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汉勤曾是北京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的一名医生 ，曾多次主持国家和军队各级领导人的具体医疗保健工作。在彭德怀生命的最后两个多月里，他一直是彭德怀的住院医生。2011年，杨汉勤老人对外界披露了彭德怀逝世前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
301医院来了代号为“145号”的病人
1974年9月上旬，我所在的北京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院领导，安排我到该院南楼14病室工作。14病室是当时南楼设在外科楼的唯一一个高干病区，坐落在外科楼的四层西南角，主要收治部队副军职干部和少数当时所谓有问题的军队及地方领导。
那时，我是住院医师，分管六七个病人，其中5床的那个病人叫“145号”。经科室领导介绍，“145号”就是庐山上“跌下马来”的彭德怀。因彭德怀在政法干校时的代号为“5号”，来医院住的是14病室，故被中央专案组定为“145号”。
科室领导及专案组人员反复对我强调：你是一名医生，任务就是治疗病人。对彭德怀的治疗，该怎么治就怎么治，该用什么药就用什么药，有问题按级请示报告；医护人员进屋查房，不得擅自和他谈话，不应回答与诊疗无关的事情；除有关医务人员及专案组人员外，任何人不得进入该病房；5床的房间里有看守人员24小时昼夜值班，非医疗需要，不让他出病房；要注意保密。
接班后，我认真地听了交班医生的介绍，又仔细地复习彭德怀住院以来的病历，才得知他的详细病情。他是1973年4月12日晚8时许，因便血10多天，被监护人员搀扶着走进南楼14病室的。确诊为直肠癌后，经周恩来总理指示，当月做了手术，术中发现癌症已转移，随即切除肿瘤，并在左下腹造人工肛门。
我第一次进“145号”的病房，是和病区正、副主任一起查房时进去的。彭德怀半坐半卧在病床上，身上穿的是一套破旧的黑棉袄、黑棉裤。平平常常，普普通通，丝毫看不出曾指挥过千军万马。此时，距这位叱咤风云的元帅走到生命尽头仅有最后两个多月。
“我是庐山上那个彭德怀”
彭德怀的病房是病区西边的最后一间，这间10多平方米的病房里，门窗紧闭着。靠近床尾伫立着一位面无表情地紧盯着他的军人，一个班的战士一天24小时三班倒地看守着他。房间里除了几本《毛泽东选集》及几张过时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外，显得空旷阴冷。为了限制他的活动，他想写字，不给笔，他想听广播，没有收音机，屋内更显得冷清和死寂。
也许看到我是新来的医生，他指着床头病历卡片对我们说：“我不叫这个‘145号’，我是庐山上那个彭德怀！”
没有人敢搭腔。他就自顾自愤愤不平地说下去：“我在庐山会议上没有错，我错在哪里呀？我写信给主席，符合原则，我是根据国内情况和即将召开的庐山会议的内容而写的，是给主席作参考的，为什么竟说成意见书呢？说我怀有什么阴谋，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有目的……都不对。但我是有准备的，准备什么呢？准备开除党籍，准备和老婆离婚，准备杀头！”
此时，彭德怀的癌细胞已扩散到肩部、肺部及脑部。虽然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但他仍每天数次到卫生间，自行清洗大便。医生、护士要帮忙，他挥手拒绝，说：“太臭，你们走开！”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急切地要把自己满肚子的话倾吐出来。边清洗，边不停地说：“说假话，搞浮夸吃香；说实话，讲真话有罪。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他有时大声反问：“我是共产党员，为什么看到党受损失不应当说真话？我是政治局委员，有权向主席反映情况嘛！”他不时流露出有话无处诉说的心态，情不自禁地流着眼泪，念叨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名字，倾诉自己心中的委屈和郁闷。
彭德怀的病房里，常常响起他的吼声
有时，他会突然变得很沮丧，呆呆地望着窗口投射进来的一束光线发愣；有时，他会痛苦地闭上眼睛，或许是沉浸在回忆里；有时，他会独自流下眼泪，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旧事。
我们医务人员想尽办法，减轻他的痛苦，但只要病痛有所缓解，他就会不停地说下去：“如果我的罪大于功，就干脆把我处决了，或让我解甲归田，回家当农民吧！这里我实在待不下去了！”
我负责的病人里，也有其他受到冲击的老帅，但别人都比较安静，只有彭德怀的病房里，常常响起他的吼声。
他不愿答应医生查房时的询问，对如何给他治疗，用什么药，从不提出疑问及要求。他有时双眉紧锁，沉默无言。夜深时，我们曾听到他梦中大喊：“消灭敌人！冲啊！同志们……”接着，便是很长一阵无休止的咳嗽。
他受尽病痛折磨，经常痛苦呻吟，但医生查房时，他很少诉说身体状况，总是滔滔不绝地说些与病情无关的事。但我们有规定，听到不回答，不外传。
冤屈长期得不到申诉，他孤立无援，束手无策。他穿着破旧的黑薄棉衣，脚上蹬着棉布鞋，连袜子也未穿，脚趾从鞋前沿的破洞里露出来；他面色铁青，双手插在袖筒里，浑身瑟瑟颤抖。
他显然力不从心，知道命运根本不掌握在自己手上。因而时常怒火中烧，不停地和看守战士大声争吵：“我要憋死了！我不在这里坐以待毙！快放我出去吧！”
有一次，他暴跳如雷，对着战士吼叫：“我要见毛主席，不然你们也把我开除出党吧！拉出去枪决好了！好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说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可战士冲他摇摇头，显得无能为力。
彭德怀体内的癌肿已侵犯到全身多个部位，肩膀肿得厉害，痛得不能动弹。经医院及科室有关人员研究，拟给他进行“放射”治疗，并报专案组及他唯一的一个亲人、大侄女彭梅魁同意后着手实施。
在最后的日子里，他的情绪变得更加起伏不定。时而消沉烦躁，时而呆呆地凝视思索，时而扼腕长叹暗自垂泪，时而又破口大骂。当我询问他病情时，他常常答非所问，只顾诉说自己的心事；看守战士干涉他时，他也根本不加理会。
比如，我问：“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你要坚持放疗。肩膀和腰部的疼痛减轻些了吧？”他回答说：“我顶得住。肩是压不垮的，腰杆子是直的。为什么迟迟不给我定案？我彭德怀有什么罪？我这样死，死不瞑目！”
他侧过头去，眼泪流在枕头上
医务人员推着他，通过人来人往、昏暗阴冷的地下通道，去接受“放疗”。他身穿黑棉袄，脚蹬圆口布鞋，头上戴着鸭舌帽，一个大口罩几乎遮盖了整个脸。他已经步履维艰，只能坐在轮椅上，更加显得老态龙钟，没有人能认得出这就是曾经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
他常常自言自语：“我还是那句老话，‘是非有公断，事久自然明’，主席说叫历史去做结论吧，我等着历史做结论。”
彭德怀因癌症转移，周身疼痛，尤其肩膀肿痛难忍，痛苦不堪，以致他在床上拼命挣扎。有时，他痛得用牙咬破被子、床单，将它扔在地上。护士只能不厌其烦地为他更换床单、更衣及擦澡。
他已经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将不久于人世。给他喂食物，他打落在地。他烦躁不安，脉搏加快，呼吸急促，口唇发绀。医务人员竭尽全力抢救，不分昼夜地观察着他的各项生命指征。他终因全身多器官衰竭，而逐渐进入半昏迷状态。
11月4日，医院征得专案组及他侄女的同意，给他做气管切开术，以维持最后的生命。此后，他完全不能说话了。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头脑依然是清醒的。无人的时候，他常常侧过头去，眼泪默默地流淌在枕头上。
在生命的最后一天，当医护人员给他吸了痰，他又突然用那枯瘦如柴的右手在空中比划着，张着嘴“啊、啊”地想叫喊。也许，他不甘心就这样离开人间！
1974年11月29日15时35分，这颗跳动了76年的顽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在那个数九寒天的苦涩岁月，没有任何人为他送行。护士像对待每一位逝者一样，常规地为他做最后一次擦洗、更衣等料理，一条洁白的床单严严实实地遮盖着他的遗体。
一位指挥千军万马鏖战大江南北，为民族解放事业纵横捭阖，为人民利益刚正不阿犯颜直谏的共和国元帅，就这样默默地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