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温州作为军事前线，国家基本没有投资。至1980年代，温州11个区县，公有制企业资产规模在千万元以上的，加起来也就十几家，平均一个区县只有一二家。

到1990年代，这些企业基本都倒闭了。当时规模较大的瑞安远东罐头厂破产清算时，全部职工也就八百多人，而瑞安市是当时温州人口最多的县级市。

当时温州小型企业也少得可怜。而温州地区绝大多数人，是没有机会进公有制企业工作的，包括在公社工作的干部家属。

作为温州“资本主义尾巴”的家庭工厂的就业机会，对很多基层干部来说，是有着致命的诱惑，很多乡镇干部，能量与面子都比普通农民大些，其家属及亲友，当然优先获得了进家庭工厂的工作机会。

而那些家庭工厂，便是这些村镇干部暗中参股办的，或者就是村镇干部以家属与亲友的名义办的。乡镇干部普遍需要通过这些他人办的、或自己参股办的家庭工厂，为自己老婆孩子亲友谋个生活出路。

当年外出经商需要到乡镇企业办公室打证明，温州乡镇干部乐于帮忙盖章，获得参股及其它好处。到1980年代中期，温州乡镇干部参股经商办企业，已经堂而皇之，并引以为荣了。

当时温州实行的，是与全国一样的政策，一样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的刑事犯罪。直到1991年，温州还有人因“投机倒把罪”被处决。

中央的经济高压政策，如同高压电流，在温州传送到乡镇最后环节时，断线了。执行打压政策的手，到基层时，打击的力度必然大大减弱。

当时的“资本主义萌芽”，在全国各地都在滋生，因为正常人必定都有的求生存的本能愿望。

不同的是，这些极脆弱的萌芽，温州悄然生长了，而其他的则渐渐枯萎了。

公有制企业强大的地方，私营企业发展空间通常就狭窄，苏南和温州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在1980年代初期所办的企业，温州大多都是家庭工厂，许多人得不到土地与银行贷款。最关键的问题是，这些刚刚萌芽的家庭工厂，经常被当地乡镇干部强行破门而入，抓人批斗、搬走设备与原料、强行断电等等。任何的情况都会都可致命。

经济基础相对更好的苏南，当时只有少数的家庭工厂发展成较大企业，主要是乡镇干部控制乡镇公有制企业，然后将乡镇企业通过改制等方式，转化为私营企业。

到了今天，苏南地区的私营经济比重，仍不及温州地区。

例如，当时上海的郊区，公有制企业也很少，因此外资与民营企业，即使规模很小的，都很受乡镇干部优待。

许多乡镇干部的家属亲友，也到外资与民营企业求职。大家利益相关，有事就好商量。

温州经商文化有一定历史与自然优势，温州人经商意识的养成，与一直延续的温州民间商品交换习惯有一定关系，同时民间资金借贷始终没有被完全摧毁与禁绝。

温州属江南水乡，历史上物产相对丰盛，可有积余供养较多工匠与文化人，诞生较繁荣的市场。州平原地区人群居住极密集，人们之间接触交流机会较多，集市每天常设，不像中国其它有些地方，好几天才有一次集市；

温州小范围内有山区、半山区、平原、水乡、滨海、岛屿等，自然环境差异很大，物产互补性强，山区农民卖柴买米买海货，平原地区农民卖米买柴，渔民卖鱼买米买柴。

1949年前的温州，便是文化繁荣之地，而繁荣的文化，是需要相当长时间的物质富足生活滋养的。

虽然过去的物质丰盈程度与现在无法相比，但水乡兼沿海，河道密布，水运便捷，所以温州人历史上便有经商传统。

在温州人普遍贫穷的1970年代末，温州民间一些家庭，还是有几十元到几百元的资金外借放高利贷的。现在看金额很少，但在当时，几十元几百元是可以起重要作用的。

例如温州著名企业家南存辉与胡成中，便是靠拼凑的二千元起家，后来有了中国正泰集团与中国德力西集团二家大企业。

温州的“台会”屡禁不绝。“台会”即是温州民间资金调剂的一种形式，有着悠久的历史与极强的生命力。

温州历史上出国的华侨较多，很多温州人与华侨沾亲带故。现在海外的温州人更是超过百万人。

华侨带来大量外部的信息、资金等，对温州人经商意识的熏陶培养，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给温州人提供部分的经商资金来源。

1980年代前后的zhousi潮，带来了国外的电子表、录放机、、三五牌香烟等，以及走私带来的暴利，让温州民间开了眼界，对温州人经商意识养成起到了一定作用。

温州沿海zhousi在短短几年内迅速被政府打压，很多参与走私的人血本无归。温州参与zhousi最多的地方是乐清里隆、瑞安上望等地，日后反倒没有成为私营经济很发达的地方。

所以当时温州私营经济率先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时很多的干部与私企利益纠缠在一起，带来管制放宽，加上有传统的经商意识。民间有一定的节余资金可调剂，也是重要条件。

大西北一些地方同样没有公有制经济，但长时期以来因自然等因素，已变得过于贫瘠，滋养市场经济的最基本条件太匮乏，私营经济也难以成长。

但主要来说，是制度比人强，并不是温州人脑子与其他地方的人长得不一样。

网上很多说温州人性格与思维特征，就特别善于经商之类的分析文章，都不靠谱。

同时期的珠三角，那些普通话都不会讲的黑黑瘦瘦的广东人，很多也长袖善舞，同样不是广东人长得比其他地方有优势，是各种因素导致广东那些地方的政府管制率先松动的结果。

相比广东人，温州人外出经商的比例更高，因此国人接触更多的是“广东的货”和“温州的人”。

这是因为温州地少人多，加上当年交通特别不便，地理因素导致的“挤出效应”，客观上让温州人流动性更强。

公有制经济占比高的地方，官员家属有较多到体制内单位就业机会，客观上官员不需要冒风险，与私营经济结为利益共同体，而只能成为猫鼠般的管制者与被管制者的关系，

猫多鼠少，鼠一露头就被灭了。而在当时，很多国企多的地方，直接利用强势地位与各种垄断优势，挤占贷款、土地、人才等资源，导致私营经济各种要素资源缺乏，无法成长。

加上一些管制者的打压刁难敲诈，两者叠加，私营经济想发展，难于上青天。

温州的崛起是歪打正着获得了更多经济自由，这是温州当年率先成为私营经济较发达地区最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