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17日，中国首艘国产航母在海南入列。中国海军走向“蓝水海军”之路，再次迈出坚实的一大步。

一个“巧合”是，历史上的12月17日是一个特殊日子。1888年12月17日（清光绪十四年冬月十五），北洋水师于山东威海卫刘公岛正式成立，《北洋海军章程》也于同日颁布施行。

中国人的海军强国梦，延续百年，有悲壮，有感慨。如今，多了豪迈。

网友semmyfish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两年前，他到访英国纽卡斯尔，专程拜谒了北洋水师故勇墓，那里埋葬着百年前来英国接舰时病故的几位北洋水师官兵。墓碑已经有人来祭扫过，插着小国旗，摆着两罐啤酒，石块下压着一张照片。他走上前去细看，发现照片上竟然是那时刚刚下水的“山东舰”。

他感慨万分，脑海盘旋着两句诗：“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造船”，是中国军工产业的开端。而中国的军工产业，也是中国尝试“近代化”的开端。尽管北洋水师的主力舰艇多数采购于德意志和英国，但在水师成立的20年多年前，清政府已经开始造船，承担这一历史重任的，正是大名鼎鼎的江南制造总局。

只不过，在内忧外困、痼疾重重、工业基础几乎为零的帝国身上，伴随着甲午战败，江南制造总局最终独木难支。

1894年9月17日的海战，清朝军舰“致远号”在弹药将尽且遭受重创后，由管带（舰长）邓世昌下令冲向日本联合舰队旗舰松岛号（后经查证并非“第一游击队”的吉野号），欲与敌同归于尽，不幸被对方击中鱼雷发射管，引发管内鱼雷爆炸沉没，全舰官兵246人为国殉难。

这一段悲壮的事迹，在1962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了电影《甲午风云》。我五岁时随父母出门旅行，在威海市中心的环翠楼前见到邓世昌的雕像，那时邓世昌牺牲已将近100年。1944年环翠楼中的邓世昌照片遭日军焚毁，环翠楼前的雕像是1986年9月16日新建的，威海人始终不忘邓世昌，令人印象极深。

环翠楼前邓世昌像

《甲午风云》里有一个细节。邓世昌请战，被革职。同僚诽谤邓世昌畏战。邓手下的水兵们将信将疑地走进邓家院子，一曲忧愤难申的《十面埋伏》从室内传出。水兵们立刻明白，“邓大人还是邓大人！”这一段闻曲识人，固然有上下一心、同仇敌忾的体谅，也有中国传统写意式的浪漫，实际背后更有宦海沉浮的处处艰难。

邓世昌的曾孙女邓立英曾撰文，甲午战争之后，民间流传着“通商卖国李鸿章，战死沙场邓世昌”的诗句。

时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并不主张开战，虽然他已经经营江南制造总局等军工厂三十余年，邓世昌统领的“致远号”实际就来自他的固定采购方——英国阿姆斯特朗船厂，但复杂的君臣关系、猜忌的同僚、岌岌可危的财政收入以及一个颟顸帝国的尾大不掉，都注定了甲午战争的一败涂地。

《甲午风云》剧照

甲午战争和屈辱的《马关条约》，几乎宣告了清朝三十多年来建设军工厂的“徒劳”。1890年时，北洋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有7艘，总吨位27000多吨；而日本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仅有5艘，总吨位约17000多吨。

1892年，日本提前完成了自1885年起的“十年扩军计划”。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建立了一支拥有63000名常备兵和23万预备兵的陆军，包括6个野战师团和1个近卫师团。战前日本海军有军舰32艘、鱼雷艇24艘，总排水量72000吨，赶超了北洋海军。

19世纪60年代，上海、天津、南京建立了近代军工厂：江南制造总局、天津机器局、金陵机器局。这些工厂得益于李鸿章的“自强”主张。李鸿章算是一位儒家实用主义者，在负责指挥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的过程中，亲眼见到西方兵器技术的压倒性优势。3个军工厂一方面是为了给镇压民间起义的地面部队提供武器和弹药，一方面也是为了增强清朝抵抗外来压力的能力。

金陵制造局

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从19世纪60年代初便主张自行建造轮船，而李鸿章更愿意先打造轻兵器来应付各地的起义。1866年，李鸿章被调往华北接替曾国藩镇压捻军，曾国藩被调回两江总督和南洋大臣任上，江南制造总局回到了曾国藩手里。

曾国藩

江南制造总局虽然在投产初期成就显著，但生存能力并不令人乐观。首先是生产成本极高，生产资料供应短缺，且花费巨大——海运价格和保险费十分昂贵，差不多花掉全部资金的一半。人事和行政成本居高不下，江南制造总局既依赖高薪的外国工程师，还要给“走后门”进来的官吏发一笔不小的工资。

江南制造总局

显然，造成这种“高成本”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没有重工业产业链来支撑造船；二是“制度成本”的高昂。

1872年，曾国藩去世。李鸿章以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身份重新取得了对江南制造总局的支配地位，当然，因为过去也担任过较长时间的两江总督和南洋大臣，所以“重操旧业”并不难。

李鸿章

李鸿章一直对造船心怀疑问。1866年离开江南制造总局之前，他就表示工厂制造小型炮舰即可。1869年6月，第二艘船下水，李鸿章写信给曾国藩，说该船远低于西方战舰的标准。1871年，他再次写信给曾，指出江南制造总局制造的舰船，既不符合商业标准，也不符合军事标准。1872年，他给同僚写信说，他一直觉得江南制造总局的船没法让中国抵御西方的攻击，而且耗费甚巨。

因此，在他再度接手江南制造总局后，陆军装备的生产的重要性，被提高到海军装备之上。而且，轮船的维修费用和运行费用与日俱增，李鸿章公开主张压缩生产。到1874年夏天，江南制造总局的造船计划接近停摆。只有李鸿章个人颇为看好的小型铁甲舰，尚有一线“生机”。

1874年可谓“多事之秋”。左宗棠出兵西北，阿古柏在南疆扩展军力，还先后得到了伦敦、彼得堡和君士坦丁堡当局的怂恿。

太平军和捻军正在华北和华东作战。同时，一支日本军队在台湾东部登陆。

可能爆发的两条战线的战争，迫使清政府必须作出抉择。高层官员的争论逐渐形成一个中心：帝国的资金要优先给予南疆的“塞防”，还是东海岸的“海防”？坦白地说，江南制造总局的造船计划，继续还是停止？

众所周知，左宗棠是“塞防”的倡议者，李鸿章是“海防”的倡议者。朝廷最后被“塞防”的支持者们说服了，毕竟他们更相信历史经验，过去帝国往往被来自中亚细亚的敌人所撼动。或者从战略的眼光来看，中国地势西高东低，西北的敌人比东南的敌人更占地利。

1875年起，钦差大臣左宗棠西征，奉命收复新疆。三年后，战争取得胜利，付出了2600万两白银的代价。在1878年至1881年间，扫荡战和重建费用高达5100万两白银。

重“塞防”轻“海防”的决定，某种程度上已经决定了江南制造总局和海军计划的命运。1875年5月公布的新海防措施里，李鸿章主张建立一支海陆联合部队，保卫北京的通道和长江入海口。这些战略要地由堡垒、港防炮船、海军水雷戍守，高度机动的步兵部队支持配合，外层防御圈则由铁甲舰和传统战船组成。

李鸿章特别指出，大的轮船，进口才是最经济有效、最现实的办法。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说，李鸿章可能是晚清少数真正懂得产业逻辑和世界分工的人。

如果国际局势“允许”，清政府可以进行一次大规模财政改革，从其他部门筹措资金，让军工厂扩大生产，制造民用物资，从而形成工业化的基础。自1873年土地税改革，日本就采用这个办法。

虽然甲午战争遭受惨败，但并不意味着军工厂一无是处。机器工具，精密计算，通用产品部件的生产，这些轻型武器生产的要素，提供了中国轻工业发展的技术基础。

而且，在19世纪70年代，主持军工业的官员已经认识到，采掘工业、原料工业、运输业、通讯业是工业化进程里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些官员也日益发现人才的重要性。江南制造总局还资助了一所翻译馆和一个正规的技术培训计划。

军工厂的缺陷也是明显的。江南制造总局在上海，天津机器局在天津，本来是考虑到可以为国内战乱提供军需物资，同时地处通商口岸可以雇佣外国工程师、进口原材料，但是中日开战，它们的位置缺陷马上暴露了——港口随时都会被敌人轻而易举地炸毁。

天津制造局

多个领导层也为军工厂带来麻烦。清政府、负责大臣、管理工厂的总办、提供技术指导的外国工程师，不时处在复杂的博弈之中。而帝国政府缺乏对工业集中的计划和指导，即使到了19世纪90年代，江南制造总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管辖的汉阳枪炮厂，制造的枪的口径还不一样。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也常常貌合神离，互相拆台。

今日的我们回首过去，也不能不为邓世昌落泪。一个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的陆地帝国，经营军工三十余年，最优秀的海军将领（邓世昌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曾到英国纽卡斯尔接回“超勇”“扬威”两艘巡洋舰、“致远舰”也是其从英国接回）却只能以同归于尽的办法为帝国寻回尊严。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先是制造舰船但质量较次，后来又迎回一系列进口军舰的江南制造总局，就像中国工业化路途上的一个小小站点，映衬着自强自立的血色黎明。在它的纪录里，人们可以找到很多悲痛和屈辱的过往，也可以找到很多奋进和自尊的力量。

这种力量，至今影响着中国人。

作者 | 荣智慧 南风窗长三角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编辑 | 谭保罗

排版 | 沈沁心

图片 | 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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