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晓明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八路军第115师参谋长周昆的下落不明，始终是个历史之谜。对于他最后的记载是携款逃跑，脱离革命队伍。身为八路军的高级将领，深受毛泽东的信赖，前途远大，他为什么会铸成大错？他最终去了哪里？

1902年10月，周昆（原名周绪昆，后在井冈山朱德下达作战命令时改名）出生在湖南省平江县，从小便受到养父家良好的私塾教育。

1927年4月后，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中国共产党召开八七会议，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总方针，派毛泽东去湖南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和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周昆参加了秋收起义，被编进了3团第3营。

9月9日，总指挥卢德铭、1师师长余洒度率修水1团誓师起义，10日抵达修（水）平（江）边界。同日，任班长的周昆被安排在3团驻地铜鼓近郊站岗加强警戒，迎来了一个自称姓毛的年轻人要找团长，但在赶赴铜鼓途中被反动民团追捕丢失了证件，周昆他们谁也不认识，盘查后只得押送他到团部。团部有人认出这是前来指挥秋收起义的中央特派员、湖南省委前委书记毛泽东，团长苏先骏批评周昆有眼不识泰山，毛泽东却表扬周昆警惕性高，这是周昆与毛泽东的第一次见面。

9月11日，第1师各团按预定计划分兵三路会攻长沙。北路的1团在攻打平江时遭同行的4团叛变袭击，损失很大，转奔浏阳。南路的2团攻萍乡城不下，就先占了安源，再克醴陵，后在攻占浏阳县城时因麻痹遭敌突然反攻，全团溃散。中路的3团，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从铜鼓向浏阳开进，先攻白沙，又取东门，但在优势敌军的反击下，也被迫撤出。周昆在攻打白沙的战斗中机智勇敢，为突破敌军防线立下大功，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9月19日，秋收起义队伍在浏阳文家市会师，毛泽东根据当时敌我力量对比情况，决定放弃进攻长沙，挥师南下以求发展。原警卫团部分官兵不同意向湘南山区进军，当时争论很激烈。平江农民自卫军的人坚决拥护毛泽东进军农村保存实力的主张，周昆表现十分积极，主动做那些“只想进城（长沙），不想进山”的人的思想工作，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在行军途中，毛泽东看到周昆的背包鼓鼓的，经询问得知背包里藏有几本书，顿时大喜，常来借阅，并与周昆交谈相熟。周昆读过师范，有知识，懂得多，能力强，又不怕死，自然受到了毛泽东的喜爱，遂有心教育培养。

9月29日，起义部队余部来到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将1个师缩编为1个团，即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下辖两个营7个连，另有团部几个队，共700余人。成立了党的各级组织，把支部建在连上，废除打骂、体罚，实行民主制度，连以上设立士兵委员会。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开端。当时周昆编在1团第3营8连任排长，是这伟大历史时刻的参与者，因在队伍中意志坚定，行军作战表现积极，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连队支部的骨干。

此后，周昆跟随毛泽东进军井冈山，开始创建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下旬，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湘南农军在宁冈砻市胜利会师。朱、毛两部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5月称工农红军第4军。红4军是全国第一支正式红军，其28团为南昌起义部队余部编成，31团由秋收起义部队余部编成，这两个团是红4军的核心，最有战斗力。

在接下来半年多的开辟和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中，周昆始终跟随毛泽东的步伐，积极投身建立苏维埃政府，打破国民党军的进剿，根据地不断扩大。在1928年“八月失败”后，红4军主力28团团长由1营营长林彪升任，在31团的周昆，也升任为3营7连连长。比较起来，林彪是黄埔4期，有着较高的军事素养和指挥水平，讲究谋略，心性沉稳，不打无把握之仗。而周昆当时已26岁，较之十几岁就参加红军的人来说，显得成熟稳重，而且性子慢，可以说是谋定后动、行且坚毅。在28团和31团的多次协同配合作战中，周昆对小自己5岁的林彪印象很好，也是佩服的。

1929年初，红4军主力挺进赣南，取得了瑞金大柏地战斗的胜利。不久又挥师东进入闽，歼灭敌郭凤鸣旅，攻占长汀城。红军军威远震，士气高涨，队伍不断成长壮大。3月中旬，红4军在汀州进行整编，组成3个纵队，纵队相当于团，下设支队（相当于营）、大队（相当于连）。周昆所在的红31团，改为第3纵队，他先后任第6支队（原3营）副支队长、第5支队（原1营）支队长。同年9月，红4军在闽西上杭再次整编，3纵的原第5、6支队改为第7、9支队，增编第8支队。周昆即为第7支队支队长，党代表先后为欧阳健、朱良才。

◆陈光、王良、周昆。

1930年夏，红4军扩编为红1军团，下辖红3军、红4军、红12军，共2万多人。红4军第3纵队第7支队扩组为红12军第1纵队，周昆任纵队长。同年10月，红1军团决定将纵队、支队、大队、中队分别改称师、团、连、排，红12军1纵队改称红12军34师，周昆任师长，开始走上红军高级指挥员的位置。这是周昆担任的第一个师长职务，他不会想到，此后他还会被任命为5个师的师长。在整个土地革命时期，能先后担任过6个红军师师长职务的，恐怕只有周昆一人。此后，周昆率部在朱德、毛泽东的直接领导指挥下，参加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作战，坚决执行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配合兄弟部队接连取得战役的胜利，周昆的军事指挥作战才能受到了朱德、毛泽东等最高领导的充分肯定。此后赣西南和闽西连成一片，形成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1年10月，周昆率红34师回归红4军建制，改为新的红12师，耿凯任师长，他本人调任红10师师长，这是周昆第一次成为林彪（时任红4军军长）的直接下级。红4军的另外几个师中，11师师长是王良，12师师长耿凯在年底牺牲后，由10师参谋长陈光接任，13师师长是寻淮洲（该师半年后调走），皆是有名战将。当时在中央苏区曾流传这样一句话：“林彪手下三杆枪，陈光周昆和王良”，即把这三个人称为对敌作战的“三挺重机枪”，意味着火力猛烈，战力强悍，作用巨大。王良出身黄埔5期，是林彪的学弟，也参加过秋收起义，作战勇敢，善用奇兵。陈光出自湘南暴动，在反“围剿”作战中曾救护过林彪，其性情刚烈，指挥能力强。但从个人性情和作战风格上看，周昆与林彪是最相似的。只是历史风云变幻无情，林彪和麾下这三位爱将的发展结局都是跌宕起伏，令人感叹。

1932年3月，红1军团重新组建，林彪为军团长。王良升任红4军军长，周昆转任红11师师长。同年6月，王良在福建武平大禾圩牺牲，周昆接任红4军军长，率部参加了南雄水口、乐安宜黄等进攻战役。1932年12月，根据红一方面军命令，红1军团在黎川集中点验整编，为便于指挥，取消了红4军军部，将原来的3个师缩编为第10、11两个师，归军团直接指挥，周昆改任红1军团第10师师长。红10师前身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井冈山红28团，是中央红军战斗力最强的主力部队，把这样一支英雄部队先后两次交给周昆统率，足见上级是何等的器重与信任。1933年春，周昆率红10师参加第四次反“围剿”作战，在黄陂、草台岗战斗中担任主攻，协同兄弟部队歼敌近3个师，俘敌1万余人，取得了重大胜利。

1933年6月，中革军委命令，红一方面军在藤田进行整编，改小师小团为大师大团。周昆调任新组建的红3师师长，该师由中央政府警卫团、红1军团教导队、东南战区模范团、瑞金模范师编成，原定编入红1军团建制，但后来直属军委领导，担任赣南、闽西间防御作战任务。7月29日，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八一”建军节，中革军委授予周昆、陈光等34人二等红星奖章，这是对他参加革命斗争的高度肯定和重大奖励。

1934年9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已苦战一年，局势日趋严峻，为准备突围，苏区开始猛烈扩大红军。中革军委先是在8月25日命令，以闽赣军区61团、62团、教导第2团和江西军区独立第4团为基础重新组建红21师，任命周昆为师长，刚从红大毕业的红1军团红1师原政委黄甦任政委，该师经补充达4300余人。周昆还没熟悉好情况，21日，中革军委又发布命令，以红21师、红23师合编为红8军团，由周昆任军团长，黄甦任军团政委，暂不设军团直属队，军团首长经红21师司令部实现其一切决定，周昆、黄甦仍兼任红21师的师长、政委。红8军团成立于兴国县北部崇贤区，因战事频繁，没有召开成立大会。军团其他领导为：参谋长唐濬、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组织部部长甘渭汉、宣传部部长莫文骅等，驻8军团中央代表刘少奇。

红23师是1933年8月在瑞金成立的，开始为中央红军警卫师（又称工人师），1934年2月改为现番号，参加过广昌防御作战，损失较大。该师师长孙超群，政委李干辉，经补充全师5000余人。

红8军团的任务是以运动防御，阻止由龙冈向古龙冈推进之敌第6路军7纵队的前进，为中央红军主力准备突围争取时间。仓促组建红8军团，可以说是当时中央苏区“左”倾领导者推行错误军事路线的结果，尤其是掌握军事指挥大权的李德和唯李德马首是瞻的博古，不从实际出发，不愿意把新兵加强补充给老兵团，而热衷于组建新兵团。新部队成立容易，但基础薄弱、骨干较少，又没什么锻炼，战斗力与老部队相比，差的不是一点两点。

1934年10月9日开始，红8军团经兴国古龙冈、梅窖、雩都县罗坳，进入瑞金。次日夜间，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悄然从瑞金出发，率领红1、3、5、8、9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8.6万余人进行战略转移，向湘西进发，踏上了艰苦悲壮、前途未卜的漫漫征程。为保守军事机密，中革军委给各部队颁发了代号，红8军团为“济南”，红21师为“定南”，红23师为“龙南”。

◆1937年4月28日，红大一期一科留延安同学合影，后排左五为周昆。

长征开始以后，8军团位于大行军队列的右后翼，紧跟3军团，掩护军委两个纵队，实施大搬家式的转移。在顺利越过敌人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后，红8军团变为长征部队的左后翼，跟随红1军团前进。此时，红军已损失约2万人，红8军团减员严重，很多新兵掉队、跑散。对此，中革军委于11月17日决定将红8军团压缩改编为一个师。撤销红21师番号，全部人员组成5个补充营，分编到其他部队。保留红23师番号和建制，军团首长担任23师首长，即周昆、黄甦改兼红23师师长和政委。然而部队还未来得及整编，湘江战役（即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就打响了。

11月底，红8军团挺进至广西灌阳附近，奉中革军委命令，又折回靠拢主力。部队经过一天一夜急行军，赶至广西水车，同担任全军后卫的红5军团34师会合，继而又奉令急行军赶至湘江东岸。30日午夜，敌重兵蜂至，猛烈攻击阻拦中央红军渡江。被敌人拦腰截断的红8军团同敌人展开了激烈战斗，周昆、黄甦等军团首长亲自参加作战。经过浴血苦战，予敌很大杀伤，军团亦遭受重大牺牲，师团建制已被打乱。12月1日上午，湘江浮桥被炸断，敌人将主要火力放在了这支最后过江的红军部队上。只能涉水渡江的红8军团官兵，面对敌人各种枪弹扫射、炮弹轰炸，几乎没有还手之力和招架之功，成了敌人的活靶子，整个江面血水茫茫!在红1军团积极接应掩护下，周昆、黄甦率部分人员拼死渡过湘江。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到达西岸时，身边只剩下一个扛着油印机的油印员。当晚，收拢人员，全军团仅剩1千余人。湘江一战，整个中央红军损失高达近3.8万人，总数已不足3万人。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后，红8军团损失最大，超过80%，完全丧失了战斗力，这是“左”倾领导者错误指挥的严重后果。

湘江战役后，毛泽东据理力争，建议红军转变战略方向，获得普遍支持。经过通道转兵，红军西进贵州，红8军团跟随主力于12月17日抵达黎平。次日中央召开黎平会议，解决了中央红军的进军方向问题，确立了新的战略方针。会后，按照中革军委12月13日的命令，红8军团正式并入了红5军团。部队改编后，周昆、黄甦等军团领导干部分配到总部及其他军团工作。

从9月21日受命组建，到12月18日撤销番号并入红5军团，红8军团在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史上只存在了近3个月的时间，是所有红军军团中时间最短的。而且，没有任何的建制部（分）队保留延续下来，可以说是消失的干干净净，这也是独一家！

黎平整编后，周昆回总部随军委纵队一起行动。1935年1月，林彪将周昆要了去，暂时担任红1军团副参谋长。此后，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中央红军两占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通过彝民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于1935年6月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8月初，中央召开毛儿盖沙窝政治局会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的番号（1933年底曾取消），任命周恩来兼司令员和政委，被低职安排了大半年的周昆任红一方面军参谋长。但周昆在这个职务上呆的时间很短，当时红四方面军张国焘拒绝北上，公开闹分裂，红一方面军主力迅速北进过草地，到达哈达铺，于9月下旬改称红军北上先遣支队，又称陕甘支队。10月19日，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吴起镇。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华民族进入全面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同国民党当局达成合作协议。8月25日，中革军委发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下辖第115、120、129师和总部特务团，全军约4.5万人。同时任命了各师的领导干部。

八路军第115师以红一方面军第1、15军团和陕南红74师编成。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师机关由红1军团机关组成，下辖第343旅、344旅和独立团。115师是八路军战斗力最强、装备最好的一个师，共1.55万人。周昆从抗大步校领导的岗位调整到主力师任参谋长，还是115师军政委员会5人委员之一，重新回到了战斗前线。

8月21日，提前改编的115师在陕西三原县云阳镇召开了隆重的出征誓师大会。因林彪、聂荣臻已赶赴洛川冯家村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大会由参谋长周昆、政训处主任罗荣桓主持。115师全体指战员庄严宣誓：“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坚决抗战到底！”22日，在周昆、罗荣桓的率领下，115师主力分批出发，率先奔赴山西抗日前线。30日，部队进抵黄河西岸的韩城芝川镇，31日东渡黄河，向晋东北恒山地区挺进。9月7日，在山西省侯马车站换乘火车，沿同蒲铁路继续北上。当时，为了加快行军速度，考虑细致的周昆安排师司令部作战科长王秉璋以“运输司令”的临时头衔到侯马车站跟阎锡山的代表交涉，联系铁路运输事宜。日军疯狂进犯，阎锡山感到形势严峻，急切希望八路军上前线，因此，整个交涉过程比较顺利。这时，从洛川经西安、运城北上的林彪、聂荣臻也先后赶回部队，并各率343旅、344旅分两个梯队继续北上。

◆八路军115师领导合影，左一周昆、左二林彪、左三陈光、左四聂荣臻。

正当115师向晋东北抗日前线挺进时，日军已侵入山西境内，一路经大同进逼雁门关，一路由蔚县、广灵经灵丘向平型关方向进攻。部队到达原平后，罗荣桓率师政治部、骑兵营等部队东进至河北阜平一带，开辟根据地。9月23日，八路军总部命令115师向平型关、灵丘出动，侧击日军。当日夜，115师师部率主力进至平型关以东之冉庄、东长城村地域。24日夜，林彪、周昆组织营以上干部勘察地形，次日拂晓前完成了平型关作战的部署和准备。

9月25日，115师主力于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精锐第5师团21旅团辎重部队一部，歼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79辆、摩托车3辆。缴获长短枪500余支、轻重机枪21挺、大车200余辆等大量军用物资。这是八路军出师抗日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它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爱国军民奋起抗战的必胜信心。看着满沟侵略者的尸体和烧毁的日军车辆，周昆的内心也是激荡无比，但他绝不会想到，不到半年，他的人生将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

10月之后，周昆积极协助师长林彪指挥多次作战，并抓好司令部建设。部队游击晋东北，转战正太路，采取袭击、伏击等战术手段，连战皆捷，有力配合了国民党军保卫忻口、太原的作战。10月下旬，115师在五台分兵，聂荣臻率师独立团等部队留下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林彪、周昆率领师部和343旅向晋东南转移，驰援娘子关。11月8日，太原失陷。遵照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命令，115师直属队和343旅由正太路南移，转至吕梁山脉之洪洞、赵城地区，开始建立晋西南抗日根据地。

1938年1月下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召开全国师以上各级参谋长会议，主要是各战区各集团军参谋长报告抗战所得教训及以后补救意见。隶属于第2战区的八路军，当时在国军序列已是第18集团军，也被通知参加。八路军方面派出了4名将领，即总部参谋长叶剑英、参谋处长彭雪枫、高级参谋边章五、第115师参谋长周昆出席。叶剑英等人先到达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再于1月26日向参谋长会议报到。该会议会期3天，即从1月27日至1月29日，叶剑英代表18集团军（八路军）向会议作了口头汇报并呈出详细书面报告，周昆代表115师向会议递交了书面报告材料，将115师自红军改编以来入晋对日作战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并与国民党军部队的高级军官进行了交流。就是这一次的武汉之行，彻底改变了周昆的人生命运。

1938年2月初，周昆从武汉乘火车返回山西前线，途经临汾与从武昌返回的彭德怀、左权会合，彭德怀去武昌是与国民党当局商谈八路军支援徐州会战问题的。周昆即向彭德怀、左权汇报了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关情况。据当时在场的作战参谋王政柱（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在《烽火关山：战争年代记事》一书中写道：“他向左参谋长汇报参谋长会议情况时曾流露不满情绪，说他在武汉如何‘丢脸’，说国民党参谋长有自己的小公馆、小汽车和小老婆，我们像叫花子一样。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非常‘小气’，连雇黄包车的零用钱也不愿多给等等。周的思想表现受到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左权参谋长的严肃批评。彭总说：你（周昆）所羡慕的是我们看待问题的根本立场，就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别，做共产党人的光荣，否则没有什么两样了。”2009年出版的《彭德怀全传》里对此有更详细生动的描述。周昆对彭德怀的批评还不服气，气得彭德怀拍桌痛骂了一顿。之后，周昆带着牢骚继续返程，顺便也从临汾的国民党2战区领走了115师这个月的军饷6万元（法币）。

◆前排左起：乐少华、杨尚昆、聂荣臻、林彪；后排左起：周子昆、陈赓、罗瑞卿、周昆。

这之后的事情，115师司令部作战科长王秉璋回忆：“1938年2月间，周昆参谋长到第2战区司令部去开会，领取了6万元军费，这是国民党政府发给我师的最后一笔经费。会后，周昆将一个挎包交给警卫员，说：‘这是重要文件，你马上回去交给作战科王科长。’警卫员回来把包交给我，我打开一看，不是什么文件，而是3万元纸币。内有一封短信，周昆在信上说，‘共领取了6万块钱，我带走了3万块，另3万块交警卫员带回，望查收。’周昆携3万元钱潜逃了。”

周昆没有在血与火的战场上倒下，却因人性的本能欲望与贪婪攀比而屈服。国民党高官的奢靡生活，让周昆产生了强烈的心理不平衡，忘记了自己是一名中共党员的本质，忘记了红军的优良传统，使他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一念之差，铸成大错！他深知，自己的这种行为会导致怎样的斗争和批判。也许他后悔过，但再也不能回头了。

周昆携款潜逃后，八路军总部和115师师部一片哗然，大家想不通。王政柱讲：“（周昆）是被歹徒谋财害命还是逃跑，当时调查无结果。”王秉璋说：“周昆是参加秋收起义后首批上井冈山的老干部，曾任红8军团军团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等重要职务。他为什么会突然潜逃一直是个谜，说他贪财吧，只拐走了一半经费，事情没有做绝。解放后组织上对他进行过调查，当时他在湖南平江老家，调查之后证实他没有参加过任何反革命组织，也没有任何其他反革命行为。”不知道王秉璋口中的周昆跑回老家平江的依据是什么？这么大的干部，以前是红军高级将领，现在是抗战前线的八路军师参谋长，能在平江安安稳稳生活吗？更别说建国后历次运动的清查了。

还有些说法，包括去香港了，去外国了，隐姓埋名了，携款潜逃后露财被人杀害了等等，都只是猜测，没有任何的证据。兵荒马乱的年代，一个人的无端消失很平常。

周昆的下落反复查找无果，甚至动用八路军“前总三分队”实施技术侦察，也未从日军和国民党军那里侦收到相关情报。但无论哪种去向和结果，在当时的环境下，虽然缺乏证据，但人没了，钱也没了是事实。为保证继续发扬红军优良传统和保持我党我军的政治纯洁性，我党给予周昆最严厉的定论和处理，那就是：叛变革命，携款潜逃，开除党籍。

革命是大浪淘沙，洗尽铅华无数。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正是在不断的自律清洗中，纯洁队伍，发展壮大。实践证明，不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如果共产党人忘记了党的宗旨，放松了党性修养，动摇了理想信念，降低了对自己的要求，忽视了作风建设，总是会犯大错误，不仅身败名裂，而且给党的组织和工作带来巨大的损害。这就要求我们要牢记使命，不忘初心！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努力做到忠诚、干净、担当。

回到周昆携款逃跑之前，如果他能认识到错误，悬崖勒马，及时反省和自我批评，他的人生轨迹还会正常延续下去。比如，在林彪受伤之后，恐怕115师代师长的职务可能就是周昆，而非343旅旅长陈光了。如果能坚持到新中国成立，以周昆的能力和资历，职位肯定不会低。1955年授衔还在军队的话，保底是上将，就是大将也有竞争的资格。但历史往往没有假设，发生了，就无法改变，毕竟，谁都得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本文为《党史博采》原创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侵权必究

维权支持：河北冀能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