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大将最为出名的两件事，一件是挺进东北时不听传言，顶住压力，坚持让新四军3师全副武装奔赴东北。到东北后向中央发出“七无电报”，建议花大力气建设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第二件是四平保卫战期间，身为前线主力部队的主官，他公开反对在四平与敌决战。解放后他与毛主席偶然聊起此事，毛主席说当年“变四平为马德里”是他的决定。黄克诚却当面顶撞说：“是你的决定，那也不对。”

人非圣贤，谁能无过？问题是那个时候，毛主席在全党、全军的威望如日中天，而且四平保卫战早已时过境迁。要换作旁人，触及这个有些尴尬的话题，多半话锋一转。但偏偏黄克诚却是个“死心眼”。这也许就是他历史上曾背负着“一贯右倾”名声的根源所在。

历史上，黄克诚第一次被指责为“右倾”，是在湘南暴动酝酿之时。当时，永兴县特支书记向大复提出“杀！杀！杀尽豪坤反革命！烧！烧！烧尽他们的巢穴”这样的口号，黄克诚觉得不合适，即被邝振兴指责为胆小怕死，是右倾机会主义。

1928年1月底至3月，一场空前规模的暴动席卷湘南大地。时任永兴红军警卫团党代表兼参谋长的黄克诚，对湖南特委书记陈佑魁下达的大烧大杀的指示持有异议，并在永兴县委开会讨论贯彻湘南特委指示时，公开表示反对。结果，县委书记李一鼎严厉指责黄克诚右倾，并强令他执行上级决议。黄克诚在实际执行采用了变通手段，从此便失去了李一鼎的信任。

湘南暴动期间，永兴县肃反委员会将大革命低潮时脱离革命的陈甲衡视为叛徒，将其处决。在惩办恶霸地主时，将地主未成年的孩子一并斩草除根。虽然是少数派，但黄克诚在这两件事上都曾勇敢地与大多数人唱反调。加上在耒阳失守后，他曾建议李一鼎赶紧将分散的武装收拢起来，准备应对敌军的大举进攻，结果被指责为“惊慌失措”、“怕死”。

黄克诚转入红3军团，任第3纵队第2支队政委后，又明确反对部队执行中央指示攻打长沙，被3纵队政委张纯清视为“过高估计敌人力量，是十足的右倾机会主义”，并予以撤职。直到红３军团被迫退出长沙，在长寿街进行整编时，黄克诚才被降职任命为红8军4师3团团政委。

“富田事变”后，中央苏区内部展开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波及面甚广。黄克诚对此深表怀疑，在接到肃反委员会提交的“ＡＢ”团分子名单后，自知硬顶是无济于事的，便派警卫员悄悄通知名单上的人，暂时到山上找个地方躲起来，由他暗中派人送饭。事件败露后，黄克诚悲愤地质问肃反委员会，为什么要滥杀无辜！并同他们大吵一些。于是，黄克诚被认为不是“ＡＢ团”，就是“托陈取消派”。要不是彭德怀及时干预，黄克诚也得成为肃反运动的牺牲品。不过，在那样的大环境下，彭德怀虽竭力保住了黄克诚的命，却保不住他的师政委职务，只能让他在军团部当秘书。直到1931年12月，肃反扩大化被纠编后，他才复任师政委。

红３军团攻打赣州失利，后来被彭德怀认为是平生“四大败仗”之一。战役结束后，时任黄３军团政治部主任的袁国平在田村主持会议，批判此前就强烈反对攻打赣州的黄克诚是“对抗中央路线”。又称黄克诚主张打“土围子”、扩大苏区和反对“左”的土地政策是右倾机会主义。

中央红军长征，二占遵义后，黄克诚从缴获的报纸上获悉，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损失严重，许多领导人牺牲，便深为红军的安危担心。生性耿直的他当即向上级反映自己的想法：老根据地已被敌人摧残殆尽，主力红军又受到重大挫折，剩下的部队已不多了，当前保存革命力量十分重要，应该尽量避免与敌人打硬仗，因为红军再也经不起消耗了。在必须与敌作战时，要注意掌握时机，作通盘考虑，并应找出打开新局面的办法来。现在看来，这个思路并没有错，但在当时那个历史环境下，黄克诚又被认为是“缺乏信心”，被降职为红３军团司令部侦察科科长。

红军走出草地后，中央调了一些原红１军团干部到红３军团工作。红３军团在彭德怀的言传身教下，上下一致、官兵平等做得极好。因而有人对这几位“外来干部”常聚在一起改善伙食看不惯。而这几位“外来干部”又对红３军团战士在极其艰苦情况下偶尔违反群众纪律的行为看得过重，要求严惩。这种涉及到“山头”的事本就敏感，而“不识时务”黄克诚又一次“开炮”：一些干部战士情绪不高，发点牢骚，这与领导者平时教育不够有关系。同时，有些领导干部在生活非常艰苦之时，不能以身作则，对下面有影响，不能完全责怪下面的同志。下面的同志偶尔违反群众纪律，固然是不对的，但还是应以教育为主，不能采取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何况我们刚刚走出草地，大家已经被拖得精疲力竭，目前的情况依然很困难。马上进行整顿纪律和审查干部的工作，是很不适宜的。

这通“炮”放出去，黄克诚立刻就被认为政治上不可靠，不适宜担任领导职务了。俄界会议后，中央红军主力整编为陕甘支队，黄克诚本来似任第２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长，结果就因为这通“炮”，被打发去当了军事裁判所所长。

陕甘支队到达哈达铺后，体力尚未恢复，就又向陕北进军，一路上掉队的人不断。部队政治保卫机关认为掉队与情绪不振有关系，怀疑掉队的人会投敌叛变，于是将掉队的同志抓起来交到军事裁判所。黄克诚认为这些同志从江西一路长征到陕甘，政治上绝对忠诚，因体力不支掉队是情有可原的，不应对他们采用残酷的惩罚措施。结果，却遭到政治保卫部门的领导好一通训斥：“你还当过师政委呢，连这点小事都处理不了，真不中用！”甚至有领导毫不客气地说：“像黄克诚这样的人，年龄大了，干不了什么工作了，连当个红军战士也不够格。”

抗战期间，黄克诚率八路军5纵队南下支援华中新四军。1940年10月，陈毅、粟裕取得黄桥决战胜利后，中原局及华中指挥部决意乘胜举行曹甸战役，拔除韩德勤顽军在苏北最后的立足点。对此，黄克诚坚决反对。他认为，从政治角度来说，打黄桥是我军被迫自卫，打曹甸则师出无名。况且当时华中根据地极不稳固，贸然投入水网地带攻坚，于我不利。

在自己的意见未被采纳后，黄克诚又于1940年12月11日致电华中总指挥部，对曹甸战役的具体打法提出一系列建议，但仍未被采纳。曹甸战役，最终以我军未达到战役目标就被迫撤出战斗而告终。但事后，华中局领导却认为黄克诚右倾，撤销了他第5纵队司令员职务，仅保留政委职务，司令员一职由陈毅兼任。

50年代末期的事，大家都耳熟能详，就不必笔者多费笔墨了。难能可贵的是，黄克诚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复出后，却在1981年4月11日，《人民日报》上撰文警告：丢掉毛泽东思想，子孙会受罪！

瞧瞧，这就是被人称为“一贯右倾”的黄克诚大将！现在回头历数这一桩桩，一件件，无不令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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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作者简介：王正兴，原解放军某野战部队军官，曾在步兵分队、司令部、后勤部等单位任职，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对军队战术及非战争行动有个人独到的理解。其著作《这才是战争》于2014年5月、6月，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栏目分两期推荐。他的公众号名亦为“这才是战争”，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