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的命令下来了，根据国共双方达成的协议，由国民政府发给新四军一些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包括革命军的制式服装。四支队由武汉后勤部门领来三千套单、棉军衣，以及帽子、皮带、绑腿、挎包、军毯等成品，还有青天白日帽徽。当战士们听说改编还要取下红军五角帽徽，脱下红军衣服，穿上国民党军队的服装，戴国民党十二道辉光的"狗牙帽"时，有的摔帽子，有的流泪，甚至有的骂娘。
战士们拒绝穿国民党发来的服装，更不愿戴青天白日帽。红军战士想不通，一戴上这种帽就马上落泪痛哭。同时红军战士又拒绝上交红五星帽徽和红领章。后来，郑位三和高敬亭只得下去做工作。郑位三同志到了部队，耐心地给同志们讲，我们取下"红星"不是要丢掉它，这里有烈士的鲜血和我们的理想。我们要往远处看，为了抗日救国，可以把红星保存起来，把它放在心坎里。红星在我们心里，我们就不会迷失革命方向。后来做了妥协，红帽徽和红领章可以不交。大家收起了军帽上的，用红布做的、桐油浸染过的红五星，珍藏起党证，镰刀和锤头的图案在他们怀里熠熠生辉。
这样，红二十八军几千号人马顺利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穿上了新四军的灰布军装。
1938年2月，为做好四支队东进支前和扩军工作，郑位三在七里坪主持万人集会，成立七里坪人民抗日后援会，号召人民支援四支队，动员青年参加四支队。仅七里坪地区就出动了四十余部手推车和三十多头毛驴为部队运送粮草。黄安县报名参加新四军四支队的青年有四百七十余人。
1938年2月中旬，高敬亭同志从汉口长江局返回七里坪，遵照中共中央和长江局的指示，于2月16日正式将鄂豫皖边红二十八军以及鄂东北独立团等地方武装、便衣队，同鄂豫边红军游击队一起，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四支队。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参谋长林维先，政治部主任肖望东，经理部主任吴先元，军医处长阮汉清，医务主任汪浩（原名汪运富），下辖第七团、第八团、第九团、手枪团和直属队。
第七团，由红二十八军三年游击战争时一直存在的第八十二师第二四四团、部分便衣队和新兵组成，下辖两个营。团长杨克志，政治委员曹玉福，参谋长林英坚，政治处主任胡继亭。
第八团，由鄂豫边红军游击队组成，下辖三个营，团长周骏鸣，政治委员林凯，参谋长赵启民，政治处主任徐祥亨。
第九团，由红二十八军第八十二师特务营，鄂东北独团、部分便衣队和新兵组成，下辖两个营，团长顾士多，政治委员高志荣，参谋长唐少田，政治处主任郑重。
手枪团由红二十八军手枪团、部分便衣队和新兵组成。团长詹化雨，政治委员汪少川。
直属队以原红二十八军司、政、供、卫人员为基础，组成了支队参谋处、政治部、经理部和卫生部。直属队有特务连、通信连、交通队，还有一个被服厂和医院，全支队共三千一百余人。还有一些党政领导同志和体弱的同志被动员回到原地坚持党的工作。
抗战初期，国民党不让共产党部队设政委，而代之以"副职"，如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实际上是军政委；八路军一一五师副师长聂荣臻，其实就是该师的政委。新四军其他支队团级也是如此。可是四支队高敬亭在团一级都设立了政委，以示"我们还是我们"，靠我军特有的政治委员制度，来维护部队政治上的一致。可是由于高敬亭没有处理好和中央代表的关系，郑位三的副司令兼支队政委、肖望东的政治部主任都没有到任，是四个支队中唯一没有副司令、政委和政治部主任的支队，还有从延安来的张体学、程启文都没有参加四支队的工作，这不能不说是四支队整编工作的一个缺憾。
高敬亭率领的四支队是新四军的一支劲旅。整个新四军有四个支队十个团，一万零三百余人，六千二百余支枪。据统计，四支队兵力占新四军各支队总和的百分之三十七。新四军其他三个支队则各有两个团，两千余人。而四支队成为唯一有三个步兵团、一个手枪团建制的部队，长短枪数占全军百分之三十八点四，轻机枪占百分之六十二点五，成为新四军四个支队中建制最整齐、人数最多、装备最强的部队。在新四军的代码里，一支队为团结支队，二支队为坚决支队，三支队为英勇支队，四支队为抗战支队。新四军全军共一万余人，国民政府给的编制很苛刻，每个支队下面只有两个团。新四军在组建的初期，为了保持和发扬红军的优良传统，全军开展了发扬优良传统运动。于是，新四军军部确定把"保持发扬优良传统"八个字作为八个主力团队的代号：四支队的七团为传团，八团为统团。九团和手枪团是超编的，没有代号。
四支队这支部队不仅人数多、装备好，而且军政素质也比较好，战士大部分是身经百战的红军出身，向以能征善战、决不向敌军低头著称。而高敬亭也是最年轻的一位支队司令员，年仅三十岁。当时一支队司令员陈毅三十六岁，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三十九岁，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四十五岁。军长叶挺四十一岁，副军长项英三十九岁。高敬亭以其历史地位和在大别山的影响，使鄂豫皖三省紧紧相连的两块苏区红军和游击队形成铁的力量。
四支队整训后，同七里坪人民和来自鄂东、豫东南各县的许多烈属军属一起，热热闹闹地过了个元宵节。元宵节里，看了七里坪的狮子、龙灯和旱船，部队准备整装东进抗日。
当时，四支队广大将士对于上海、南京、徐州、芜湖失陷非常焦急，要求立即出动抗战，甚至整团整营的指战员签名上书，主动要求到前线参战。
当部队的改编工作尚未结束的时候，国民党中一些坚持反共立场的人就妄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们借口第四支队驻防地区在安徽省蚌埠、合肥以东，要四支队尽快离开七里坪老根据地。这时，国民党军队又在黄陂、麻城、光山等地监视四支队行动，妄图挑起事端。郑位三、高敬亭对国民党的破坏活动做了不懈的斗争，但是为了顾全大局，挽救民族危亡，准备尽快地向抗日前线出动。
据朱国栋回忆：四支队成立后，我们在与国民党打交道时，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因为双方毕竟打了那么多年的仗，可以说有血海深仇。而且，他们也不可能信任我们，即便是双方协定签字后的一段时间，我们还与国民党军队多次作战。后来搞统一战线，那是民族战争的需要。但对于国民党军队的警惕，我们是一直不敢松的。他们来人搞点验一类活动的时候，我们都有一套办法对付他们。我当时是七团保卫股长，就承担过监视国民党来人的任务。
1938年2月24日，高敬亭要的、中央派的戴季英，经武汉来到七里坪，开初见面，两人十分高兴。高敬亭对戴季英说："从参加革命，你就是我的领导。红二十五军时，我俩都是师政委，都是鄂豫皖省委的常委，后来，你在鄂东北，我在皖西北。现在我们又并肩战斗了。"
"你是鄂豫皖特苏和省苏维埃主席，是我的领导啊。"戴季英谦虚了一下。接着他向高敬亭传达中央的指示。中心内容是：执行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将部队改编后迅速东进开赴安徽合肥一带作战。他还传达了毛泽东同志对高敬亭和红二十八军的赞许："在鄂豫皖奋斗了三年，很不容易，是很大的功绩。"在戴季英的帮助下，高敬亭最后完成新四军四支队的改编。3月4日，戴季英离开七里坪去汉口长江局汇报四支队整编情况。
后人都说，高敬亭不满德高望重的郑位三，要来戴季英，是他人生的一大失策。郑位三同志，朴实无华，平易近人，和人相处富有包容性，不具攻击性，对有些问题见解高，善于分析，有说服力，被称为"小诸葛"。和这样的人处不到一块，责任又在谁呢？谈到郑高关系，人们总爱想起郑李（先念）关系。同样来自大别山的李先念，本来被毛泽东派往四支队担任参谋长，可是在从延安来四支队的路上，被中原局代理书记、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看中，留任河南省委军事部部长。李先念率领竹沟留守处两个中队和从延安来的六十多名红军干部，南下鄂豫边，两年时间打出了一个鄂豫边区和新四军五师，李先念任边区党委书记、五师师长和师政治委员。1943年冬，由于有人对五师提出不实检举，中央两次任命郑位三以华中局代表的身份，前往鄂豫边担任边区党委书记和五师政治委员，并负有对五师领导层整肃的任务。
可是郑位三没有宣布中央对自己的任命，而是以中原局代表的身份指导李先念的工作。他告诫李先念要吸取高敬亭的教训，服从中央领导。两人珠联璧合，查清问题后共同前进，硬是把新四军五师和鄂豫边区，发展成为有六万余人的中原战略区，成就了李先念的盖世功名。郑位三是中央代表，来到鄂豫皖后，看问题、处理问题谨慎得体。他不当钦差大臣，而是埋头深入群众和部队中，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不断加深对红二十八军和边区的了解。他肯定他们的成绩，又愿意指出他们的不足，帮助他们前进。
郑位三是高敬亭和中央、长江局和军部沟通的最好桥梁，可是高敬亭非要拆了这座桥梁。高敬亭在红军革命时期很快成为军政新星，太顺了，几乎没有受到挫折。三年游击战争中虽是九死一生，可是他没有经历红四方面军长征的三过雪山草地和西路军的失败、红二十五军的艰苦长征，没有经过延安批张运动，没有经受过复杂的党内斗争的考验……不知道在革命征程中，一个好的领导、好的引路人对自己的成长是多么重要。
说到戴季英，红二十八军的干部战士大都知道他。他也是鄂豫皖苏区和红军的创始人之一，是早已载入党史军史的人物。此人身材高大，方头大耳，看上去是个白面书生，此人活到九十一周岁，到老时人们还说他面带佛相。他在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时期及长征到达陕北时期，立过功。但数落他短处的人不少。戴季英是湖北黄安人，192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黄麻起义的领导人之一。他担任过红二十五军军政委和七十四师政委，长征时任军政治部主任、军参谋长等职。据他回忆："我和高敬亭是1928年冬认识的。那个时候，他跟石生才在他家乡工作。他原先在家里宰猪、卖肉。1928年秋石生才参加革命了，他就跟石生才一起。那个时候就成立了弦东区工作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是党和群众在一起的，好像农民协会这样的。书记是石生才，高敬亭是委员。当时石生才是党员。他经常和石生才在一块工作。1929年3月间，经石生才介绍，我批准，高敬亭入的党。高敬亭入党以后，就参加了弦东区区委。"两人早就熟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