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运升传
蔡运升（1879－1959）字品山，讹为品三、品珊。满洲镶蓝旗萨麻喇氏。其祖奉文驻防凤凰城，今辽宁省凤城市。父景凯，随祖父逃荒定居吉林双城堡西北正黄旗三屯，今黑龙江省双城市。初来时，贫困无立锥之地，祖父往见地主赵某，老赵太太嫌其褴褛，走后，以火燎其坐处，谓之“燎穷气”。
自此，以佣耕为业，得温饱。父景凯，性倔犟而胆小，多有是非。母文氏，勤劳严正，有孟母之仪。育三子，皆学业有成。
运升，长子，光绪五年生。天庭饱满，乖且厚道，有君子风。八岁入村塾，为塾师所喜爱。十三岁进城读书，品学兼优，名噪一时。年十六，亲戚遭官司牵连蔡家，不到半年，不堪勒索而破产。县知事柳大年素喜运升考试优异，为其平反。是年冬季，其父随大车为商家运货，在长春地界被劫，长春、双城衙门为此互相攻讦，吉林将军大怒，传讯各车户到省审问，其父惧而外出，运升慨然代父到案，坐监四十余日，亲历官衙之黑暗。于是，家复赤贫。运升只得辍学以教书糊口。有学友王锦堂，家道小康，解衣推食，勉励资助，堡人誉之为“一代管鲍”。不久，考中秀才。是时，衙门放荒招垦，蔡家得荒数十垧，举家劳作，盖草房，筑围墙，家业中兴。
运升素有大志，尝自励志：“白屋出公卿。”得知北京大学堂招生，急欲赴京赶考。得朋友赞助路费，冒险偷越日俄交战火线，步行两月才至北京，然考期已过，寄居吉林会馆自修。幸而直隶法政学堂成立招生，考入为首期学员，毕业后，充任浙江省巡抚衙门文案委员。在杭州三年，考为拔贡，始有官阶。主张贤人政治，推崇君主立宪制度。
辛亥革命爆发，弃官返籍，任双城堡中学校长、地方议会议长。未及半年，应黑龙江省督都宋小濂之邀，出为督都府参事兼筹防处参议，晋行政公署秘书长。当选首届国会议员，巡按使署首席参议，凡龙江与北京政府及各处接洽事件，皆由其处分。接人待物，仪表谈吐，风采照人。民国四年，由幕僚晋升为黑龙江省政务厅长，国务院咨议。不久，转入吉林省，任永衡官银号总办兼实业厅厅长。九年，任吉长道尹兼外交部长春交涉员，倡办长春市政公所，实为长春之缔造者也。
民国十年，北京政府在哈尔滨设筹办中俄交涉事宜驻哈办事处，以运升伟仪表、善辞令，派为吉林省公署驻哈代表。十二年，晋升滨江道尹，自是任职达八年之久，任期之长空前绝后。于是，兴学校，建孔庙，整顿金融，回收主权，政绩斐然。尤为豪壮者，哈尔滨经济空前繁荣，俨然万国之都会。观其业绩，实为哈尔滨民族工商业之父也。中央政府以有勋劳于社会，先后授予二等大绶宝光嘉禾勋章一枚、二等文虎章一枚，并传令嘉奖，交政事堂、国务院存记二次。
运升为官，谦和儒雅，以清廉和善著称。不贪污，不勒索，不克扣，不喜钱财，故而亏累甚巨。然久在官衙，染上抽大烟、打牌等恶习，身体极坏。其母文氏为之忧，面责之：“看你身体这样，咱们可以回家，不必做官了！”运升悚然，揽镜自照，面无人色，自是戒毒戒赌，终生无犯。
运升三弟蔡运启，又名时杰，字铁痴，仗义任侠。少年游学于天津南开学校，与周翔宇同学。周翔宇，周恩来也。毕业后，运启留学日本，周恩来亦留学日本。1918年，二人及南开学友吴翰涛、王希天、徐逵九、张瑞峰、王璞山等，在东京合影留念。照片至今尚存。
民国十七年，周恩来自欧洲回国经哈尔滨，遇危险，乔装工人至双城堡见运启。运启有好友洪某在丹麦领事馆作秘书，遂将周藏在领事馆工人宿舍内以避之。又托好友冯蕴山到日本特务机关长打探，得知日本特务已得密电，正在搜捕周恩来。几日后，运启备旅资千余元，护送周恩来脱险。周恩来离哈尔滨时，身穿工人装，夹一面袋子，混上火车。此事甚密，唯运升与运启的朋友洪某、冯蕴山、张灵根知悉。
苏联十月革命后，中东铁路为中苏共管，运升与苏联方面极融洽。皇姑屯事变，少帅张学良主政，东北易帜。少帅乃莽撞愤青，以为南京政府可恃，苏联不堪一击，欲强行接管中东铁路，成就爱国之壮举。运升忌惮日本虎视眈眈，“外交方针岂容两歧”，剀切陈词，以为不可。少帅不听，下令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逮捕中东路苏联职员30余名，强行接管中东铁路，罢免驱逐苏联官职人员59人。于是，中东铁路事件爆发，苏军悍然大举入侵东北。扎兰诺尔一战，守军旅长韩光第殉国。满洲里一役，旅长梁忠甲被俘。数县沦陷，情势危机，少帅大悔，以运升为外交部哈尔滨交涉员，往伯力订城下之盟。运升在苏联颇有人望，几经折冲，毕竟弱国无外交，最后草签《伯利协定》，苏军从中国七县撤出，而强占黑瞎子岛。运升回国，举国震怒，南京政府发明令将其“交部议处”。少帅自知错不在运升，委以中东路督办和特区长官。运升灰心，力辞不就，托病赴大连疗养。运升之功过，其时以《大公报》评论最为公允：“国人集矢蔡运升，诚出于爱国热诚。然而，以蔡为唯一责任人，果有当于事实乎？夫签字于城下之盟者，诚蔡氏，然蔡决非以个人地位一己意见而可以签字者。其签字之权限，必系其高级长官所赋予，易言之，彼虽未随时呈报国府，自系呈报边防长官……此事性质为边防长官负责解决，而请政府追认者。故由第一层理论言，边防长官之张学良不能无责任也。然张氏者，秉国府方针，办东路事件，一旦兵兴，独支四月，国府事实上未能负执行军事之责任，坐令敌军深入，祸日不测。然后于得国府大训令之下，而又派蔡运升开始接洽之事。是以伯力协定未得国府外交部承认而签字，自断不能为合法，然而危急之时，政府既不能御寇，自不能深责边吏之急于息兵。故由第二层理论而言，国府本身不能无责任也。”
运升在大连，频繁与日本大藏男爵秘密接触。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南京政府放弃东北，张学良逃跑，东北政局动荡。运升以为事变非日本政府行为，东北有重生之转机，赴天津请张作相回奉主政，遭坚拒。返东北，伪满州国成立，出任间岛省长，累官中央银行副总裁、外务局长官、吉林省长、经济部大臣、参议府参议等职。虽无大恶过，终不免诟病于后世。
东北光复，满洲国灭亡，满州国要员皆被定为战犯，或镇压或羁押狱中。运升独蒙宽大谅解，受苏军指点赴北平，客居于抗日名将马占山家中，与马占山、邓宝珊等人诗酒留连。解放军围困北平，运升带共产党代表、华北法学院俄语系教授王之相往见马占山，请马占山借助友谊关系，劝告傅作义放下武器，接受和平。马占山抱病见傅作义，傅作义当晚派飞机赴榆林接邓宝珊。邓宝珊受傅作义委托前往通县与解放军会谈，达成和平解放北平协议。于是，在邓宝珊家，马占山将王之相和蔡运升介绍给傅作义。共和国成立，任中国文史馆馆员，遭鄙视，转为北京市文史馆馆员。晚年生活穷苦，小心谨慎，悔罪剖白絮絮，感念政府叨叨。1959年，病故于北京。有子四，长子蔡兴权。
觉罗氏赞曰：蔡公喜广交，礼贤达，不以政治立场设崖岸。任滨江道尹时，中共领导人遇险，而能悉心护送出境。身为民国政要，其座上宾有“共匪”与左派人士。身为满洲国大臣，其友不乏抗日将领。故投效日伪，人不以汉奸目之；身列战犯，人不以罪人恨之。随机应变，得以终老，这难道就是古人说的识时务之俊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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