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显然不能仅仅指望受益人的配合或者作证，而应构建一套完备的调查机制，以尽最大限度还原事实。

文|史奉楚

“网约车司机为救婴儿连闯红灯，家长拒绝作证”，这则新闻成了多个平台的热搜TOP3。

据媒体报道，事发地是广东东莞，一家三口上了网约车司机艾师傅的车没多久，婴儿突发疾病失去知觉。艾先生连闯三个红灯将孩子送医，为此，他要被扣18分，并处以600元罚款。交警表示需提供相关的医院证明，婴儿家属却拒绝作证，称闯红灯跟他没关系。

此事一爆出，立马被视作现代版“农夫与蛇”“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艾先生做了好事没好报的境遇，也为很多人揪心关心。

最新消息显示，中国警方在线官微回应：已经取消了对艾师傅的处罚，我们不能让好人做了好事之后还寒了心。平台方也表示，在警方提起调证流程后，平台已将车内录音录像提供给警方；并授予艾先生见义勇为奖金。

此事的结局，无疑称得上“画风引起舒适”。虽然对个体的批评需要慎重，但在此事上，婴儿家属“大恩不思谢”的做法很难不受到舆论痛批——毕竟，这太不近情理了：都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对于司机的救孩子之恩非但不报还不认，这显得有些“良知欠费”。

人心冷漠时，没有一次“恩将仇报”是无辜的，这类做法显然不能被提倡。

但比起批评受助者的冷漠避事，抑或是借此感慨“世态炎凉”，更该思考的问题是：以后再碰到这种情况——受益人非但不懂得感恩，甚至不愿出面配合作证以消除施救人的违法记录，该怎么办？

在正常人来看，见义勇为事件中，受益人理当感恩戴德，积极配合有关部门调查取证，给见义勇为者送上锦旗、赠予财物，都是常见操作。但现实中，什么样的人都有，也不排除有部分受益人因为各种原因而不愿出面作证，甚至拒不见面的情况。

比如此前受到热议的“四川广安17岁少年救人溺亡，唯一证人称其‘洗脚溺水’后服药自杀，父亲奔波7年后‘见义勇为’终获认定”事件，作为证人的女孩跟被救者是亲戚，在大人教唆下她撒了谎，就为了避免承担赔偿责任，最终致使救人少年迟迟得不到正名。

从人之常情角度出发，受益人积极配合作证是其道德义务。如果其拒不配合，那确实属于忘恩负义的失德行为，应受到道德谴责和舆论声讨。

但从长远来看，维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显然不能仅仅指望受益人的配合或者作证，而应构建一套完备的调查机制，以尽最大限度还原事实。

特别是，见义勇为是紧急情况下的施救行为，人们在实施见义勇为行为时，不可能先行询问受益人是否应该感恩，是否应该配合作证。

或者说，人们在见义勇为时，往往不会去查证受益人是好人或者是坏人，是坏人的话就不予施救，即苛求施救对象的道德和品格。

这正是见义勇为行为应受表彰和褒扬的高尚所在。

但是，见义勇为者可以不苛求施救对象的完美，有关部门在维护见义勇为权益方面，则应考虑到多种可能性，即应将施救对象的不配合、不作证等最坏因素考量进去，进而可以采取其他调查措施以还原事实真相，确保见义勇为者不受委屈。

就以此事件而言，有了受益人的证言，见义勇为的网约车驾驶员自然容易消除违章记录。但欠缺了受益人的证言，或者受益人拒不配合的情况下，是否就不能还原真相了？

显然不是，有关部门通过调取公共监控和视频，调取医院记录等证据材料，也可以还原事实，并不是缺少了受益人的证言就办不成事了。这事的最终结果，确实也是这么个走向。

因而，在处理类似事件时，显然不能苛刻要求“见义勇为者必须有受益人的证言方可维护合法权益”，更不能将寻找受益人祈求其作证强加给见义勇为者，成为其附加义务。相关部门理当积极主动地为见义勇为者提供帮助和指导，协助其搜集证据，或者依照职权调取收集相关证据，进而还原事实真相。

让好人有好报，需要的不只是好人自证是好人，更是对旁证该调用就调用的灵活处理机制——那样就算受助者缺席了，照样能证明当事人做了好事行了善。

□史奉楚（法律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