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会，在中国近代史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其中赫赫有名的青帮应该很多人都听说过，尤其是民国时期上海滩的青帮大佬们，杜月笙、黄金荣等人，无一不是当时的风云人物，即使到了现如今，依旧被很多人提起。
关于青帮的起源，颇有些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清时期，在京杭大运河上负责漕运的民夫们私下成立了一种行会组织。为何一群看似老实巴交的人会发展成为后世的青帮呢？下面我们就来聊一聊明清时期关于漕运帮会的历史。
大运河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在历史上是在隋唐时期，在此之前，历朝历代修建的运河虽然数量很多，但大都分散在各地不成体系。隋炀帝一统天下后，便将数条较为重要的运河彼此贯通，使之形成贯通大半个国土的国家级水运命脉。正所谓要想富先修路，在蒸汽机尚未发明的古代，要想富就要先有畅通的运河往来。于是乎伴随大运河的贯通，货物和财富在运河上川流不息，造福后世千年。
在两宋时期，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中心逐步南迁，原本直通洛阳的运河逐渐淤塞，因为国家首都已经不在这里，朝廷自然懒得再花费巨资来疏通修缮，于是隋唐大运河中通往洛阳的这段便逐渐被废弃了。到了元朝，蒙古人将元大都设在了北方，原本的大运河系统再次被启用，但线路已经产生了很大变化，略去通往洛阳的通济渠，依旧从杭州出发，过扬州，取道济宁，越聊城直抵北京城，这便是脱胎于隋唐大运河的京杭大运河。
我们知道中国高铁已经成为中国制造的一张名片，深受各国人民的认可，在国内也是无数人出行的选择，但很多人或许不知道，全国很多线路的高铁其实是赔本运营的，但也有几条线路是盈利的，其中以京沪线高铁最赚钱，以至于都上市发行股票了（股票代码：601816）。根据最新公布的年报数据，京沪高铁在2019年实现净利润119.37亿元，差不多一个月就赚10个亿，秒杀了绝大部分上市公司。
由此可见从北京到江浙沪可谓是一条黄金路线，而在元明清时期，连通江浙沪与北京的京杭大运河，同样也是一条黄金水道。来来往往的船运船只，得以让南北不同的物产以较低的成本彼此流通，北上的旅客，南下的商人，都能够在这条运河上寻找到商机。正是在京杭大运河的带动下，才有了烟雨江南的一片繁荣与富庶，同时也催生出了运河上的“金饭碗”。
元朝时期，京杭大运河的主要任务是将各地的税收粮食转运到京城和各地的大粮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漕运。因为是运河，所以一条满载粮食的漕运船只需要几个民夫便可以操控，粮多人少，漕运船自然吸引了运河两岸众多不法之人的觊觎。为了保证漕运的安全，从元朝开始，负责漕运的大多是军事组织，有了正规军的押运。信誓旦旦的江湖客们也只好偃旗息鼓，但这份想要分一杯羹的欲望始终埋藏在心底。
这里需要说明下，漕运在元朝时期只是运送粮食的途径之一，还有很多粮食是通过海上运往北方。运河安全却需要较高的维护成本，加上漕运船运力有限，相比之下，海上运输的运量则极为庞大，折合下来成本也较为划算，但海上运输会受到风浪影响，风险要大上不少。
正当漕运和海运相互较量利弊得失的时候，受明朝海禁政策的影响，漕运才开始逐渐替代海运，成为税收粮食的主要运输方式。与此同时，伴随漕运重要性的不断提高，朝廷为了加强对漕运的管理，专门设置了漕运总兵官，对运河上的漕运及漕运官兵进行统一的管理。
明朝实行的是兵户制度，也就是老子是漕运官兵，儿子孙子也要干这个，所以这份负责漕运的差事逐渐被世袭下来。这些负责漕运的官兵不仅要负责运输，还要自己想办法解决漕运的各类花销，包括造船、疏通河道，以及自己的薪水给养，说白了就是朝廷给了你这份差事，却不负责你的工资花销，这些都要自己想办法。
于是负责京杭大运河漕运的官老爷们，会在地方官缴纳粮税的基础上，额外加收一部分钱粮，作为漕运“费用”，这部分钱粮在当时有专门的称呼，被称为“耗”。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额外加收的钱粮税银自然是要落到老百姓身上，后来甚至还变成了朝廷的明文规定，取名为正耗。
根据清朝时期关于漕运的记录，正耗从最初的两成，逐步上涨到了后期的四成，这已经是一笔十分可观的巨款了，除去与朝廷的分账，各级漕运官兵都获利颇丰，既然有钱了，这些人便开始将具体的漕运工作以招标的形式彻底外包出去。漕运官兵只需要付给民间商人或帮派一成多的正耗，自己在家躺着享乐便可以稳赚剩下的两到三成的正耗，有钱有闲，自此漕运官兵们过上了悠闲自得的日子。
清朝入关后，几十万的女真铁骑虽然勇猛善战，当相较于近两亿的明朝人口来说太过于渺小，有些像一滴水落入了池塘，但也正是这一滴水，让整个天下炸了锅。女真铁骑忙于平定四方叛乱，还没有精力关注京杭大运河，加之满族人对汉人的京杭大运河以及税收体系并不是太了解，于是乎全部沿用了明朝的漕运制度。连带着那些漕运官兵老爷们只需要换了一身皮，留了个辫子，便又可以继续享受着稳赚不排的买卖。
要知道，清朝已经没有所谓的兵户制度了，原先的漕运老爷们也就失去了官方给予的“专营权”，初期朝廷或许可以让他们继续管理，但这不过是清朝的权宜之计罢了。果不其然，在国内政局稳定后，便有人注意到了大运河上的这个“金饭碗”。
对于这些作威作福的漕运老爷和有些匪气的运河民夫们来说，夺人钱财如杀人父母，外来人的觊觎让这两队人空前团结一致对外。为了方便组织协调，这些人便在雍正年间成立了统一的帮会组织，并通过一系列手段增强大家的凝聚力，这便是最初漕帮。
将漕运上下几十万人凝聚到一起，目的便是想借此增加与朝廷谈判的筹码。要知道大运河绵延1011公里，途径浙、苏、皖、豫、鲁、冀、津、京八省，沿途每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漕运的顺利进行，而漕运关乎国家的税收和经济两大命脉，稍一出现闪失，都会产生极大的损失和影响。
两害相权取其轻，对于已经形成庞大帮会的漕帮，强大如朝廷也不得不适当妥协，继续将一部分漕运工作交由其负责，当然，漕帮也要在一定程度上效命于朝廷，二者就这样和谐共存了很长时期。直到清朝末年，伴随洋务运动改革以及轮船的普及，海运彻底替代了漕运，漕帮也“集体下岗”，曾经的风光成了历史。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便会理解，为何在清朝前中期，漕帮（青帮的前身）很少参与反清活动，因为此时它和清朝正合作的很愉快呢，这也是洪门提出“由青转洪，披红挂彩；由洪转青，剥皮抽筋”的背景，原因便是对方不反清。
到了清朝末年漕运被取代，改名为青帮的漕帮才正式加入到反清队伍中，才有了“红花绿叶白莲藕（指洪门、青帮、白莲教），三教原来是一家”的说法。源于漕运的青帮也由此焕发了第二春，成为晚清民国时期民间三大帮会组织（青帮、洪门、哥老会）之一。
曾经是觊觎漕运的匪患，反而成为了押送漕运的船工，曾经是负责保护漕运的兵老爷，则成为帮派中的头目，因为一条大运河，官与匪就这样不断转换共存着，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也是颇为有趣。
2020.5.11（晨）
参考资料：
《食货志》邓士玮
《明朝的漕运》黄仁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