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是中南半岛最南端的一个国家，与“金三角”的三个国家接壤。其西部及西北部紧邻泰国，东北部与老挝交界，东部及东南部与越南毗邻，南部则是面向暹罗湾。
在1863年，柬埔寨沦为法国殖民地，在二战期间，日军短暂占领过柬埔寨，在二战后，柬埔寨于1953年脱离法国宣布独立。近年来，旅游业与农牧业、工业和基础建设、能源产业一起号称柬埔寨经济体系的“四驾马车”。
经过多年的发展，旅游业已经成为柬埔寨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其占GDP的比例超过15%，由旅游业带动的相关产业对GDP贡献率超过40%，是亚洲地区旅游业占GDP百分比最高的国家之一，主要的客源来自周边地区、中国和日本等亚洲国家。
在旅游业带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却暗藏危机，性交易、毒品和赌博等严重危害柬埔寨的社会良性发展，妇女儿童权益得不到保障、犯罪率居高不下、社会矛盾突出等。而这种现象几乎成为中南半岛国家的通病，这一系列问题使柬埔寨成为了白人寻欢天堂，本地人的噩梦。
买春旅游团，是近年来在中南半岛国家兴起的一种特别的旅游方式，一群人以旅游为名，到达目的地后从事性交易活动，而买春旅游团也成为柬埔寨“跨国贸易”中的一种，首都金边的酒吧一条街就因其价格低廉、性产业链成熟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虽然柬埔寨法律明文规定性交易是非法的，但是经营者总能给自己找到一个合法的外壳，或酒吧，或酒店，或KTV，或按摩店。没有需求，没有利益诱导，女孩们也就不会前赴后继，在柬埔寨的夜店里，来自欧美国家的白人和来自中国的游客成为消费的主力军。
保守估计，仅金边就约有十万性工作者。通用标准下，柬埔寨本地服务人员每夜的价格在50、100、150美金不等；越南服务者价格在150美金左右；中国服务者最昂贵，在200美金左右，当然，在最昂贵、档次最高的酒吧里，价格会更高。市场早已在无形中给每个女孩标好了价格。
在这庞大的从业群体中，有一部分人是自愿选择了这个职业。她们多数来自农村，家庭贫困，兄弟姐妹多，没有机会接受教育。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驱使她们来到灯红酒绿的大都市，但是，想在城市里谋生，她们只能被当作低端劳动力使用。
相比于保姆、洗碗工和小摊贩，从事性服务业显然更加轻松，收入也更加可观。在西哈努克港，有些工厂女工甚至白天在工厂上班，晚上在KTV工作。大部分人在入行后最高的期许便是找到一个好的富商，成为他的二房或三房妻子。
但是据统计，约有10%-33%的女性性工作者是被拐卖到色情行业中的，人口贩卖异常猖獗。更有甚者，柬埔寨还有着一条充满恶臭的恋童癖服务产业链。在这里，恋童癖将魔爪伸向了可怜的柬埔寨儿童。
几年前，引起西方媒体广泛
她的母亲在皮条客邻居和老鸨的怂恿劝说下，答应出卖年仅十二岁的女儿的童贞以换取一大笔钱。陌生的车辆接走Keo之后首先将她送到一间非法经营的医疗诊所做检查，以确认她的处女膜完好，没有感染艾滋病。
在一切条件合格之后她才被送到那位“有钱有势”的男人那里，噩梦就此开始。如果说，非法性交易在柬埔寨是公开的秘密，那么处女性交易则显得更加隐蔽。
因为有这种需求的多是柬埔寨政府、军方、警界的高层官员，或是亚洲其他国家的富豪精英，他们支付500到5000美元不等的费用与处女共度良宵。
处女交易蓬勃发展的主要原因是“文化迷思”。另一方面，潜在的金钱诱惑使得无数贫困家庭选择出卖年幼的孩子的童贞，“买家”会雇佣当地的女性来实施诱骗，因为她们更容易和少女的妈妈们变成朋友。
在柬埔寨，买春、人口贩卖和性交易被当作摆脱贫困的有效手段，柬埔寨国内民众对此行为也大多持暧昧态度。由于法律无法被彰显，柬埔寨成了可以和幼女发生性关系的天堂，因为即便被抓后总是可以通过贿赂警察和法官而逃避惩罚。
近十年间，东南亚各国纷纷逐渐完善法律和经济制度，以追求国内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因此，作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要素，赌博业自然成为整顿的对象。包括泰国在内的许多东南亚国家驱逐大批网络诈骗团伙与线上非法赌博组织，这些团伙和组织只能另觅出路。
正值此时，偏居一隅的柬埔寨认为自己终于捡到了从天而降的“后来者先机”，开始反其人之道而行，敞开门户，以极宽松的许可标准和极廉价的经营成本吸引这些已经被淘汰的产业，柬埔寨“东方拉斯维加斯”的美梦由此拉开了序幕。
早在1995年，柬埔寨就通过《打击赌博法》，法律禁止本国公民参与赌博，但承认赌博业的合法地位，这背后的意图不言自明，柬埔寨政府想要从赌博业中获取经济利益，但是又担心本国公民过度参与赌博由此带来社会隐患。
因此从柬埔寨赌博业诞生的那一刻起，柬埔寨政府就将眼光瞄准了外国游客的钱包。目前，在东南亚国家中，柬埔寨拥有的赌场最多，其次是缅甸、老挝和菲律宾。
2018年，柬埔寨政府批准了52个赌场牌照，总数达到150个，这个数字比2017年仅有的98个赌场增加了53%。赌博活动需求的增加，特别是来自中国的游客数量创记录地增长，被视为赌场增长的原因。
2018年，超过160万中国游客访问柬埔寨，占所有外国游客的26%。柬埔寨的这150家赌场中有近90家位于西哈努克港，泰国边境的波贝和越南附近的巴域各拥有10多个赌博场所。
柬埔寨及其周边各国都明令禁止本国公民赌博，因此在东南亚各国，赌场里的外国人往往占据大多数，这也是柬埔寨在边境设立赌场的原因。
赌博作为一项娱乐活动抑或政府筹资手段已经伴随着人类走过了整个文明岁月。不论社会或政府对其持何种态度,从未在人类生活中销声匿迹。
人类社会实践的历史证明,追求赌博及其所带来的刺激与满足感,是人类的本性之一,无法被完全禁绝，但是为了消解赌博业带来的负面效应，需要政府加强立法，强化制度规范。
在柬埔寨，当周边国家纷纷通过更加完善的制度整顿赌博业时，柬埔寨为从赌博业中分一杯羹，以低姿态迎接这些被周边国家淘汰的末端产业。
柬埔寨周边乃至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是明令禁止本国公民参赌的，柬埔寨借此成为了亚洲乃至世界许多游客寻求刺激和满足感的目的地，不可否认，在一段时间内，赌博业所带来的效益完全超过其负面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赌博业的兴起，为柬埔寨吸引了许多外商投资，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在带动消费的同时，解决了就业问题。近两年，在西哈努克，随着赌博业蓬勃发展，带来了大量的从业者和赌客。
2015年，来自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企业家们陆续进入西港，短短三五年时间，西港的华人从寥寥数千剧增到30余万，急剧增加的人口以及他们的巨大消费潜力，便成为了房地产业得以快速扩张的“风口”。
华商一直是房地产业最敏锐的洞察者，在这样的风口，西港房地投资被迅速“炒热”。赌博业带动了西港休闲娱乐、房地产、酒店、旅游、餐饮等行业的兴起。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在随处可赌的环境中，柬埔寨民众也难免深陷其中，由于立法不严，执法不力，非法赌博现象丛生。
近几年，网络赌博及其催生的黑色产业规模化运转，柬埔寨颁布于二十多年前的《打击赌博法》也已无法完全适用，与网络赌博相伴随的诈骗行业也应运而生，它们仿佛一块滚烫的烙铁，落入柬埔寨法治缺失的社会中。
由此引发的黑帮、枪击、非法洗钱、帮派斗争以及仇杀等事件此起彼伏，成为危害柬埔寨社会稳定的隐患。
终于在2019年，洪森政府颁布了禁赌令。禁赌令生效后，有牌照的实体赌场仍能继续运动，为政府财政“输血”，但是其他无牌照的赌场及网络赌博将被禁止，这将有助于提升社会的稳定系数。
向来“黄赌毒”不分家，在性交易和赌博业“方兴未艾”的柬埔寨，毒品同样泛滥成灾。更何况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柬埔寨紧邻世界最大的毒品产地“金三角”，具备“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便利条件。
谈及柬埔寨的毒品问题，就离不开“金三角”这一重要的因素。关于“金三角”的“身世”，还得追溯到19世纪。众所周知，是英国人最先将鸦片带到亚洲的，然后西方其他国家跟进。东印度公司最先将鸦片带到金三角，这一区域是英国对大清帝国输出鸦片的主要来源地。
法越战争爆发后，为能够全面占领越南，法国将求助的目光投向了居住于崇山峻岭之中的原住民。彼时的金三角周边国家也没有正式测定边界，原住民长期生活在深山老林之中，生活方式落后，他们只有族群观念而没有国家观念。
法国人的手段是让原住民种植罂粟，但是罂粟成熟之后的销路就成为问题了。因为英国的贩毒活动已经大规模减少了。
这时候原住民不得不找法国人收购，法国人答应收购罂粟的附加条件是，原住民必须从军事上帮助法国攻击越南游击队，而原住民多凶悍野蛮，双方很快就达成交易。于是，作为法越战争的附属品，金三角这个世界最大的毒品源地初具雏形。
在二十世纪之后，美国在此地区的活动进一步推动了“金三角”成为世界最大的毒品来源地。
美越战争期间，美国在南越的“统战”策略则与当年法国的策略如出一辙，他们拉拢联合当地山区族群的首领，与他们达成鸦片收购协议，以换取山区族群对于南越的支持，对抗北越。正在此时，金三角第一代毒王罗星汉崛起，后继者有坤沙、彭家声等人。
柬埔寨虽然不属于“金三角”国家，但是作为金三角毒品流向国际市场的过境国，深受毒品的侵害。现在柬埔寨境内出现的许多种新型毒品，如注入冰毒片和摇头丸，都来自金三角，柬埔寨多数时候只是这些毒品的中转站，它们过境柬埔寨流入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
柬埔寨多个省份也都曾经出现过制造新型毒品的窝点，他们具备有加工、生产和包装等一系列制毒工序。由于边境管控不力，又被“金三角”国家三面包围，柬埔寨迟早被毒品“支配”。只要金三角这一毒源没被清除，柬埔寨的毒品问题也无法彻底解决。
据调查，目前位于金边就有超过1500家娱乐场所，其中涉毒娱乐场所占了86%，共有1000多家此前曾与警方签署过不使用毒品的协议。尽管如此，毒品犯罪、毒品流通依然活跃。
赌博、性交易早已在柬埔寨司空见惯，而这些行业往往是贩毒吸毒的重灾区。毒品无处不在，便捷的购买途径，让许多民众掉进了毒品这一张网中，而更多的吸毒者则纷纷走上以贩养吸的道路，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纵观柬埔寨警方破获的毒品案件中，未成年人、青年人是参与毒品案件最多的一个群体。有毒品的地方不仅充斥暴力，还有可怕的疾病，柬埔寨艾滋病群体超过7万人。
据估计目前柬埔寨注射吸毒人员的艾滋病感染率为14%-31%。由于贫困，在灰色地带疯狂“试探”的青少年普遍受教育水平低下，在面对诱惑时缺乏辨别能力，他们或投身性服务行业，或吸毒贩毒。
本该成为国家希望的一个群体，如今成为影响社会治安的不稳定因素之一。另一方面，枪支的泛滥助长了毒品在柬埔寨社会上的犯罪危害。
毒品交易常常是跨国犯罪团伙所为，中国也是金三角毒品的受害对象之一，当前解决金三角毒品问题更加需要国际合作。电影《湄公河行动》就是根据2011年金三角中国船员遇袭案真实情节改编而成。
2011年，两艘中国商船在湄公河金三角水域遭遇袭击，13名中国船员全部遇难，泰国军警宣称从船上搜出90万颗冰毒。消息传回国内，举国震惊。
为了查明真相，云南缉毒总队长高刚接受了特殊任务，率领一支骁勇善战的战斗小组进入泰国境内，与潜伏在泰国的情报员方新武碰头，二人联手深入金三角查案，并发现案件背后果然有着重重疑点，真正的凶手在嫁祸残害无辜中国船员后，不但逍遥法外，更意图利用毒品制造更大的阴谋。
二人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活捉大毒枭糯卡，打击毒品犯罪，为无辜国人讨回公道。毒品问题在中南半岛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区域性，甚至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问题，广泛的国际合作是逐渐消除金三角毒品问题的必由之路。
多年来，中国一直在实践中扮演着负责任大国的角色，每年都配合东南亚国家查获成千上万即将落入人口的毒品。
在柬埔寨，于具体的个人而言，无论是混乱的性交易市场、“盛极一时”的赌博业还是泛滥的毒品交易，对他们而言仅是追求美好生活的手段，无数少女背井离乡奔赴夜店，母亲们出卖幼小女儿的童贞，还是街头兜售冰毒片的小商贩，他们
追求的是更好的生活，有的仅仅要求填饱肚子。
在贫穷面前，人总是本能地求生，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人性使然。“仓廪足而知荣辱，衣食足而知礼节”，这些从事非法交易的生活在底层的人民，驱使他们触碰法律底线的不是人性，而是贫穷。
而对于柬埔寨这样一个“天资”并不差的国家，百姓为何会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以至于不顾生命安全从事这些不当的营生呢？或许“国家能力”这个概念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其背后的原因。
尽管不同的学者常常用不同的尺度衡量国家能力，通常而言，有三个指标是最受公认的。
其一是军队和警察的力量，也就是国家的暴力垄断能力；
其二是财税状况，也就是政府能把多少社会资源集中到自己手里；
其三是国家的信息能力，也就是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掌握了其疆域内人口、土地、资源的信息。
只有具备了信息能力，才能征兵征税，因此，国家的信息能力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无论从任一角度衡量，柬埔寨都算是国家能力低下的国家。
虽然经济发展水平低下，但是柬埔寨近年来经济仍然呈现增长趋势，但是社会的稳定繁荣程度并没有与经济发展走向成正比，其背后的根源正是国家治理能力低下，国家的财政无法转化为有效的社会治理。
一方面由于财政分配不合理，警力有限；另一方面，由于腐败，政府官员、军队和警方受贿现象屡见不鲜，因此难以调动警力以维持社会稳定。
而在东南亚国家中，柬埔寨政府的腐败程度“无人能敌”，国际透明组织一月份发布了全球腐败感知指数排名，柬埔寨连续四年被评为东南亚最腐败国家，在亚太地区仅优于朝鲜和巴基斯坦。
更有甚者，由于法治水平低下，柬埔寨这些所谓的“统治阶层”也参与到黑色产业中，他们为了攫取个人利益，无视甚至践踏法律，有损政府的权威。
历史仿佛一面魔法镜，总能从中窥出今日的样貌。柬埔寨的今天也并非一朝一夕所就，在上个世纪70年代之后的二十余年里，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各国“摩拳擦掌”，力求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上找到适合自己的角色。
而正是此时，在柬埔寨国内，朗诺政变推翻了原本稳定的西努哈克亲王统治，随后陷入内战，长年的内战直到九十年代才基本停止，这使得柬埔寨错过了那趟 通往繁荣昌盛的“单程列车”，被挤出了全球经济发展的分配地。
柬埔寨素来以农业立国，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近年来一直接受各国的援助。积贫积弱的经济状况是柬埔寨大胆开放收益快且成本低的赌博业的直接动因，也是其无力有效治理社会的根本原因。
“没有国家是一座孤岛”，消除贫困和毒品，保护妇女和儿童的权益，是全世界人民不断努力的方向，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困境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困境。只有国际社会通力协作，柬埔寨国内的“黄赌毒”难题才能更加有效地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