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卡迪罗

1927年夏，一个消息传遍湘江两岸：南昌起义爆发了！这一消息也传到了湖南郴州的一个筑路工地，不久，在工地上干活的杨海堂、杨得志兄弟发现，周边扛红缨枪、拿大刀片的农民越来越多，工地老板和监工们也一改往日态度，对工地上的民工们客气起来。这一切都暗示着，红军就要来了。

过了几天，工地附近的村子里发生了打土豪的农运，工地老板害怕了，给每个工人发了25斤大米，打发他们回家。年仅17岁的杨得志听说工地要散伙，着急地问哥哥：“那我们怎么办啊？”哥哥杨海堂比杨得志年长5岁，倒是不担心，想了一会后说：“没出路的话，我们只好回家咯。”

回家？杨得志的家在湖南醴陵南阳桥的一个小山村，家里一无田二无地，连住的两间茅草屋都是别人的，一家人全靠打铁的父亲养活。杨得志的母亲虽然先后生了14个孩子，但因为饥饿和贫穷，活下来的只剩他和哥哥、姐姐三人。因为生活所迫，他才和哥哥一起出去修路，如果再回去，恐怕又要没饭吃了。

哥哥见杨得志没作声，便试探问道：“要不，我们去投红军？”“投红军？！”杨得志忍不住叫出声来，他早听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因此那些平日里作威作福的地主、工头们才对红军十分害怕，所以心理早就对红军暗暗向往了。正巧修路工人中真有个叫“老唐”的地下党，在他的联系下，杨得志兄弟等25名修路工人一起决定去参加红军。

湘南起义领导人纪念雕像

红军驻扎的地方在韩家村，离工地只有十几里路，大家一路上有说有笑，格外高兴，杨得志还特意穿上了离家前姐姐亲手给他做的新鞋。走到村口，只见那里插着一面大旗，上面写着“招募新兵”，旗下围着许多人，穿什么的都有，有穿着破布褂的，也有穿着蓝绿军服的，这些人都背着红缨枪或大刀，准是刚入伍的新兵们。

杨得志挤进人群，只见当中摆着一张八仙桌，一个戴着红五星帽的人正坐在桌前登记入伍新兵的花名册。桌旁还站着一位留着仁丹胡子的大高个，他身披呢子大衣、脚蹬皮靴、腰缠宽皮带，每当有人过来报到，便拖着长腔慢悠悠地询问来人的个人信息，那神气劲儿，和白军军官真没啥区别。

终于轮到杨得志兄弟这拨人，大家都报了名，副官长问了杨得志的名字，又拍了拍他的肩膀，问：“你多大了？”

“十七。”

“正是好时候啊。”副官长用拳头敲了敲杨得志的胸膛，说：“行，杨得志同志，你就留在师部当通信员吧。”

杨得志的哥哥杨海堂被分在特务连，杨得志不愿离开哥哥，拉着哥哥的手说：“他是我哥哥，我要和他在一起。”

副官长笑了，说：“当红军嘛，要听命令，何况你哥哥在师部特务连，你们也可以经常见面。”杨海堂也对杨得志说：“听长官的话，不要挑拣了。”就这样，杨得志成了工农革命军第7师的一名通信员，不过由于缺乏制式军装，他穿的还是从家里带来的破棉袄，也没人给他发武器，唯一的区别就是比以前多戴了一个红袖章。

第7师是在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中建立起的一支队伍，成员大部分都是湖南人，虽说是一个师，但也就只有几百人，武器装备也特别差。没多久，杨得志终于如愿以偿被调到特务连当战士，他别提有多高兴了。可哪知道，到了部队里，班长发给他的却是一支生锈的、快磨平的梭镖头，棍子还得他自己去找来削。

杨得志很生气，把梭镖头一丢，转身想走。班长也生气了，把班里的战士们都叫到杨得志面前，杨得志才发现原来他们拿的都是梭镖和大刀，连一杆枪都没有。杨得志这才没话说，事后班长专门来找杨得志道歉，杨得志知道他也是穷苦人，曾被军阀抓去当兵，因此心里也有些不好意思，两人之间的疙瘩这才解开。

杨得志上将

湘南起义的胜利，引来了湘赣两省军阀的联合会剿，湖南当地的地主武装也纷纷戴上白袖章出来狐假虎威，第7师经常要和这些家伙作战。在一次战斗中，杨得志和战友们伏击了一群白袖章，并靠着手中的冷兵器，缴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支步枪，虽然这支并不是他一直想要的汉阳造。不幸的是，杨得志的班长在这次战斗中牺牲。

由于敌人越打越多，朱德、陈毅决定率第7师等部队上井冈山，出发前的一天，那位介绍杨得志去师部当通信员的副官长忽然来找他，一见面就说：“杨得志，你和我回湖南吧。”“为啥啊？”杨得志不解地问。

副官长摇摇头，心灰意冷地说：“咱们是湖南人，应该留在家乡闹革命，为啥要去江西的井冈山呢？”杨得志没法回答，不过又问了一个问题：“湖南还有红军吗？”副官长也没法回答，在湖南军阀的残杀下，省内公开活动的革命队伍不是已经解散就是被迫转入地下。

油画：井冈山会师

就这样，副官长最终离开了队伍，此后杨得志再也没有见过他。几十年后杨得志再在回忆录中写起这位副官长时，已经忘了他的名字，只知道他在北伐军当过连长，湘南起义时参加了红军。虽然副官长独特的军人气质曾给刚入伍的杨得志以很深印象，也教过他不少军事基础知识，但干革命就是像大浪淘沙这样，会把许多意志不坚定的人淘汰出去，只有像杨得志将军这样最后留下的人，才是革命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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