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每日人物尚嵘峥 编辑钟十五
大厂严密庞大的系统里，外包员工是局外人。与正职员工有着不同的不同行动法则，在各自的轨道上运行。HR在面试时就给他们划定了赛道终点——转正，陈思宇直到离职才发现，那个被叫做“转正”的终点其实根本不存在。他们“曲线救国”进大厂，却在转正希望破灭之后匆匆逃离。
▲互联网大厂下班的年轻人，除了正式员工，还有作为局外人的外包员工。图 / 网络
曲线进大厂
入职阿里两个月，外包员工陈思宇忍不下去了，他要离职。
去年6月，刚从欧洲留学回国的陈思宇投了阿里校招的简历。等了一阵子，打来面试电话的是阿里全球速卖通业务的负责人。全球速卖通是阿里面向全球市场的在线交易平台，相当于国际版的淘宝。
电话里，对方提供的是内容运营的岗位，负责监测管理平台全球店铺的综合销量，执行公司销售政策。看中了陈思宇的留学背景，她在电话里给陈思宇“画大饼”，承诺月薪过万，工位安排在自己对面。
陈思宇心动了。唯一扎眼的是，这是个外包职位。陈思宇对此早有耳闻。外包员工被派驻到大厂工作，但是与第三方公司签劳务合同。
大厂的庞大系统中，他们按照不同的行动法则，在各自的轨道上运行。比如，外包员工只能从事边缘性工作，接触不到大厂核心业务和资源，偶尔还要干寄快递的杂活，大厂的薪资福利、晋升渠道也不覆盖他们，转正更是基本无望。一句话总结外包的缺点：“对职场发展很不利”。
在知乎和豆瓣上，大厂外包的帖子里负面评论铺天盖地。有人发帖问外包派遣到网易值不值得去，得到的高赞回答是，“但凡有个像样点的职位都不要去外包，但凡兜里还有下一顿的饭钱都不要去外包！”
网上对外包一股脑的劝退让陈思宇陷入犹豫。但对大厂的执念驱使他必须进入，“我只能说，它会催人长大，对我来说唯一的点就是，可以让自己的简历更好看”。
直接进入大厂的门槛高，学历或经验不符合要求的外包工，转而选择曲线救国，比如先去大厂做外包，再慢慢找机会转正。
钱佳琳也持有这想法，去年年初进入滴滴法务部门，那时她刚从一所普通本科院校毕业不久。“如去面试正职，担心自己学历这一关都过不了。”而且这个岗位的正职不招应届生。所以当她接到外包岗位的电话时，她没多想就答应了。
更让她有所期待的是，这外包职位还有未来的空间，面试她的负责人告诉她，前期更多是些流程性的工作，等上手了，会交代一些对专业提升的工作。
外包工可能会转正，也吸引着拥有几年工作经验的姚逸凡。2020年8月之前，她在华为慧通的展厅接待工作，后来她受不了公司压抑的工作氛围，有了跳槽的想法。
接到猎头推荐阿里外包岗位的电话时，她起先是抗拒的：“干活的一群机器人，机械化的工作都会甩给外包”。让她真正放下芥蒂的，是阿里研究院的政府事务这个外包职位带来的待遇：每月工资15000元，工作日早九晚六，周末双休。这让姚逸凡感慨，“平台太好了”，最重要的是，还有机会转正。刚入职时她才发现，自己的五险一金是按最低标准缴纳的，每月只有几百元。
最后，陈思宇接受了这份外包offer。他前后和电话那头的负责人沟通了一个月，让陈思宇做出决定的，是负责人话语中对陈思宇个人肯定的暗示，比如将他的工位安排在负责人的对面，还会直接带他。这对陈思宇来说，这意味着他自己在团队中“我很重要”，以后转正的机会也会更大。
离职后，他回头看那段面试经历，他明白了自己是被负责人的话术迷惑了。“她说你的确资历不够，所以你先进来从外包干起，干熟有经验了我马上给你提。”
工牌的区隔
很快，面试时领导画的“大饼”就在陈思宇面前碎掉了。
因工牌没办下来，每天到阿里西溪园区门口申请访客名额，然后和形形色色来阿里参观的人一起，戴着标明访客身份的橙色贴纸，挤进没有门禁也不用刷工牌的5号楼。
在大厂，有形无形的标识和符号，都在提醒员工自己的层级。不同于阿里正职员工的P和M，陈思宇这些外包员工，是以F开头的完全不同的体系。刚入职，陈思宇拿到了较高的评级F4。
他的工位从不固定，永远在游移。会议室就是工位，他要每天提前借。全组只有他和另外一个级别是F2的外包同事在5号楼办公，他们都被阻挡在装有门禁的办公楼外。
后来他才得知，这位毕业于浙江某所双非院校的外包同事，已经借会议室独自办公了三个月，每天干的最多是收表的杂货，从来没有六点半准点下班过，“真的不知道她怎么撑下来的”。
陈思宇受不了借会议室办公，第一次有了不想干的想法，但他忍了下来，“真的想进组看一看”。借会议室办公的日子持续了一个月，直到工牌办了下来。
当天，陈思宇刷开办公楼门禁去找自己工位，却发现不在领导的对面。这是正职员工空下来的工位，他拒绝承认那是自己的正式工位，因为“跟捡剩饭剩菜一样。”
然而，一切出行都要借助的工牌却是固定的。拿到工牌，陈思宇有了和正职员工一样的入门钥匙，不一样的是工牌颜色。外包员工是浅绿色，正职员工是深绿色。
工牌颜色的区别让陈思宇“不爽”，觉得把人划为三六九等，他对尊严极其敏感。于是，外包工的浅绿色工牌被他收起来，再也没戴过。
▲某互联网大厂正式员工戴着橙色工牌，外包员工戴绿色工牌。图 / 网络
平时，王雨欣也不戴工牌。她只在驻场外包公司大型活动上戴工牌，因为所有的人都要戴。也常常在这样的场合，为自己的不同颜色工牌感到尴尬。工牌颜色按照不同职能岗位划分，设计岗是橙色，技术岗是深蓝色，而外包员工不管什么岗位，都是统一的蓝色。正职员工的工牌上会标明姓名和部门，外包员工的工牌只有姓名。
她也进不了公司大群，没法直接收到全公司层面的通知，永远是领导在小群转发通知。有时领导很晚才转发通知或忘了转通知。有次，王雨欣按往常时间等公司班车上班，到点车却迟迟不来，她去小群里问领导，才知班车改了时间，最后只能慌里慌张打车去了公司。
月底发工资时，陈思宇发现，面试时承诺的月薪过万更像是空头支票，到头来只有九千多元。此后的过年过节，也从没收到过公司发的福利。王雨欣和她的外包同事，也从来没有收到过公司的年终奖和开工红包。
不过，在阿里研究院的姚亦凡没有为工牌烦恼过，或有可能与其所处的职位有关。她的工作性质属于给资源的一方，日常办公中级别比其他部门高，其他部门同事对她说话都客客气气。
部门的3个人，都是外包员工。上班第一天，主管就跟她们说，“我没有把你们当成外包的同学，也希望你们也不要把自己当外人”。
如果非要说有什么让人不舒服的地方，是刚开始来一直坐临时工位，后来问题很快就被主管解决了。
局外人
工卡的权限在大厂是种或明或暗的权力象征。而对外包员工开放的权限远比正职员工少得多。如外包工牌刷不了电梯乘坐。或因没有权限，去园区另外一栋办公楼，被保安告知不能进去。
和王雨欣相同岗位的同事有9个人，全都是外包员工。王雨欣企业
陈思宇也面临过跟王雨欣同样的情况。去食堂吃饭，外包工牌刷不进去，他只能和其他外包同事点外卖，直到后来跟负责人反映才解决。对权限的限制直接降低了工作效率。比如，当陈思宇想下载数据时，每次都得让有权限的正职同事帮忙。他不愿意每次开口向别人求助，人为制造的工作效率低下也消磨着工作热情。
▲在互联网大厂，外包员工的成长远不及正式员工。图 / cfp
链条上的外包员工是大厂局外人，他们被安排在头和尾，永远接触不到中间的核心环节。
陈思宇觉得，他们都是“某个环节上的一颗螺丝钉”，甚至“连螺丝钉都不如”。
进了滴滴，钱佳琳也发现实际上流程性工作比面试官说得更琐碎。合同盖章，材料归档，报销发票，给其他组的正职同事拿快递的活，都被推给钱佳琳。
外包员工的成长性远远不及正式员工。重要的工作和任务，领导只布置给同部门的管培生，钱佳琳每周例会上听着管培生汇报工作，明显感到他们在成长进步，而自己仍局限在合同盖章和发票盖章。好在她遇到一个有人情味、对下属一视同仁的直属领导，这让她略感欣慰。
钱佳琳的感受，也得到在腾讯工作的男朋友印证。“如果团队招外包的话，大家默认外包是干最苦最累的活，不会优先考虑给外包成长空间。”
王雨欣在工作中慢慢发现，自己终归不属于大厂。心理暗示下，王雨欣有意无意地和正职同事拉远了距离，“他们都是聊他们的，我们聊我们的”。工作上她直接与上级领导对接，同事间也更多和外包同事接触。
卑微感在陈思宇身上表现得更明显，外包的身份成了他的负担。端午节公司食堂办包粽子比赛，所有员工都能参加，陈思宇不敢去。他怕走到食堂门口被人拦住，“对不起，外包同学不能参加”。
外包身份带来的刺痛，有时也会来自公司的正式员工。比如在滴滴的内部论坛，就有员工发帖问，“凭什么外包的人也可以看内网？”被外包员工看到了，他们愤愤不平，“外包都是干的最苦最累的活，为什么不能看？”
难以兑现的转正
面试时HR承诺的“有机会转正”，进入职场赛道后，他们发现不容易兑现。
为了转正，有的外包员工付出比正职员工更多的努力。曾在网易游戏部门做过正职的安左贤注意到，自己每天早上到公司的时候，外包同事早就在工作了，晚上十点多下班，外包同事还没走。部门安排工作任务时，外包同事也总是多领一份。
安左贤同部门30多人里有一半是外包。在他看来，“外包都是一些比较差的学校”，但日常工作中，他看不出外包同事能力上比自己差。
他毕业于上海一所985高校，通过校招进入的网易，和一起校招进公司的同事更熟络，对外包同事的了解仅限于工作对接。
但很少有人跑到终点，甚至那个被HR划定的叫“转正”的终点，根本就不存在。
王雨欣一开始就是奔着赛道终点去的。等她进了后发现，自己被一股危机感笼罩，外包员工随时被辞退。之前公司砍掉了两个项目，外包员工也跟着凉掉的项目走了，因为合同里写明，项目截止员工只能调岗，不接受调岗就算放弃工作机会。
有同事因业绩连续三个月下滑后，被辞退了。她逐渐学会自己判断业务发展前景，业绩下滑得厉害时，被辞退的警报就会在心中打响。临近年底，教培行业的淡季，加上公司教育产品涨价，业绩成倍下滑，王雨欣和其他外包同事默默发简历，自己主动辞了职。
▲晚上11点，聚集着腾讯、新浪等互联网大厂的北京西二旗，一名年轻人刚下班。图 / 肖睿
一位百度的前正职员工告诉每日人物，他身边的两个外包朋友，其中一个每月都申请转正，申请了三年也没结果，另一个每天早上9点上班，凌晨1点下班，干了五年还是转不了正。
“外包员工对公司来说就是廉价劳动力，即使空出head count（职位），也更偏向招经验丰富的社招员工”，上述百度前员工说。
在通往转正的道路上，陈思宇中途退了赛。入职快两个月，公司空出了个正职岗位，他提出申请，但面试时被一个大佬级负责人刷掉，没拿到转正offer。看不到希望，陈思宇给直属领导递交了辞呈。
钱佳琳也一度以为自己快跑到终点了。直属领导开始教她做专业性强的工作，如直接处理公司法务。在钱佳琳看来，领导让外包员工接触核心工作，应该预示着离转正不远了。
可转正的希望还是破灭，直属领导突然离职自己当了老板，新领导对外包员工不重视，流程性工作再次占据她的日常。失落之后，钱佳琳选择离职。辞职时她才听领导说，滴滴每月付给自己的薪资是12000元左右，其中外包公司从中抽成3000元左右。
外包不写进简历
从大厂出走之后，外包员工们迫切撕下贴在“外包”标签。在就业市场，外包经历不受待见。许多大厂HR看到应聘者简历上有外包经历，都会自动筛掉。
姚逸凡说，自己有个在华为时级别比她高的同事，跳槽到阿里做外包后一直想转正，总是转不进去，卡着她的就是这段外包经历。
找新工作时，陈思宇彻底不考虑外包职位了。他把阿里的外包经历从简历上抹去，对外也从不提这段经历，只有家人和几个要好的朋友知道。“外包没面子，自己干得也不开心，没必要公开说”。他解释道。后来他找了一份新工作，是在上海一家电商外企做产品市场。
阿里的外包经历让陈思宇重新理解，人与人之间要平等和尊重。在新工作岗位上，自己在招实习生时，他告诉自己，“不要觉得你高人一等，要平等对待”。最近他听说，当初自己离职时空出的名额有外包员工补了进去，那个员工前不久也离职了，“还是没转正”。
如今已跳槽到小公司的钱佳琳，坦言自己不介意外包的身份，而是更看重工作内容，青睐能学到业务、对自己职业成长帮助大的职位。
她把互联网大厂的高强度工作当做是一种锻炼。在滴滴，她所在的法务部门每年要经手一千多个法律事务，最多一次一天同时处理了五六个工作任务。
“这种工作量和工作强度，让我以后跳槽到其他公司后，在工作上可能都不会有太大障碍”。等来到现在这家小公司才发现，整个公司每天的工作量，比不上她在滴滴时自己一个人每天的工作量的一半。如果重新选择，钱佳琳还是会去滴滴做外包。
王雨欣离职后，等接到网易HR电话，说要招课程顾问和幼儿老师的外包职位，她直接拒绝了。做外包的一年多时间，王雨欣感受更多的是，自己的专业能力不仅没提升，反而一直在帮正职员工晋升。她陷入自我怀疑，“是不是我自己能力很差啊？”
即便如此，王雨欣还是给自己的这段外包经历打了60分，“虽然体验感不好，但也不算白体验，起码知道以后不要找外包”。
在阿里的姚逸凡还坚持朝着赛道终点跑。她对职业的未来充满憧憬，也感受到了被团队需要的感觉。去年底发年终奖时，主管还专门给姚逸凡分析来年的转正机会。6个月过去，她仍在等待那个转正机会。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