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2月31日下午5时,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打响,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的配合之下,突破三八线向敌人发起全线进攻。其实,早在第二次战役进行之中,彭德怀就根据我军实际以及战场局势,曾经建议志愿军在第二次战役之后进入休整,等到次年的春天再突破三八线,向敌人发起进攻。
不过,当时诡计多端的敌人以“和平谈判”为幌子,为其“重整军队、以利再战”争取时间。如果让敌人得逞,那么志愿军将会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因此,毛主席在和彭德怀商议之后,决定在第二次战役结束之后,不待休整,立即组织发起第三次战役,突破三八线,彻底粉碎敌人的阴谋。
而敌人方面,当时也做了一定的准备。时任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兼“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司令的李奇微,在三八线以南部署了两道基本防线和三道机动防线,并将主力部队部署在汉城及其附近地区的交通要道上,做好了能守则守,不能守则有序后撤的打算。
第三次战役爆发之后,志愿军左、右两个纵队,以及朝鲜人民军,很快突破了敌人第一道基本防线。防守第一道基本防线的南朝鲜军队溃不成军,急速向南逃窜。紧接着,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果断发起追击,又突破了敌人的第二道基本防线。至此,敌人的防线全面崩塌,根本无法抵挡我军的强大攻势。
正如前面所说,李奇微的计划本来就是“能守则守,不能守则退”。因此,在全线溃败之际,李奇微下达了撤退命令,一路退到了三七线附近地区。与此同时,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则开始了大纵深追击,在三七线附近地区与敌人形成对峙之势。
在我军节节胜利的背景下,当时有不少人都错误地认为,只要再加一把劲,我军就可以完全打败敌人了,将敌人赶到大海去。不过,此时的彭德怀则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反而心情非常沉重,甚至对战场局势产生深深的忧虑。事后看来,彭德怀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因为不断后撤只是敌人的表象,其实背地里蕴藏着“以逸待劳,突然反击”的杀招。
当时,在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进至三七线的时候,彭德怀就认真分析了敌我力量对比和战场局势。彭德怀始终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我军是无法“一战取胜,将敌人赶下大海的”。为此,彭德怀讲了四点原因:
第一点是,我军经过两个多月连续作战,极度疲劳,作战部队的减员极大,急需要进行休整补充。俗话说,疲惫之师,难以言胜。各方面条件,都已经不支持我军继续打下去。
第二点是,我军突破三八线并一路打到三七线,虽然取得了很大胜利,但是并没有完全消灭敌人的主力。也就是说,敌人有向我军发起反击的力量。
第三点是,我军大幅度将战线南推,在压缩敌人纵深的同时,也拉大了我军的纵深。这就意味着我军的后勤运输线被拉长。由于缺乏运输工具,再加上敌人飞机的不断袭击,导致我军后勤运输非常困难。粮食和弹药等后勤物资运不到前线,那么这仗就没法打。
第四点是,随着我军进至三七线,当时面对的战场局势,和朝鲜人民军在“美军仁川登陆”之前面对的局势有点相似。东、西海岸防御比较空虚,侧翼已经暴露。如果敌人故伎重施,再来一次“仁川登陆”,那么我军或许就会重蹈朝鲜人民军此前的覆辙。而且最重要的是,敌人在战前部署有多道防线,但是敌人并没有死守,这说明敌人的后撤是有计划的,极有可能是“诱我深入”,然后在合适的时机、合适的地点,向过度深入的我军发起反击。
彭德怀对于敌我力量对比和战场局势的判断,和一线部队报告上来的实际情况,是十分吻合的。当时,负责指挥志愿军右纵队的韩先楚,就发来电报说:
“这次战役打的都是老骨干。在前面作战的部队极端疲劳,困难太多。三八线以南沿途群众跑光,敌人把房屋烧了,粮食抢光,使部队吃饭、休息都很困难,体力大大减弱,加之后勤供应跟不上,前面部队急需粮食、弹药、鞋子等补充。如不增加新的力量,仅靠现有的兵力,再发动大的攻势,显然是不可行的。”
因此,彭德怀果断决定停止追击,立即结束第三次战役。彭德怀很快下达命令:除以一部兵力负责警戒海防,以一部兵力在汉江南岸警戒之外,主力部队分别隐蔽集结,储备弹药,准备就地休整两到三个月。
在部队高歌猛进的态势下,彭德怀结束了进攻,这让很多人都感到疑惑。苏联驻朝鲜大使兼朝鲜人民军总顾问拉佐瓦耶夫,就明确反对彭德怀的决定,他通过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副政委朴一禹,提出了多达10条的质问。拉佐瓦耶夫还在朝鲜人民军统帅金日成的面前说道:“(彭德怀)这种打法,世界上从来没有看到过!”
作为朝鲜人民军统帅,金日成对于停止追击也有所不满,因为将整个半岛控制在自己手中,本来就是其发动战争的目的。不过,金日成还是比较含蓄的,他想亲自了解一下彭德怀的下一步打算。1951年1月8日,在彭德怀下达停止追击的命令之时,金日成就委托我国驻朝武官柴成文带话,要求休整时间不能过长,一个月即可。金日成的理由是,如果时间过长,到了春天,河川解冻,这样会增加部队运动的困难。
1月10日晚上,金日成亲自来到了位于君子里的中朝联合司令部,与彭德怀等人进行了讨论。为了能够让金日成对战场局势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彭德怀向他客观陈述了我军面对的困难。一是志愿军连续作战,十分疲劳,而且损失也比较大,急需要补充和休整。二是后勤物资运不上来,战士们在极度艰苦的条件下作战,战斗力已经明显下降。三是敌人的主力尚存,与其过度逼迫敌人,令其负隅顽抗,不如先拉开距离,寻找更有利的战机。
然而,在听了彭德怀的分析和判断之后,金日成仍然表示不能理解。在这次会议上,金日成一再要求彭德怀命令全线部队“继续前进”,追击敌人。说来说去,大家都有点发火了,一着急,彭德怀说话就不客气了。
彭德怀对着金日成说道:“过去你们只想到打,现在只想到追,万一敌人再从我军后面打一下(指的是此前美军在仁川登陆),怎么办呢?不要总是高估了自己,轻视了敌人!”
金日成也毫不客气,他说道:“现在与过去的情况不一样嘛!”
两人争论来,争论去,没有一个结果。由于意见没有形成统一,这场讨论就不欢而散了。深夜的时候,彭德怀发现金日成房间的灯一直亮着,知道金日成和自己一样无法入睡。于是,彭德怀让警卫员拿了两片自己常用的安眠药,送到金日成的房间,希望能够帮助金日成得到充足休息。
在“停止追击”还是“继续追击”这个问题上,彭德怀的态度是坚决的。当时,和彭德怀持有相同观点的,还有密切
“朝鲜人民军第一、第二、第三、第五军团均可置于汉江以南之第一线。志愿军撤至仁川及汉江以北休整两三个月。仁川至汉城的守备由志愿军担任。朝鲜人民军应将现在东北训练的新兵加以补充。如果朝方同志认为不必补充休整就可继续追击,那么亦可同意其前进击敌,并可由朝鲜同志自己直接指挥。”
1月11日,金日成在朴宪永(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主任)、柴成文等人的陪同下,又一次来到了中朝联军司令部,和彭德怀、邓华、洪学智等人进行会谈。这场会谈火药味十足,朴宪永首先发了言,其表达的主要意思是:“只要志愿军继续向南进攻,美军一定会退出朝鲜。”
彭德怀反问道:“真的吗?如果我军去追,美军一定就会退吗?”
朴宪永肯定地说:“是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迅速南进,美军就不会退。”
彭德怀质疑道:“你做出这样的论断,依据是什么?”
朴宪永的回答是不切合战场时机的空谈:“美国人民反对,资产阶级内部矛盾。”
朴宪永的回答,让彭德怀哭笑不得,不过他仍然耐心地说道:“这是一个因素,但是目前还不能起决定作用。我想,如果我们能够再消灭美军三至四个师,你所说的这个因素就会变成有利条件。再过两个月,经过补充和休整,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力量就会强大,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再视情况向南进军。”
此时,金日成接着彭德怀的话说道:“最好在半个月内,志愿军能够派出三个军向南进攻,其余部队休整一个月之后,跟着向南进攻。”
彭德怀听了金日成的话,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随即拍桌子说道:“你们说美国一定会退出朝鲜,但你们也要考虑一下,如果美军不退出朝鲜怎么办?如果你们坚持认为只要向南进攻,美军就会退。那么,我提议由你们自己指挥朝鲜人民军五个军团向南进攻。美军如果按你们的设想退出朝鲜,我当然表示庆祝;如果美军没有退出朝鲜,那么志愿军再按照预定的计划发起进攻!”
会场的气氛一下凝固了起来,在短暂的安静之后,金日成表示说:“朝鲜人民军没有恢复元气,不能单独向南进攻。”
彭德怀笑了一笑,说道:“那么去试验试验,取得点经验教训也是宝贵的嘛。”
金日成随即说道:“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万一试验失败,就会付出几万人的代价。”
彭德怀说道:“不是说只要南进,美军就会退嘛。你们这种前后矛盾的说法,让我很难理解!”
会议最后,经过开诚布公的讨论,金日成最终同意了彭德怀的意见,即停止进攻、进入休整。金日成心里也十分清楚,单凭朝鲜人民军的力量,无论如何也无法单独“把美军赶到大海去”。
《孙子兵法》有云:“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这句话的意思是,善于用兵作战的人,总是首先制造不可被敌战胜的条件,并等待可以战胜敌人的机会。使自己不被战胜,其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敌人能否被战胜,在于敌人是否给我们以可乘之机。
在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中,面对己方损伤疲劳和后勤补给困难的实际问题,面对主力尚存的敌人,面对有计划撤退的敌人,彭德怀在认真考虑之后,决定停止进攻,并结束了第三次战役。正如《孙子兵法》说的,“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如果我军继续进攻的话,那就会给敌人可乘之机;如果我军停止进攻,进入休整,那敌人是无法战胜我军的。
可以说,坚持己见的彭德怀,为志愿军避免了一次危机。后来,彭德怀在一次会议上,提到了当志愿军进至三七线时,自己的心情。彭德怀说道:“我打了一辈子仗,从来没有害怕过,可是当志愿军越过三八线一直打到三七线后,我环顾前后左右,确实非常害怕。当时倒不是考虑我个人的安危,而是眼看着几十万部队处于危险的境地,真是害怕得很。”
曾经担任志愿军政治部主任的杜平,后来回忆说:“志愿军突破三八线以后,胜利带来了欢乐,也带来了新的思想问题 ——轻敌速胜思想高涨,以致出现了某些战略意见中的分歧。有的人说,敌人速跑,我应速进,不乘胜追击,没有见过这种打法。彭老总很重视,一方面向毛主席报告,一方面要我们认真总结经验。事实说明,当时停止进攻就是一种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