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会议。从湘南到通道，经过激烈的争论，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终于得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采纳，从而解决了红军迫在眉睫、至关重要的部队行动方向问题，不但避免了中央红军全军覆没的危险，而且也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等党政军机关的大批干部得以幸存，这就为中国革命保留了最宝贵的财富。

黎平会议及其形成的《决定》，同时也标志着红军的军事路线终于开始转向正确的轨道。经过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以来的挫折，特别是湘江之战的巨大损失，左倾路线的军事方针已经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而毛泽东所坚持的军事路线则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全军上下在挫折和失败中，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的伟大，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重新开始在红军的行动中占据主导地位，中革军委在指导战争和部署行动时，都充分征求和尊重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开始重新参与军事指挥。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在会后则被逐步剥夺，再也无法在红军的军事决策中扮演太上皇的角色了。中革军委第一次有了自主决定军事行动的权力，作战指挥趋于灵活。这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开端。

所有这一切，汇成了红军长征后的第一次真正的转折，也为尔后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准备了条件，奠定了基础。犹如黎明前的曙光，黎平会议使得红军官兵重新看到了光明，中国革命的前途再次呈现希望。在通道会议到黎平会议召开期间，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还做出了另外两项重大决定。

一是进行整编，充实作战部队。决定军委第1、第2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任命刘伯承为军委纵队司令员，陈云为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钟伟剑为参谋长，下辖三个梯队，而以干部团、保卫团为独立的作战部队，直辖纵队司令部；撤销红8军团建制，除营以上干部外，人员全部补入红5军团。同时决定，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期间因反对李德错误指挥被贬任红5军团参谋长的刘伯承，重新出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

二是彻底清理辎重行装，将从中央苏区一路带出的"坛坛罐罐"全部"砸碎"丢弃，部队轻装上路，同时撤销担任搬运任务的教导师建制，人员分别编入红1、红3军团。消息传出，全军雀跃，无不拍手欢迎。

时任国家保卫局驻教导师特派员的裴周玉回忆道："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包裹箱子打开，里面有印刷机、修理器械、医疗器械，还有许多没用的废旧枪支、枪托、枪柄、子弹壳、铁锤、钢条、蜡版、铁球，等等。最可笑的竟还有扫帚、擦枪布、破工作服、烂手套，真是应有尽有。见到这一堆破烂，大家怒不可遏，义愤填膺。回想出发以来，这些破烂东西把我们胖的拖瘦了，瘦的拖病了、拖死了。

那么多的战友没死在敌人枪炮下，却为搬运这些破烂丧生，怎能不叫人痛心？就是这些破烂拖累我们这个有六千人的教导师只剩下两千人了，而为掩护我们和这些破烂而牺牲的两翼部队的战友们，更是不计其数。我们把一腔怒火集中在铁锤上，向着这些该死的东西狠狠砸去，砸得稀烂，放火把它们烧成灰烬还不解心头之恨。"

12月19日，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发布《关于军委执行中央政治局决议之通电》，对西入贵州的第一步作战行动作出部署：以红1、红9军团为右纵队，以红3、红5军团和军委纵队为左纵队，大致于23日前出到剑河、台拱、革东地域。在12月底，右纵队进占施秉，左纵队进占黄平。并规定："在前进中，如遇黔敌应消灭之，如遇尾追之敌应击退之，在不利条件下则应迟滞之。"

红军总政治部也于12月21日发出《关于实现在川黔边创造新苏区根据地的训令》，指出："党中央明确地决定，我主力红军当前伟大的任务，是要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区。"要求各级政治机关及全体政治工作人员，深入到连队之中，做好宣传解释工作，使广大指战员了解党的行动方针，以百倍的勇气与信心为实现创建新苏区而奋斗。

大军未动，政治动员与解释工作即全面展开，且将党的方针与行动方向传达到每一位官兵，这与长征伊始的层层保密、官兵不知所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军事行动部署也表现出了新的特征，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对各军团何时以多少兵力进至何地都要具体规定，而是在确定总的行动方向与原则的前提下，把行动的机断权完全交给了一线指挥员。正如周恩来回忆的那样：黎平会议之后，"军事指挥与以前大不相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

由此，红军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尽管人员减少，但作战部队更加充实，指挥更加灵活，力量更加集中，士气更加高昂，战斗力更加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