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火箭军参谋部的退休研究员杨承军教授撰写文章，表示”炒作核武器数量对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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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章中他强调”即使按照他们（胡锡进）提出的数字增加核弹头，既不能对美国构成新的威慑......更会造成国家经济的失衡，对更需要投资的脱贫、住房、医疗、上学、养老等领域的热点问题则无力解决“。

国内核武器最不透明的信息，就是采购和维护费用。这一点外人没有渠道得知，也无法按照一般的技术规律推断其可能的大致情况——唯一可以断定的就是必然极为高昂。

杨承军教授的文章没有披露出具体的数字，但这个定性的结论至少可以说明；把核弹头和战略导弹数量扩充到现有规模的几倍，其经济代价是极其巨大的。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经济是政治的基础。在核武器时代，核大国之间全面战争即等于全面毁灭的背景下；全面军事竞赛的最终胜负，一定取决于哪一方的经济先承受不住。

这就是为什么美苏会多次签订裁军条约，从巅峰时期的几万枚核弹减少到目前的各几千枚。同时也是为什么同样是十年泥塘、狼狈而退，越战对美国经济和社会形成了重创但没有致命，阿富汗战争则成了压垮苏联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20世纪的国家发展模式竞争中，为什么苏联崩溃解体，西方不战而胜；其中的原因，从国内的基础军事理论著作的思想观念来源变化就可以反映：

在80年代末期，国内国防经济学依旧还把不少苏联阵营的相关著作作为重点参考的对象，比如苏联的《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的军事经济》、《苏联军事经济1941-1945》、《军事战略》、《苏军论现代战争中的经济问题》等等。此外还有一些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的著作。

但苏联解体后到现在为止，国内军事经济领域的主流著作，要么是直接引进西方的经典书籍，如《核时代的国防经济学》、《战时经济学》；要么是基于消化西方学术基础以后，国内专家结合国情写的著作，比如军事科学院写给研究生的《国防经济学教程》。

对比苏联和西方的国防经济学说，以及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轨迹；苏联整个国家模式的彻底失败实际上是早已注定的：

因为“经济理性”的严重匮乏，使得苏联的“经济——军事”体系，上不能开源，下不能节流，中间不能有效提升诸多环节的运转效率。这样的体系怎么可能不衰竭、不崩溃、不解体。

在经济开源和提升中间环节的运转效率上，苏联经济僵化到令人难以置信的荒谬地步。戈尔巴乔夫在回忆苏联《1981-1990食品纲要》的制定和推行过程中，要求改良牲畜品种、采用科学饲养方法和更高效率的集约型经营方式；用更少的存栏牲畜数量，就能实现更高的肉、奶产量。

以经济理性的角度来看，这是极其自然的需求。但在80年代初期的苏联，这依然遭到了以谢尔彼茨基（军工出身，苏共中央委员）为首的一大批政治、经济负责人的严厉反对。

谢尔彼茨基当时怒斥：”这种乱七八糟的说法都是些什么玩意？总XX（勃列日涅夫）号召要提高牲畜的数量，我们却谈到了相反的号召。这会把所有人的思想搞乱“。

导致这种反对意见的背景，是当时苏联简单的以土地耕种面积和存栏牲畜数量来进行经济计划的制定和政绩考核。

今天中国的核武器数量争论，其实与这个例子有很多的相似之处——特别是缺乏经济理性的盲目性。

太多人对核武器本身的技术完全无知，又毫无国防经济学的基本观念；结果就是总会犯高估核武器数量对有核国家的威慑能力，低估核武器采购、维持的经济代价。而单纯从最简单的数量去看待核威慑能力的高低，不考虑经济上的代价，就是这种思维模式的直接结果。

其实国内核力量发展上的不足，不在于数量本身，而在于生存和突防能力——比如”三位一体“能力的欠缺。

相较于制造更多的弹头、东风41，并试图依靠核力量现有性能不变、总体规模加大来威慑美国；按照目前的常规力量建设路线，高效推进，把三位一体能力中欠缺的空基投放平台短板补全，才是真正经济上高效、威慑能力提升上也更明显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