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华北这个自古必争要地，1948年末的蒋介石在守和撤中犹豫不决。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同样如此，他犹豫的不仅是守和撤，更主要的是战还是和；如战而不胜，则该向何地撤。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刚落幕，数十万国民党精锐部队几乎被林彪的四野消灭殆尽。从路过北平的前东北“剿总”副司令杜聿明那里，傅作义得知，林彪大军已高达百万（此后入关实际作战部队为83万左右），随时可能入关。四野的装备远超过其他共产党部队，不但拥有包括重炮在内的数千门火炮，还有装甲部队。杜聿明告诉傅作义，共产党统一中国的计划将在一年内实现。
傅作义和杜聿明谈话是1948年11月9日，此时淮海战役刚开始3天。5天后，毛泽东以新华社评论员的名义写了《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在文章中证实了杜聿明的判断。毛泽东表示，共产党只需要再有一年左右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政府从根本上打倒。
华北的前途可谓过于一目了然，此时即便是蒋介石，也放弃了一直以来寸土不能失的偏执。在11月4日南京召开的国民党高级军事会议上，蒋介石曾对前来参加会议的傅作义建议，如果不能确保固守京津塘，则可以从海路退守到江南。
“三十六计，走为上”，这也是刚经历了东北之失的杜聿明的意见。杜聿明和傅作义不同，他是个职业军人，他犀利地洞悉到傅作义犹豫所在，建议也更明确。杜聿明对傅作义指出，虽然华北国民党军有两条退路，但退守傅作义起家的老巢绥远是一条绝路。只有守住天津、塘沽的出海口，伺机撤退到南方才有一线希望。
但傅作义对此却并没有表态，因为此前他对蒋介石的表态和杜聿明撤退的建议正好相反。在南京的国民党高层会议上，面对蒋介石询问是否应该撤军的建议，傅作义公开表示要坚守华北。他的理由似乎无法辩驳：轻易放弃华北，不但难于对国民解释，也容易导致整个战局崩溃。
以傅作义过人的军事素养，这个坚守华北的战略实在缺乏逻辑。蒋介石本来也认为，华北50多万部队，无论如何抵挡不住东北和华北100多万野战军的夹攻，即便是单独对付四野的百万大军也是螳臂当车，但傅作义却轻易说服了蒋介石。
表面上看，似乎是傅作义的“盛名”和“决心”给蒋介石带来了新的幻想。傅作义之所以成为民国名将，声名鹊起于民国初年作为阎锡山部将与张作霖部在河北涿州一战。当时傅作义困守张作霖腹地涿州孤城3个月，张学良亲率大军百般围攻竟无可奈何，最终不得不与之谈判议和。涿州一战让傅作义成为“守城名将”，此时他作为蒋介石任命的华北“剿总”司令，不但统帅着自己的绥远老部队，还控制着留在华北的20多万国民党中央军，加上各种保安部队，总兵力有55万之多。傅作义信誓旦旦，京津塘一带，他至少能坚守半年。
1948年9月东北国民党军行将败亡时，蒋介石曾在北平圆恩寺行邸召见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副总司令杜聿明和傅作义等。当时在对东北局势的判断中，因杜聿明观点与其相左，蒋介石一时无法判断，遂问傅作义。傅作义当时表示：“我对东北的情况不太了解，但有一句古话，‘上下同欲者胜’，可供参考。”当时蒋介石最终相信了身处华北其境的傅作义，决定弃撤择守。
将帅貌合神离
显然，当时对于国民党集团来说，让华北傅作义部撤退江南是一个正确的战略。
东北失守，淮海鏖战，此时缺兵少将的蒋介石能调动的机动兵力只有西北和华北。可一旦将西北胡宗南部撤离，则川陕门户洞开，解放军将长驱直入四川腹地，包抄国民党的西南大后方。华北无力防卫的现状反倒是清清楚楚，如果此时将华北国民党数十万主力撤退到南方，退可挽救一支机动大军，进或可支援淮海战场，将杜聿明集团从罗网中解救；或可直接拱卫南京，强化长江防线，伺机卷土重来。
但傅作义至少可以坚守半年的保证激发了蒋介石的幻想，他认为，如果傅作义再当一次守城良将，不但可以迟滞四野南下，避免华北不战而失，也能给他在江南训练新的部队赢得时间。甚至万一这几十万部队最终被消灭，只要能为他赢得半年时间，以时间换空间和实力也值得。更何况如果更走运，国民党军队在淮海获胜，则更可巩固江淮的局势，与华北连成一片。
蒋介石没想到的是，傅作义坚守平津不过是幌子，避免去江南才是最深层目的。虽然是蒋介石任命的华北军政最高统帅，傅作义同时也是一位地方实权人物。他起家于绥远，部下也都是绥远人。一旦脱离根本，不但以后控制部队是个大问题，最终结果也只能是被蒋介石吞并。无论如何权衡，蒋介石提议放弃平津撤退江南的一步是他最要避免的结果。
军事上傅作义并没有丝毫放松。他征调大量民工，开始按照给蒋介石提出的设想兴建京津塘防御圈。对于如何坚守华北，傅作义让参谋长李世杰策划了具体作战方案。李世杰等幕僚最终提供了三个方案：其一是适时放弃河北、热河和察哈尔三省，全军转至绥远省附近以便控制西北，边休养生息边准备后战。其二是适时放弃承德、张家口、保定等各大城市，以一部兵力暂控北平，主力集中在天津、塘沽地区，控制华北的出海口，相机行事。第三个方案是必要时将傅作义的嫡系转入绥远省境，而将华北的中央军集中到天津、塘沽地区，分头守备。
第三个方案因为分散兵力迅速被傅作义否定，而前两个方案，核心是分别控制东西从海上和绥远的退路。对此傅作义却一直迟疑不决。绥远虽是傅作义起家之地，根基牢靠，但却失之地广人稀，民穷地瘠，容纳不了太多军队，未来生存空间不大。对此杜聿明早就提醒过他。第二个方案则要放弃华北南撤，最终可能失去兵权，就此被架空。最终傅作义只确定了一个大致方针，即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确保平绥线，以观时局变化。至于未来是打、是走还是谈，他其实并无明确态度。
傅作义麾下华北50多万国民党部队，除了一个军3个师约4万人在归绥驻守，1个师1万多人在大同，其余主力共4个兵团、12个军、42个师，分别布防在东起山海关，西到张家口的500公里狭长地带。这些部队中，有17个师属于傅作义的部队，其余25个师属于蒋介石的中央军，后者主要在北平和天津一线。这个奇怪的一字长蛇阵且不说布防是否合理，仅从兵力上就有些捉襟见肘。不过，这个部署其实正体现了傅作义当时的犹豫。他的意图是，将国民党中央军主力部署在京津塘一带，一方面让蒋介石的嫡系抵挡第一波从山海关来的四野部队。一旦坚守不住，也可以让这些中央军从塘沽海运撤退。至于傅作义自己嫡系的绥远部队，则被部署在从北平到张家口、绥远的往西一线。如果平津动摇，他则向西撤退到绥远和河套一带。这才是傅作义真正的底牌。
傅作义的政治错觉
华北守军看似有两条退路，如此实质只有向绥远撤退一途。可杜聿明曾提醒傅作义，共产党不是日本人，共产党早晚要统一全国。既然共产党大军迟早要向西追击，届时从绥远、河套又能再退往哪里？如此坚守平津的战略，不是从一开始就是错误？
照此推算，傅作义其实只有两种命运——撤向江南，被蒋介石夺去兵权；或者逃亡绥远，最终也免不了被消灭。但傅作义的最终选择自有他的理由，当时他就试图在坚守平津的过程中，暗中与共产党展开和谈。
东北国民党部队崩溃后，国民党内部最早公开提出和谈的，是国民党内公认为最具军事天赋的白崇禧。稍有军事眼光的人都看得清楚，军事上国民党已经无力抵抗共产党的攻势了。白崇禧建议，趁国民党还暂时占据大半个中国，军事上还有几百万军队，以此为资本和共产党和谈，如此尚可能建立联合政府，或者干脆划江而治，没准能保有半壁江山。
傅作义和白崇禧都是国民党军内最有天赋的名将，政治上同为实力派军阀，政治眼光也颇有相同处。白崇禧从自身考虑，和谈不但比军事抵抗有前途，也能提高自己的地位，让军事、政治、经济乃至外交上都已经丧失人心的蒋介石下野，自己或可取而代之。从政治构想上，傅作义虽然没有白崇禧那样大的野心，但他的政治思维和白崇禧大体是一个思路，即在自己拥有相当军事实力和底盘的前提下议和，力争成立联合政府，继续拥兵一方，保全实力。
傅、白二人试图和谈成立联合政府的前提基础，其实都源自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傅作义知道自己抵抗不了共产党的军力，但多年戎马生涯让他自负地认为，自己的部队也不至于一战即溃。如果在做好坚守准备前提下，他希望能按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的建议，以冀、察、绥三省实力派的资格，与共产党、国民党组织联合政府。其核心内容，就是保留自己的军队，在“联合政府”的名义下继续高度自治。
可惜白、傅二人虽然精通军事，政治意识却依旧停留在军阀割据时代，而军阀正是近代中国战乱不断的根本原因，也是共产党着力要彻底铲除的历史顽疾。建立联合政府的提议者虽然是毛泽东，但那是1945年的背景，当时共产党军队处于国民党军队的全面围剿之下，实力尚弱。如今3年过去，时局即将是“天翻地覆慨而慷”，傅作义却没能参透本质。
他所有的军事战略部署都是在这个政治幻觉前提下完成的。另一方面，蒋介石和傅作义试图坚守华北半年的军事前提，又寄希望于林彪的大军在辽沈战役后3～4个月才能入关。因为傅作义需要这4个月的关键时间经营京津塘防御圈。在他看来，只有建成强大的防御工事，具备坚守半年的实力，才是以抗促和的根本。
提前入关的决策
对于华北，毛泽东同样想得很多，但他心里又不止华北。1948年11月辽沈战役刚结束，规模更加庞大的淮海战役在他的策划指挥下，已经于11月8日开始。在决定国共命运的淮海决战关头，一时闲下来的林彪百万大军何时调用、如何调用，成为毛泽东思考的关键问题之一。
毛泽东要在淮海战役一举歼灭国民党在南方的最后一个重兵集团，但此时的淮海战场，粟裕、陈毅的第三野战军和刘伯承、邓小平的第二野战军总数加起来，还略少于国民党总兵力。此时虽有林彪的百万大军可以机动调用，但大军远在东北，毛泽东没有国民党那样的海空军可以将其直接调往淮海战场。
如果此时让林彪大军南下，决心“坚守”华北的傅作义仍可能在四野兵威之下，学杜聿明来个敦刻尔克式的南撤。这几十万国民党军一旦突然运抵淮海战场，不但淮海局面危急，至少国民党将突然拥有数十万兵力拱卫长江防线。这是毛泽东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毛泽东的战略，是要将国民党所有精锐全部消灭在长江以北。在淮海战场，粟裕等将领已经把蒋介石最后一支精锐的机动兵团黏住了。对于华北，毛泽东首先也要把傅作义黏在那里，不使其南下。其次则要避免傅作义部因恐慌而向西撤退，力争将其滞留在平津一带，然后分割包围，集中歼灭。
“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虽然作战方案有二，傅作义却在大战在即时迟迟拿不定主意，他所有的部署和犹豫几乎都被共产党所掌控。这不仅因为他女儿是共产党，被称为他“左膀右臂”的上校秘书阎又文，其实是隐蔽北平多年的共产党情报人员，负责起草傅作义的各种重要电报、文件及讲稿。于是从解放战争初期开始，傅作义的军事实力、作战意图，甚至傅作义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对共产党而言几乎都是透明的。
在中央情报部部长李克农的安排下，阎又文此后被直接划归中共中央情报部。1948年10月林彪大军入关前，阎又文在一个多星期内就把傅作义坚守华北的部署详情传递给了中央军委。辽沈战役结束后，共产党中央再次接到阎又文的情报，得知李世杰为傅作义制定的作战计划中，可能西撤绥远，或由天津、塘沽南下。
此时华北并不是没有共产党部队。1948年在华北解放军华北野战军3个兵团，徐向前兵团正包围阎锡山的太原，杨成武兵团在围攻傅作义固守的归绥，另一个机动兵团在太行山一带。不过从兵力上，华北野战军尚无力消灭傅作义部，也很难阻止它向任何一个方向撤退。为了主动将傅作义部控制在华北平津一带，毛泽东必须迅速调用四野这个关键棋子。
从平津战局中毛泽东的决策看，阎又文的情报成为毛泽东对平津战役一系列决策中的关键。在得知傅作义仍可能逃跑后，毛泽东最终决心让四野结束休整，提前入关，发动平津战役。他必须让四野切断傅军东西两个方向的退路，确保全歼华北国民党军于京津塘地区。
平津战役在天津被俘的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曾表示，没有料到共产党出兵如此神速。陈长捷说，由于大战后要补充伤亡人员和后勤，按国民党军的常规判断，辽沈战役后四野至少需要三四个月方才入关。为此，国民党空军此前在长城喜峰口附近发现四野南下的迹象，却被国民党军高层忽略为零星部队。
面对随时可能撤退的傅作义，毛泽东甚至制定出了两个出兵时间点。其一是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结束的当月25日，即休整两周即提前入关。其二，无论华北国民党军如何调动，都休整到12月25日入关。作为统帅的毛泽东自然知道东北野战军大战后的困难，四野虽然消灭了整个东北国民党军，缴获丰富，实力迅速壮大，但大战刚结束，新兵尚未补充，俘虏尚未消化。东北的军事胜利，土改功不可没。但随着东北战事结束，许多东北籍士兵却因为家乡开始分田分地而军心有所动摇。不少人因为战事结束而不愿离开家乡，甚至出现胜利后一些战士逃离部队的现象。从东北野战军看，对部队进行休整是当务之急。但对于力图尽早歼灭国民党所有机动兵力的毛泽东，东北野战军南下则越快越好。
毛泽东本来还是将两个出兵时间的选择权留给了东北野战军总部领导，但又一个临时的情报彻底改变了他的决心：傅作义正试图与共产党方面和谈。
这个消息是被傅作义早已秘密加入共产党的女儿通过北平城内的共产党人传出的，大军尚未出动，对方主将却试图暗地和谈。在毛泽东看来，如此华北国民党50多万大军很可能从内部就分化了一半。如果要把战机变为战果，必须要依靠军事上的压迫，而不是在等待中幻想，而且如果此时中央军发现傅作义试图和谈，很可能迅速放弃抵抗南逃。
毛泽东于是迅速一改此前的出兵方案，在11月18日再次发电报给东北野战军，命令东北野战军各部队至少在一两天内就完成出发准备。具体在11月21日或者22日出发，以最快速度包围部署在天津、唐山和塘沽的国民党中央军。
平津战场的取舍腾挪
宋代著名棋手刘仲甫在《棋诀》中说：“取舍者，棋之大计”，“取舍不明，患将及矣”。毛泽东构想的平津战役，首要任务是避免华北国民党军从海路南撤，其次避免傅作义部向西撤退，然而此时还并没有任何共产党部队能在平津阻止国民党军可能的行动。于是毛泽东用电报指挥他的将领，展开了令人眼花缭乱、环环相扣的布局。
解决华北国民党军必须出动四野，但四野大军一动，庞大的声势很可能瓦解国民党军低迷的士气，导致后者提前从海路南逃。于是四野出兵在极度秘密的情况下开始。
傅作义此前在东北入关必经之处的北宁线—山海关一带部署了一个军，拥有空中优势的国民党部队时刻不忘从空中侦察北宁线共产党军队的军事调动。但毛泽东选择了皇太极进军北京的路线，他命令东野不走山海关，所有部队从热河省，经冷口和喜峰口入关。为了避免国民党空军侦察，所有部队昼伏夜行，而在舆论方面，命令所有舆论机构强化东北野战军在东北地区庆功、练兵的报道。甚至在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离开东北一周后，中央军委还指示《东北日报》登出一条林彪还在沈阳的新闻，经由新华社广播以迷惑傅作义。
四野南下入关后的首要任务就是迅速控制华北国民党军的出海口——塘沽。但百万大军南下，速度毕竟有限，为了避免这段时间内傅作义有任何逃跑的可能，毛泽东展开了他的连环计。
四野南下之时，毛泽东电令华北野战军停止围攻傅作义部所控制的绥远和阎锡山部控制的太原。此举是为避免傅作义因害怕失去绥远这个西撤的退路而提前放弃北平。然后在1948年11月底，华北杨成武兵团突然包围了连接北平和绥远的重镇张家口，切断了张家口和东西两端的联系。
在未知东野大军已经开始南下的情况下，傅作义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他误以为这不过是华北野战军放弃包围绥远后的又一次局部行动。傅作义调遣最精锐王牌35军救援张家口，他的计划是在四野尚未南下时，首先击破华北野战军，再全力对抗四野。如此一来，傅作义嫡系主力35军被从北平周边诱调向张家口一线，中央军委在12月1日到4日多次指出，“此种形势，对我极为有利”。
此时东北野战军部队被发现出现在北平密云附近，让傅作义大为震动。他急忙调集驻扎天津的62、92、94军3个军调北平加强城防，并下令35军回撤北平。此时35军官兵不知道，他们已经成为毛泽东牵制傅作义，构建平津战役作战计划的核心关节。
毛泽东的计划，是以华北部队为主力包围张家口和35军，迫使傅作义无法舍弃自己的老部队，下决心从海路南撤。35军是傅作义的起家之本，也是傅作义最精锐的王牌部队。毛泽东命令华北野战军和进入到密云一带的东北野战军先遣部队，放弃一切其他枝节任务，迅速向35军靠拢。毛泽东确信，傅作义绝对不会弃35军而不救，抓住35军，就抓住了傅作义所有的部队。而傅作义的援救会把北平的国民党军向西调动，有利于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切断北平和天津的联系。“只要你们在12月份内能抓住、扭打上述步骑16个师旅于平张线上，并歼其一部，打得该敌不能动弹，不能西逃也不能东窜，那就是极大的战略上的胜利。”
新保安战役
不过此时一些解放军将领尚未完全吃透毛泽东的战略部署。距北平—张家口一线最近的东北先遣兵团早在12月3日就到达密云附近。该部为攻克密云这个并不重要的目标，却令已渡过潮白河的部队回师攻打密云。密云攻克时已经是12月5日黄昏。前一天晚上傅作义已经电令35军在12月6日返回北平。
12月4日，毛泽东在19个小时内连续给华北二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发了3封电报。凌晨2时，令二兵团“应以最快手段攻占下花园地区一线”；下午16时，令“务以迅速行动，以全力包围宣化、下花园两处之敌”；夜间21时，“务使张家口之敌不能东退”。在毛泽东严厉军令督促下，华北第二兵团和此前贪功的东北先遣兵团以每昼夜100公里的速度翻山越岭，向新保安地区强行军。12月6日清晨3点多，毛泽东再令二兵团“全力在宣化、下花园一线坚决堵击”敌人。杨得志在行进间阅读电报时，作战参谋赶紧报告，35军已经越过下花园，奔向新保安。
一旦35军过了新保安，在怀来与敌104军会合，毛泽东部署的战略便落空。然而35军并未抓住这一个求生机会，因为35军军长郭景云同样没有理解主帅的战略意图。撤退途中的郭景云不顾傅作义催促，多次被共产党袭扰部队所激怒，贪功恋战，最终耽误了撤退时机。12月8日，连续六昼夜急行军的二兵团主力终于将35军合围在新保安。
对于被围困在新保安小镇内的35军，毛泽东此时却电令暂时围而不歼。
共产党部队此时通过对张家口和新保安的合围，彻底断绝了华北国民党军向西撤退的通道。但此时东北野战军距离平津、塘沽还有数天距离，国民党军从海上撤退的通道还未被切断。在毛泽东眼里，不仅有华北傅作义，还有江南和淮海。此时在淮海战场，杜聿明指挥的几个兵团已经被解放军包围。如果杜聿明集团迅速被歼，蒋介石可能迅速舍弃华北而保江南，强行命令傅作义放弃所有被围部队，率其残余部队通过海路南下。同样，如果此时在平张线一带过于迅速地消灭傅作义部的嫡系主力，同样有可能会让平津、塘沽一带的国民党军因恐惧而从海路南逃。
毛泽东要的是华北国民党55万部队的全部，而不仅是傅作义的嫡系主力。为此他电令淮海总前委，在包围杜聿明集团后，两个星期不做最后歼灭的部署。同时命令对包围在张家口和新保安的傅作义主力围而不歼。
新保安战役让傅作义主力西调，疲于援救35军，给四野主力全部入关赢得了时间。12月13日，东北野战军主力前锋兵临北平城下。到12月20日，解放军各部已经完成了对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和塘沽5个地区的分割包围。至此，华北国民党军剩余全部主力被合围在这5个孤立的地区，再也没有任何逃窜的可能。
“天津方式”促成“北平方式”
此时傅作义想到了和谈。
遗憾的是，对于和谈的底线，他仍停留在建立华北联合政府的层面。就在双方正式和谈的12月19日清晨，毛泽东给东野总部的电报中明确了与傅作义谈判的基本方针，即彻底解除国民党军的武装，谈判只是达到歼灭他们的一种手段。傅作义的幻想实在与毛泽东的方针相差太远。对共产党的和谈要求，他用拒绝回答来表达否定。12月21日，在林彪的命令下，华野第二兵团开始对新保安的35军发动总攻。次日下午，35军1.9万人被全歼，军长郭景云自杀。
第一次和谈中止，战事却未结束。傅作义此时电令孤悬在张家口的部队向位于绥远西部的董其武部撤退，但张家口守军很快在撤退途中被全歼。至此，傅作义的嫡系精锐部队几乎在平张线损失殆尽。
对于平津战役的战略进程，毛泽东的战略是先打两头，最后攻取北平。张家口和新保安攻克后，傅作义西逃的可能性已经消失。平津战役的第二步落在天津和塘沽。尤其是塘沽，位于天津东部的海边，驻守着国民党5个师和几十艘军舰，随时准备撤走华北国民党部队。毛泽东将平津战役的最东段节点定在塘沽，试图切断国民党军海上退路。但对于这个决定，林彪的参谋长刘亚楼却有不同的判断。
进攻塘沽的四野的一些将领发现，塘沽周边遍布盐田和滩涂，非常不利于大部队作战。这些情况引起了林彪的长时间思考。林彪认为，一旦攻击塘沽不能迅速得手，反而会让平津守军担心后路被切断，倾巢增援塘沽，或者可能分散突围。如此，解放军反而要同时应付北平、天津和塘沽三处敌军。
林彪分析，当时塘沽只有5个师守军，并不具备最大战略价值。他在辽沈战役攻克锦州后，就曾放弃首先攻击锦西和葫芦岛港口的国民党军，直扑位于辽西的国民党主力廖耀湘兵团。廖兵团被迅速吃掉，迅速导致东北战局尘埃落定。在平津的战略决策中，林彪再次意识到，拥有大量国民党主力部队的天津比塘沽更具战略价值。林彪最后向中央军委建议，不如集中5个纵队的优势兵力，先攻天津。
作为华北第二大城市，天津已经建构了拥有380多座钢筋混凝土碉堡的复杂工事。围绕整个城市，国民党军挖了长达45公里、宽10米、深3～4米的护城河，守卫部队包括10个师共13万人。不过攻城方的四野则集中了5个纵队22个师共34万人，并集中了空前的538门火炮和数十辆装甲车辆。除了没有空军，无论在兵力和火力上，天津守敌都面临空前的优势兵力。
一方面北平和谈在进行中，傅作义内心意在和平解放，但又存在诸多客观困难和主观杂念。由于北平城内主要是国民党中央军，傅作义担心引发叛乱，迟迟难以下定和平解放的决心。他3次派人出城与解放军联系，虽然未果，最终被蒋介石有所察觉。
蒋介石4次派人来北平拉拢傅作义。第一次令军令部长徐永昌前来，要求傅作义率兵分两路南撤。一路从海上由天津新港撤退到青岛，另一路从陆路经过河北、山东到青岛，两军会合后南撤。这被傅作义以实际形势不可能做到拒绝。此后3次，大同小异，都被傅作义拒绝。另一方面，傅作义又对自身和部属的前途充满担忧，和谈条件也超出共产党的要求。他仍根据经验，试图凭借天津坚固的城防来坚守获得更多的谈判条件。
华北国民党军将领普遍估计，天津最少可以坚守3个月之久。反倒是天津守城的国民党中央军将领早已无抵抗之心，认为最多抵抗一个星期。然而此时，攻城方已经通过地下党，获取了陈长捷的守城布防图。
刘亚楼回忆说，天津地下党组织提供的敌情资料，连每一座碉堡的位置、形状、守备兵力都有具体交代。天津战役结束后，四野特种兵纵队副司令员苏进手持地下党提供的城防图，乘车对照了实地城防工事，结论是“基本准确”。刘亚楼的攻城计划正是依靠这些情报制定。林彪向中央军委汇报，攻克天津，东野大军只需要30多个小时。
虽然如此，一贯谨慎的林彪考虑到平津和塘沽三处敌军可能相互援助，这涉及华北残余30个国民党师的行动，为了形成绝对压倒性优势，他建议毛泽东将包围绥远和大同的杨得志、杨成武兵团调往平津塘战场。
林彪的建议，为日后“绥远方式”留下伏笔。因为绥远不在主战场方向，一时对战局无碍。但和谈中的共产党方面提示傅作义方，由于对方拖延，天津城已不在和平解放之列。但作为攻城指挥官，刘亚楼也曾与天津守将陈长捷进行过和谈接触。遗憾的是陈长捷仍坚决服从傅作义的命令，拒不投降。1949年1月14日10点，东野对天津发动总攻，次日5时，东西主攻部队会师金汤桥。15时全歼天津守敌，俘获陈长捷，仅用29个小时解放天津。在与陈长捷用无线电通话时，傅作义竟听到了陈长捷被俘时的惊呼。
天津解放，塘沽之敌南逃。此时林彪又电令一个主力纵队分别插入北平南部的南苑机场，切断了国民党空中撤离的通道。另一个纵队迂回突然攻克国民党后勤重镇丰台，不但缴获了大量物资，还切断了守军可能从丰台沿平汉线逃窜的可能。此时在整个华北，北平彻底成为一座孤城。
令人震撼的“天津方式”终于迫使傅作义彻底放弃以抵抗提高和谈价码的幻想。1949年1月21日，共产党和傅作义达成《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次日，北平国民党部队残余2个兵团、8个军、25个师共25万部队开始陆续撤出城外，听候改编。1月31日，解放军首先从西直门进驻北平。2月3日，解放军举行入城式。古都北平终于在共产党的最初构想下，以和平的方式解放。（作者：蔡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