一次是31人，被枪杀于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内的电台岚垭。其中就有江竹筠。

这位丈夫牺牲、儿子失散的江姐，留下给孩子的一封信后，年仅29岁被杀害。

（七）1949年11月19日，距离大屠杀还有8天

这时，狱中革命者们最关键也是最后一次求救信发出了。

“闻所内传说即将结束，除17人决定释放外，其余还有第三、第四批或将处决，每个人都笼罩着死亡的阴影。蓝先生归来又带给我们一线生的希望。妹，这就全靠你与朋友营救我们的努力了。第三批传命令已下，可能周内办理！！！”

信是地下党重庆妇委书记胡其芬写的，白公馆、渣滓洞两座监狱内的300多条坚强的生命，全寄托在这封信上。

（八）1949年11月21日，距离大屠杀还有7天

化名“蓝先生”的看守黄茂才，偷偷带给地下党员况淑华。况淑华马上转给地下党沙磁区工作组负责人刘康。刘康才得知大家被关在渣滓洞和白公馆。

22岁的刘康终究是太年轻。他急得辗转反侧，立即将此信复写三份，一份转交给川东地下党负责人，要求尽快派人商量营救方案。同时立刻筹集经费组织营救。

一方面加强上层统战，争取拖延屠杀时间；另一方面是武装劫狱。

地下党找到准备起义的蒋军师长，要求攻打监狱，被拒。理由是：“守备监狱的是内政部警察第二旅的人，武器装备太强。”

（九）1949年11月22日，距离大屠杀还有5天

第二野战军突破白马山防线，直逼重庆。

特务抓紧部署屠杀。

（十）1949年11月23日，距离大屠杀还有4天

原川东和重庆地下党派人前来与刘康商量对策：

由原川东地下党和重庆的同志加强上层统战策反工作，刘康负责武装营救。

营救方案最终得以确定下来。

（十一）1949年11月24日，距离大屠杀还有3天

我军总攻重庆，重庆解放就在几天之内。

特务办公室换了大灯泡，昼夜加班，焚烧文件材料。革命者们很高兴，估计敌人要撤退了。

（十二）1949年11月25日，距离大屠杀还有2天

营救最关键的，是要有人带路进山。两座监狱在歌乐山里藏得很深，曲折崎岖，多年来一直被军统封锁。唯有找人带路，才有可能进山找到渣滓洞究竟在哪里。

蒋军二十四兵工厂厂长熟悉地形，是带路人首选。刘康在11月25日亲自去找厂长，路上碰上了，但当时不方便说话。只有决定27日晚再去造访。

刘康与最后的希望擦肩而过了。

（十三）1949年11月26日，距离大屠杀还有1天

终于，参加武装营救的人员基本组织好了。

人员的主力，是弹子石的警察学校学生中的团员，担任白市驿守机场的连长王正修（我地下党员）和江北十区区长陈秉国（已决定起义），借枪出来，分发武器；

周凯（我党党员）本是川南军阀牟瀛洲手下的一个连长，行伍出身，愿意指挥。

（十四）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当天下午

刘康和杨子明（川康特委重庆城区特支成员）等开会研究各方面情况，还有一些事情未落实好，营救方案不能马上实施。

与此同时，屠杀者已经陆陆续续赶到杨家山。

下午3时，徐远举下达屠杀密令，各人进行准备；

5时，举行会餐，人人宣誓“绝对保守秘密”。徐远举向刽子手们承诺：事成之后论功行赏，发给金条和经费，预备潜伏。

6时许，刽子手们兵分两路：一路赶往白公馆，一路赶往渣滓洞。

之前的3个大尸坑已经挖好。

（十五）1949年11月27日夜，大屠杀开始

后半夜刘康起来上厕所，看见歌乐山红了半边天，当即痛苦直跺脚。

歌乐山里，火光下枪声和口号声已经响成一片。

当晚前半夜下起雨，渣滓洞里的人们扭了会秧歌刚睡下，没多久特务就开始提人，连着提了两批人，大家睡意全无。

深夜一两点，特务们突然走进一间间牢房：“起来，起来，办移交了，各人把衣物都带上。”所有人都被集中在楼下的8间牢房内。

有人警惕地问了句：“把我们移交给谁？”“移交给警备司令部。”

情况有些奇怪，但难友们只有等待。

此时门外，特务已经手持冲锋枪对准门口。

一声幸存者永远难以忘记的哨响，冲锋枪开始扫射。

写出求救信的胡其芬第一个喊出最后的战斗口号，随即骂声口号声响成一片。

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的胡作霖扑向牢门，用身体挡住敌人的机枪眼。

出身于书香门第的何雪松高喊：你们这些强盗也活不了多久了！

陈作仪被敌人打中了脚，他直接站起来吼了一句：“不要打脚，我起来你们打头好了！”

这是何等的勇气和信仰，才会在临死时喊出“你们打我头！”

被杀的还有爱国将领，率领沈阳公安局打响九一八沈阳抵抗第一枪、东北义勇军的最早组织者黄显声将军。

更多的人冲向了“逃生墙”。

渣滓洞逃生墙。歌乐山连续降雨，曾将这面墙冲垮，看守们命令革命者去修补。革命者们在修补时，用自己衣服里的烂棉花和在泥土里，使其牢固性降低。屠杀之夜，大家冒着弹雨一起将这面墙推倒，只有极少数人在机枪扫射下逃出。

幸存者们攀着墙上缺口往外爬，墙哗啦啦地塌，缺口越来越大。尚未完全撤走的特务发现了火光中人影晃动，高喊“跑了，跑了！”立即扫射，又倒下了一批人。

白公馆生还的19人，再加上渣滓洞脱险的15人，以及身中三枪未死、从尸坑中爬了出来的谭谟，大屠杀中就只有这35人活了下来。

川西特委委员车耀先的二女儿车毅英回忆：

“白公馆里人去楼空，渣滓洞的余烬还在冒烟。渣滓洞楼下的8间牢房里堆满了烧焦的尸体，没有头，没有足，只有一块块焦黑的躯体。围墙的缺口处、房前屋后、厕所内，另有20多具尸体躺在那里。松林坡上三个大坑，里面尸体枕藉，血水横流……”

歌乐山已是号啕一片，人们听到“在渣滓洞杀了人”，方才得知歌乐山上有这么个杀人魔窟存在，纷纷上山寻找亲人尸首，残垣断壁，一片焦黑的尸体，哪里还找得到？

英烈们倒下的第二天，11月28日，我军主力部队由重庆西侧渡江成功，长驱直入。

当天晚上，在激战56小时后，我军终于攻下南温泉，打开了重庆南大门。

但是，屠杀到了29日仍在继续，关押在重庆“新世界监狱”的32名革命者，被分三批押往松林坡。

那时，距离重庆解放仅差几个小时。特务行凶后，连尸体都来不及掩埋，便仓皇逃走。

11月30日，重庆解放。

1949年12月1日，我军冲进了渣滓洞、白公馆。

刚刚经历了与胡宗南部队和罗广文残部的生死厮杀之后，那些流血不流泪的战士们，此刻也失声痛哭：“我们来晚了！我们来晚了呀！”

这是历史上何其遗憾的一幕！

他们都是最赤诚的一批人，他们的牺牲，是重大损失！

两三天后，从大屠杀中侥幸脱险的人们跑回歌乐山。

罗广斌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带着大家冲进白公馆，冲进平二室牢房，撬起屋角的一块木地板，五星红旗还在。那是狱中难友们听说新中国成立后，用被面、草纸和饭米粒制作成的红旗。攥着它，几个人抱头痛哭起来。

如果当时况淑华接到信后，立即把信看完，留住看守黄茂才，由他当向导……

如果信能早一点送出来，就不会时间太紧。别看只组织20多人，枪支等武器不能提前集中，必须人枪分离，接着小范围集中，最后才是劫狱前大集中，这都需要足够的时间。如果能早两天……

如果我军攻击速度还能再快一点……

如果当时没有对蒋氏抱幻想，认清他们的残酷本质，早做好武装劫狱的准备。

那么6名儿童烈士：13岁的蒲小路，8岁的杨拯贵（杨虎城将军之女），3岁的王小华，1岁零3个月的卓娅（小说《红岩》中的“监狱之花”），1岁的王幼华，9个月大的苏菲娅，就能摆脱出生以来即在监狱里的阴影，在新中国的阳光下成长了吧。

在牢里痛苦折磨了十多年，眼看着自己的部队已经打到跟前，随时都可能迎来解放，却要在这拂晓时分被推上刑场，这是多么残酷的事！

革命者对于屠杀者：我学历比你们高，我精神比你们坚定，我前途比你们光明，我地位比你们崇高，我事业比你们光辉，我们军队马上就要打过来，我们就要迎来好日子，可是却在此刻要被你们屠杀。

这就是无数革命者的悲愤之处。

这也是历史的遗憾。

面对如此残酷，从容不迫、慷慨赴死，又需要何等坚定的信念，何等无私的襟怀，何等无畏的勇气！

​革命者们在狱中凭想像制作的五星红旗。他们在狱中至死只知道国旗是“五星红旗”，却不知道国旗的真正样式。

我们每天看到的国旗，是他们至死渴望能真正看一眼的。

对于那些被关押十多年的革命者来说，哪怕看一眼国旗，这是多大的奢望啊！

枪声中，口号声，国歌声响成一片。

他们渴望革命胜利，渴望在新中国里过上哪怕一天日子也好。

你可知道，今日之新中国，是多少人无比向往，而又可望不可及的啊。

但是他们坐牢十多年，仅差两天，却从坚强的生命变成了墙上的照片，和一个个空相框。

这也是革命者的悲壮之处：他们播种，却不收获。他们为新中国奋斗终生，却在新中国成立、辉煌大幕拉起之时，衣衫褴褛，默默消失在历史舞台。

他们让我们明白：共和国大厦是哪些人在支撑。

这是历史的遗憾。

他们在烈火中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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