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爱武器，我爱和平，但为了和平，我们需要武器。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那么，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邓稼先
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战火狼烟之下，是百废待兴的中国；群狼环绕之下，危机四伏的中国。中国，是一清二白的，是满目疮痍的，也是群情振奋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无论男女，都将爱国一词刻入了自己的血脉。看过了祖国大陆的伤疤，看过了百姓的痛苦的生活。所有人，鼓成一股劲，势要“各出所学，各尽所知，使国家富强不受外侮，足以自立于地球之上”。
许鹿希女士，生于1928年的上海，见证了民国的战乱，百姓民不聊生。鲁迅弃医从文，想要唤醒沉睡的中华儿女，而许鹿希则将自己的一腔热情全都倾注在了医学事业上。抗战时期，哪怕危险丛丛，仍然没有浇灭许鹿希继续学习的热情。许鹿希出生于书香世家，父亲是德高望重的民主派人士许德珩先生。
许德珩先生同许多先贤们一样，为中华民族的奋起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曾是九三学社的创始人。后来看到遍地狼烟的中国，愤而投笔从戎，加入同盟会，追随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还曾在黄埔军校担任教官。抗战爆发后，许德珩先怀着一颗爱国之心，开展抗战救亡活动。正是这样的家学渊源，许鹿希也像许德珩先生一样，将自己的一腔热血都奉献给了这个国家，这片深爱的土地。
1938年，西南联大成立，这所战时大学汇聚当时中国最顶尖的教授和学生。1946年，抗战胜利，许鹿希成为北京大学医学院复员后的第一届新生。1954年，许鹿希在北大毕业，并顺利留校任教。也是在这一年，他和自己一生的伴侣——邓稼先，结婚了。
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一清二白，亟需强大的武器来武装自己，“两弹一星”计划就是我们国家巩固国防力量的关键一环。邓稼先先生，大学时就读西南联大物理系，后又在美国普渡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是我国进行“两弹一星”建设的元勋科学家。邓稼先作为两弹元勋，著名的核物理学家为我们所熟知，但是在无限荣誉的背后，邓稼先和许鹿希付出了我们常人难以相信的辛劳和汗水。
“两弹一星”在初期可以说是我国的最高机密，，来到荒无人烟、与世隔绝的西北戈壁。28年的时间里，邓稼先先生带领团队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研究出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第一颗中子弹。正是有了这些，中国才能有底气的进行经济建设。而许鹿希怀着离别时的诺言整整等待了28年，他生死未卜，她依旧痴情等候。
直到1986年，二人才再度重逢。但是，在研究过程中，邓稼先先生却因为核辐射身患重病，两人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一年，邓稼先在妻子的怀中离开了人世。邓稼先先生逝世前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要被人家落的太远。”
邓稼先去世后，许鹿希对他依旧不能忘怀，家中的摆设一直没有改变，仿佛丈夫还在时的样子。二人之间的感情从未因为一个人的去世而改变，他们的感情跨过了生死的距离，跨过了时间，如新婚时一般浓烈。1954年二人结婚，1986年邓稼先去世，还有28年的分别，他们相聚的时间也只是几年而已，却是一生的爱情，一生的诺言，死生不悔。
许鹿希并不仅仅是丈夫背后的贤内助，毕业于北大医学院的许鹿希在中国基础医学系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且在神经解剖学领域也造诣颇深。许教授在任教期间不仅要完成自己繁重的教学任务和科研任务，还十分关注解剖教研室的发展。
她不仅不顾自己年迈的身体组织教学和科研工作，还积极推动解剖教研室的教材编写。许教授为了提高研究生的外语水平，通过充分利用录音、录像等视听教材，在解剖教研室水率先开展英语教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许教授对我国医学事业的发展还不止于此。作为教学的领导人物，她非常关注青年教师的发展。她毫不吝啬的将自己的经验和教训都对年轻教师们倾囊相授，希望他们能够在踏入教学第一线的时候做好充分的准备。解剖教学任务更重要的是实习课的教学，她要求老师们在进行实习课教学的时候，一定要自己熟悉掌握。
为了言传身教，许教授不顾自己年迈的身体，无论何种情况也一定会自己操作。选择科学之路，必有“殉道”般的执着。这句话正是对邓稼先和许鹿希这样的科学家的真实的写照。
许鹿希教授受人尊重，并不仅仅是因为她是两弹元勋的家属，邓稼先先生的太太，更是因为许教授在四十多年代的时间里全心全意的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丝毫不敢懈怠，为国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医学人才。许鹿希更是一位才艺双馨的教授，不仅教学能力出挑，她高尚的教学品德更是值得我们所有人钦佩。
在丈夫去世后，许鹿希出版了《邓稼先文集》，其中主要是邓稼先留下的科研成果，她毫不藏私，希望能够为国家用尽自己的哪怕最后一份力气，这也是邓稼先的愿望。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虽然已经是和平年代，但是我们并不是一帆风顺走到如今的，是由无数先人们的鲜血和汗水才铸就今天的中国和中华民族。许鹿希面对丈夫消失28年却无怨无悔，这些科学家们，都没后悔自己在戈壁上几十年的奋斗。看着国家日益的强大，这片土地更加的繁荣，没有比这更令人幸福的。如今这锦绣山河，盛世如你所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