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装片中，经常会看到这样一个场景：某个大臣因为直言进谏而触犯龙颜，轻者被皇帝革职，重者被满门抄斩。
虽然古装片中会存在一些虚构的情节，但这个场景却是真实存在的。古代“因言获罪”的大臣不在少数，比如《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他因为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而遭受了宫刑。
“伴君如伴虎”造成一些大臣学会了明哲保身，不再对统治者提出批评。但是总有那么一些人心存社稷，不愿与之同流合污。前面已经提到向皇帝进谏是一件风险很高的事情，轻者丢掉官职，重者丢掉脑袋。如何向君主进谏，还不使其动怒，是亘古的难题。
儒家的“温柔敦厚”诗教思想给出了一种解决方案。“温柔敦厚，诗教也”，儒家希望通过诗歌来教化世人，使人养成“温柔敦厚”的品格。这种诗教思想诞生后，被统治者和文人所接受，统治者希望“以风化下”，即通过诗歌来教化民众；文人希望“以风刺上”，即通过诗歌来劝谏统治者。
司马迁因直言进谏而获罪
“温柔敦厚”的诗教思想并非儒家首创，而是来源于周礼。周武王在建立西周后，有感于商纣王因失德而失天下，因此非常重视对贵族的德行教育。因为诗歌在当时的生产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统治者就把诗歌作为德育的重要工具。
西周崇尚君子之德，而君子之德的核心内容就是“温柔敦厚”。现在将“温柔敦厚”拆开来做解释，首先说“温”，《尚书·舜典》中说：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舜帝任命夔负责典乐，让他教育贵族子弟，使他们养成“正直而温和，宽厚而坚栗，刚正而不凌人，简单而不傲慢”的品德。这里应当是假托传说中的五帝来表明诗教和乐教的重要性。在君权至上的社会，统治者难免会对百姓产生轻视和傲慢之情。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统治者在培养接班人时有意使他们养成温和、宽厚的品德。
“柔”与“温”相近，《礼记正义》将其解释为情性和柔。在《周易》中提出了“天、地、人”三才之道的思想，其中立天之道为“阴”和“阳”，立地之道为“柔”和“刚”，立人之道为“仁”和“义”。“三才之道”指导人们在做事情时要刚柔并济，做人时则要仁义并存。但为何“温柔敦厚”只强调“柔”呢，这多半还是和统治者大多刚直有余而柔和不足有关。
《孔颖达疏》曰：“敦，厚也”，也就是说“敦”和“厚”的意思相近，因此只需解释“厚”的含义就可以了。在先民们看来，土地是有厚度的，所谓“地以广厚为基，而岳体焉。”广厚的土地承载了万物，也包容了万物，这在先民们看来是一种“厚德”。“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统治者希望接班人也能像土地有包容万物的胸襟。
因此，可以说“温柔敦厚”的诗教思想并非儒家首倡，西周统治者早已在贵族教育中践行了这种思想。
商纣王因失德而失天下
华夏文明诞生于黄河中下游地区，这里土地肥沃、气候适宜，非常适合耕作。而在华夏的外围地区，西北方是漫漫荒漠，西南方是雪域高原，东方虽然有茫茫大海，但海洋一直没有得到重视和开发，因此华夏的文明还可以视作封闭的内陆文明。
华夏的农耕文明性质决定了我们民族的特质是平和的。华夏先民理想的生活不外乎家有薄田几亩，老婆妻子热炕头。这种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导致人们安土重迁，重视与人的关系，而“平易近人”，因此平和的性格成为一种理想的品德。
华夏封闭的内陆文明性质又决定了我们民族的特质是内敛的。封闭的地理特征既可以保护先民们免遭外部侵略，也会使他们形成保守、内敛的性格。与之相反，开放的海洋文明则更具冒险性和攻击性。
因此，“温柔敦厚”的品德非常契合华夏民族平和、内敛的性格特质。这也是诗教思想的内核会是“温柔敦厚”而不是“严肃活泼”、“勇于冒险”等的原因所在。
华夏文明是一种农耕文明
诗歌是一种雅俗共赏的文体，统治者推广诗教思想是出于两方面的考量：首先，古代统治者重视德育；其次，古代统治者有听取民间意见的需要。
首先说古代的统治者重视德育。孔子曰：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极负其子而至矣。
儒家一直主张施行“仁政”，而德育就是“仁政”的核心。德育既是对统治者的德育，也是对平民百姓的德育。因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如果统治者自身能做到“好礼、好义、好信”，则百姓莫不服从。“温柔敦厚”的诗教思想契合了华夏民族的特质，因此成为统治者推行德育的重要工具。
《诗经》是先秦时期的诗歌总集，里面很多诗篇都体现了“温柔敦厚”的优良品德，比如在《诗经·小雅·抑》中写道“温温恭人，维德之基”，在《诗经·邶风·燕燕》中写道“终温且惠，淑慎其身”。这些诗歌一部分是统治者所作，还有一些则是受到了统治者的引导，目的均是引导百姓养成“温柔敦厚”的品德。
其次，统治者也有听取民间意见的需要。《周礼》将人分成三六九等，统治者处在金字塔结构的顶端，下层百姓不能对统治者有任何不敬的态度。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统治者也需要听取民间的意见。
而诗歌这种委婉的文体成为听取民间意见的首选。诗歌可以涵养人的品性，使其心品气和，在进谏时不至于鲁莽；诗歌还大量采用比兴的写作手法，既可以使谏言显得委婉含蓄，也容易引起统治者的情感共鸣。
总的来说，“温柔敦厚”诗教思想既有利于统治者对国民进行德育，也有助于从民间听取意见，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诗歌本身就是一种极富感染力的文体，有助于国民形成“温柔敦厚”的品德，而拥有这种品德的人在向统治者进谏时必然不会采用刚烈偏激的方式。
诗经
“温柔敦厚”的诗教思想得到传承除了和统治者的大力推广有关外，和文人的欣然接受也是分不开的。文人会接受这种诗教思想有出于以下考虑：一、“温柔敦厚”的诗教思想符合礼仪；二、“温柔敦厚”的诗教思想可以避免文人“因言获罪”；三、“温柔敦厚”的诗教思想也有其美学价值。
首先，“温柔敦厚”的诗教思想合乎礼仪。《论语》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也就是说在劝谏父母时，如果他们听不进自己的意见，也不能有丝毫不敬的态度，为他们操劳时也不能抱怨。在家国同构的社会里，事君如事父，因此对待统治者采用“温柔敦厚”的态度也是合乎礼仪的。
其次，“温柔敦厚”的诗教思想可以避免文人“因言获罪”。“主文而谲谏，使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也就是说通过诗歌这种富有文采的方式进谏，既可以避免文人“因言获罪”，也可以使统治者足以引起警戒。这当然是一种理想情况，但通过诗歌这种委婉的方式进谏显然要比赤裸裸的评判更易让统治者所接受。
最后，“温柔敦厚”的诗教思想也有美学价值。儒家提倡中庸之美，并为诗歌创作提出三方面的要求：首先，抒情要适度，即“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其次，要言之有物，能让人有所启发。最后，要诗如其人，能体现出作者的美德。“温柔敦厚”本就是一种含蓄、内敛的品德，因此这种诗教思想有助于作者创作出富有中庸之美的诗歌。
基于上述原因，文人也大力推行“温柔敦厚”的诗教思想。这使得“温柔敦厚”的诗教思想不仅成为一种政治工具，还演变成一种创作思路，即创作时追求中庸之美。
古人推崇中庸之道
在古代，君主高高在上，臣子在进谏时往往会承担很大风险。但“兼听则明”，统治者有听取意见的需要，文人也希望通过进谏这种最为有效的手段实现政治抱负，因此进谏又是不可或缺的。“温柔敦厚”的诗教思想既可以育人，诗歌这种文体论事时又比较委婉，容易被统治者所接受，因此成为一种理想的进谏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