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德衡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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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的春节，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破了许多家庭原本应该团圆喜庆的相聚。为了支援武汉，人民军队抽组三支医疗队赶赴一线。作为首批驰援武汉的医疗队，子弟兵再一次当先锋、打头阵，冒着危险逆行。

陆军军医大学医疗队于除夕夜登机赶赴武汉

2月2日，为收治患者专门抢建的火神山医院完工后，交付我军医疗队使用。这对我军医疗队来说，即是信任，也是极其艰巨的任务。队员们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立下了“在疫情面前誓死不退”的军令状。与此同时，驻鄂部队成立抗击疫情运力支援队，开始承担武汉市民生活物资配送供应任务。

驻鄂部队抗击疫情运力支援队

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解放军，这个画面何其熟悉！98抗洪，03非典，08年汶川大地震……次次如此！这是我军区别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国家军队的特殊品质。

“任务重于生命”，在我军历史上最早提出来是在1937年。在合作抗日的背景下，八路军主力离开陕甘宁边区，奔赴抗日前线，在陕甘宁只留下一个人数只有9000余人的留守兵团。面对复杂的斗争形势，在留守部队首次干部会上，毛主席拍着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的肩膀对大家说：“同志们，我在延安就靠这位老兄吃饭，靠你们留守兵团吃饭啊！”

听了毛主席的话，萧劲光大有感触，当晚手书了“任务重于生命”6个大字。这6个字，不仅成为延安留守兵团的训则，也成为部队的品质。

萧劲光，1955年授予大将军衔

在抗美援朝战场，也有一个战例，很好诠释了“任务重于生命”这种精神。这场战斗就是九陵山战斗，当时“逆行”主角，是60军179师537团。

1951年4月22日，为防止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再次实施“仁川登陆”，从侧翼威胁志愿军战线安全，志愿军总部根据新入朝的第19、第3和短暂休整的第9兵团已经集结完毕的实际，决定先发制人，向联军发动反击，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打响。

4月22日黄昏，志愿军和朝军突然发起全线反击，打的联军一再溃逃。时任联军总司令的李奇微，害怕主力陷于合围，命令地面部队迅速撤退，采用磁性战术，即每天后撤30-40公里，与志愿军保持接触，以避开志愿军攻击的锐势，消耗志愿军的体力和补给。

60军所属的第3兵团，任务是从战线的中间突破，割裂左右两边敌人联系。但当60军完成割裂任务后，发现负责穿插和合围的友邻部队有的还未能突破，于是60军只有在发现敌人全线撤退时，迅速追击敌人。

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经过图

4月25日、26日，负责追击逃敌的60军第一梯队179师、181师越过“三八线”。此时，由于联军撤退迅速，在整个战役层面，志愿军各个兵团陷入一线平推追敌的态势，根本无法合围敌人一部，达成歼敌几个师的战役目的。于是，第3兵团司令王近山决定以本兵团力量组织一场围歼战。60军命令179师加速前进，穿插并抢占汉城北面的屏障九陵山，牵制敌人南逃。179师的追击序列是537团在前，536团居中，535团殿后，副师长张国斌跟随537团前进，师部跟随536团前进。

一开始，537团冒雨追击。到了28日拂晓，大雨骤停。原本为了躲避敌机白天的袭击，537团应该停止行动。但是考虑到抢占九陵山的任务紧迫，张国斌和537团领导商量，认为雨后天上依旧乌云密布，敌机的出动频率肯定会降低，遂决定白天加强伪装、继续追击。

此时，在537团追击路线的左右都有友邻部队，大家齐头并进就好像短跑赛场上的运动员。可是，追着追着，到了4月28日快晚上的时候，537团侦察人员发现左右的友邻部队，纷纷停止了追击，在向后撤退。这一变化让张国斌和537团领导一头雾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上级调整部署，还是已经下令停止追击和回撤呢？537团赶紧联系师部，师部没有回应，这让张国斌和537团不知所措。

由于没有接到上级改变任务的命令，张国斌决定537团不管友邻部队行动，继续前进。即便537团将会孤军奋战，但是“任务重于生命”。就这样，在追击敌人的路线上，537团成为了坚持完成任务的“逆行者”。

537团昼夜不停地追击，终于在4月29日3时在九陵山追上了敌人。张国斌立刻命令537团，克服疲劳，发挥连续作战和夜战的优势，在天明前占领九陵山，完成上级赋予的任务。

负责主攻的1营奋勇杀敌，很快攻上了九陵山东北侧和北侧高地，将敌人赶出了阵地。可是由于离拂晓的时间太短，加上九陵山是汉城最后的屏障，敌人炮兵反击火力实在太猛，在天亮前，537团只能控制九陵山部分阵地。于是张国斌和团领导研究决定，停止进攻，构筑工事，转入防御。

天明以后，敌人为了夺回九陵山丢失的阵地，在空军和炮兵的支援下组织反扑。537团官兵利用仓促构筑的工事和劣势武器，顶着巨大的压力，打退敌人一波又一波的进攻。由于537团并没有完全夺下九陵山的主峰阵地，1营认为自己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竟然一边抵挡着大量的敌人进攻，一面命令1连继续向主峰发起进攻。

孤军深入的537团没有友邻部队的协同，也不能联系炮兵支援。1连付出了很大的伤亡，才占领九陵山主峰阵地。敌人眼见主峰阵地丢失，命令4个炮兵营和8架强击机向主峰密集开火，结果1连指战员大部分伤亡。与此同时，在大量战斗机和百余门火炮的狂轰滥炸下，敌人约1个团的兵力跟随几十辆坦克，向537团阵地发起猛攻。战斗最危险的时候，甚至一支由步坦混编的敌军分队已经冲到了537团团部跟前。万幸的是，在师、团两级首长的一线指挥下，机关干部和警卫分队将这股敌人击退，保住了537团的指挥中枢。

随着伤亡逐渐增大，张国斌决定，白天的全面防御转为要点防御，积蓄力量准备在入夜后发动反击，夺回整个九陵山阵地。于是，2营、3营撤出阵地调整，派出精干力量支援1营坚守九陵山的92.6高地与北侧山梁两个要点。虽然这两个要点的防御力量有所加强，但所承受的进攻压力也变得更大了。

战至下午16时，因为即将入夜，敌人停止了进攻。1营虽然保住了两个要点，但自己也付出了巨大的伤亡。1营参谋长牺牲、教导员负伤，甚至刚刚代理教导员的青年股长也负伤，只有营长1人指挥战斗。2连、3连的阵地由于是敌人的主要进攻方向，在持续作战后，阵地上尸横遍野，两个连队的弹药也因为缺乏上级的补给而消耗殆尽。2连、3连只有在阵地上收集子弹继续战斗，甚至在子弹极度匮乏时还拿起刺刀、铁锹、斧头、扁担与敌人肉搏。

牺牲最大的是2连，整个连队为了坚守阵地，全部壮烈牺牲。在后来打扫战场时，友邻单位发现，在一圈敌人的尸体中，有一具志愿军战士的尸体，但是已经被炸得血肉模糊。可以判断，这是志愿军战士在最后时刻拿起手雷冲入敌群，与周围的几名敌人同归于尽。由于2连全部牺牲，加上这名战士面目全非，大家甚至连这位勇士是谁都不知道。

入夜，敌人停止了进攻。537团虽然伤亡很大，但因为夺占九陵山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于是张国斌和团首长决定调整部署，在4月30日1时趁夜再次发起进攻。

就在537团剩余官兵做好战前动员，准备慷慨赴死，不惜一切也要夺下九陵山阵地时，师侦察科长韩俊赶到了537团阵地。原来，志愿军总部早在28日下午，就下达了停止追击的命令，要求各部队回撤。但由于位于536团的179师师部接到命令后，遭到了敌机轰炸。师长吴仕宏身负重伤，政委张向善一面组织抢救，一面立刻命令通信员联系各团通知回撤。

张向善，曾任179师政委，1964年晋升少将

当时的通信手段落后。在行军过程中，由于没有架设电话线，师团两级的通信只有靠电台和徒步通信两种方式。由于距离过远，加之地形影响，师部用电台联系537团未果后，张向善马上派出通信员追赶537团，传达回撤通知。可是537团追敌太快，两批送信人员都没能追上537团，而且均在途中牺牲或者负伤。

因此，537团迟迟没有接到回撤的命令，依旧按照原定计划向九陵山发起进攻。所幸的是，在最后时刻，侦察科长韩俊亲自前来传达命令，才顺利找到537团阵地。由于事关重大，韩俊走后，张向善还派遣了作训科长张振铎前往联系537团。

得到新的命令后，在张国斌副师长的指挥下，537团趁夜顺利撤出九陵山阵地并归建。战后，第3兵团首长对于537团坚决执行命令、血战九陵山的事迹传令嘉奖。

从红军到八路军、新四军，再到解放军，人民军队之所以能够战胜一个个强敌，正是依靠这份“任务重于生命”的精神。在“全民抗疫”的关键时期，“任务重于生命”的人民军队再次冲到了战斗最激烈也最危险的前线。群众很安心，因为“解放军来了，我们就不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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