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夕，民革成立军事小组，除了进行军事策反和舆论宣传之外，还在国民党统治区组织反蒋武装，积极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人民解放战争。在民革组织和领导的地方武装中，势力较强、规模较大的是云南的滇黔人民自卫军。
1950年春节过后，云南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主席陈赓在昆明接见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来者拿着滇黔人民自卫军干部手册，请求人民解放军对人民自卫军及时进行整编。这位客人，就是滇黔人民自卫军司令员万保邦。
1948年7月初，吴信达以到蒙自旅游为名与万保邦公开联络。他向万保邦及其长子万巨麟详细介绍了民革与国民党的关系，民革在香港和云南的组织情况，并告诉他们民革在云南省的总负责人是杨杰。“只要活动一搞起来，中共华南局及民革总部就会有人来协助工作。”吴信达说。
万保邦也把在昆明和滇南如何发动群众、组织反蒋武装斗争、与中共边纵配合、扰乱国民党大后方、牵制国民党军队、接应人民解放军南下的想法向吴信达作了汇报。
为组织滇黔人民自卫军，万保邦把家中的人员也作了安排：长子万巨麟除了管理家务之外，还负责人民自卫军的联络、自卫军领导和人员往来的接待工作；夫人王文华、长女万琴珍、大儿媳陈道环留在昆明；次子万兆麟、三子万贵麟、四子万步麟、二女儿万琴仙交给吴信达护送到香港读书，并由民革中央的同志帮助照管。
8月初，民革中央又从香港派来了谭冬菁、张克明、许实，以香港云烟行商的身份飞抵昆明。吴信达夫人陈道瑾和女儿带着他们到蒙自会见了万保邦。大家就政治局面交换了意见，认为云南一发动起来，蒋介石的大后方就不稳了。
同一时期，金平、屏边县民变武装风起云涌，万公馆里也是人来人往，这引起了蒙自县警察局局长叶威的注意。9月的一天上午，蒙自南湖万公馆里，勤务员万选亮打开楼上的窗子，只见叶威从后门蹿入公馆，直朝客厅走来。叶威是国民党中统特务。万巨麟回家得知此事后，料定来者绝非好意，便与吴信达、谭冬菁、张克明、许实等人商议，最后决定由万巨麟会见叶威。此事让大家意识到，蒙自联络点已经引起国民党的注意，应该马上转移。大家便分头去屏边、金平等地发展人民自卫军。
1949年2月，万保邦回到蒙自，派人到各地筹建滇黔人民自卫军。一天下午，他得知国民党二十六军两个营全副武装乘火车到蒙自，认为时局对自卫军不利，便立即转移至蒙自芷村庄寨。2月28日，万保邦在芷村庄寨召集会议，宣布滇黔人民自卫军正式成立，同时宣布总攻开始，首战蒙自。由于举事仓促和国民党军队的镇压，自卫军攻打蒙自失败。此后，人民自卫军分成小股转入地下打游击。
1949年5月，张克明奉中共中央华南局和民革中央华南留守处之命，向在昆明的杨杰和滇黔人民自卫军传达两项命令：民革各地组织一律停止军事活动，以后也不再组织军事活动；已经组织了的军事队伍一律交由当地人民解放军或党领导的游击队改编。人民自卫军在存在的一年多时间里，同国民党反动军队共进行了大小百余次战斗，牵制了云南敌军的主力，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斗争，为促进云南人民的觉醒、推动卢汉将军的起义、实现云南的和平解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自蒙自起义以后，滇东、滇西各地的人民武装也纷纷起义了……这是人民自卫军受尽了艰险痛苦换来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人民自卫军斗争的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万保邦后来回忆道。
1950年8月，万保邦离开昆明奔赴北京。在北京，万保邦拜见了李济深、张澜、龙云、龙泽汇、卢汉、张冲、曾泽生等老领导、老朋友。李济深对万保邦说：“目前新中国刚刚成立，在新政协筹备期间，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都参加到政协中来了，各项工作千头万绪。不管怎样，你我都站到革命立场上来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今后，大家携起手来，努力建设新中国。”“我是个军人，不懂党务。共产党打天下，生机勃勃，把我这条老命从鬼门关里拉了出来。我盼望已久的打倒蒋、宋、孔、陈四条大虫，打倒独裁，天下为安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一定要多活几年，看着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万保邦回答。
李济深又说：“共产党历来就和民主人士合作，民主党派为了打江山也作出了重大牺牲。毛泽东主席说过‘新中国的建立，民主党派也是有功劳的，在新政府中要有一席地位’。”
后来，万保邦在国务院参事室任职。在北京的日子里，万保邦积极参加民革和国务院参事室组织的工作，还做一些撰写文史资料的工作，常与张克明、卢汉、曾泽生、程潜、张冲等人互相交流。回忆过去的艰辛岁月，看着充满生机的新中国，大家不由得感叹说：“中国共产党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与民主党派亲如一家，关系处理得非常好，我们非常高兴，很高兴。”（万李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