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全球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新冠肺炎。7000万人确诊，170万人病亡，人员往来停滞，全球经济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严重的衰退……
生活正缓慢恢复，但新冠无疑已深刻烙印在了所有人的记忆里。这份记忆终将给人类留下什么？封锁？社交距离？还是未来面对新一场疫情时的更好应对？
澎湃国际推出“全球记疫”系列报道，回顾多国民众在过去一年间经历的悲欢离合，勾勒出疫情下世界所呈现的前所未有的图景，从中展望人类与地球将走向何方。
这是胡丹经历过“最折腾”的一年。
2020年1月17日凌晨，农历新年前，北京外国语大学学者胡丹带着父母和10岁的女儿，在首都机场登上了飞往澳大利亚墨尔本的航班，打算在澳大利亚过年。
不曾想到，这一去，一家人就在澳大利亚被困将近一年。
2020年对全世界而言都是艰难的一年，对澳大利亚来说更是如此。年初，澳大利亚部分地区出现严重干旱，之后是野火肆虐，随后新冠疫情暴发更是带来了漫长的封城。
1月底，刚刚抵达澳大利亚的胡丹接受了澎湃新闻（）的采访。此时，疫情正开始从中国蔓延到全世界，澳大利亚亦无法置身事外。从旁观者变成了亲历者，年中澳大利亚又发布最严格居家隔离令，胡丹和家人在墨尔本经历了全世界时间最长的“封城”之一—— 三个多月的居家隔离。
这一年，胡丹搬了五次家，多次回国不成——机票、签证、“双阴性”证明、漫长的转机旅途，都成了她回国路上的拦路虎。从庆幸到焦虑，从急切想回国到最终放弃努力，顺其自然，这一年胡丹和家人经历了太多坎坷。他们也是成千上万因为疫情滞留在海外的中国公民的缩影。
2020年即将结束，近日依然滞留在澳大利亚的胡丹再次接受了澎湃新闻的专访。回顾了这一年的经历和感受。以下是她的口述：
[口述者]：胡丹
[坐标]：墨尔本
一年搬家五次
今年过年前，我带女儿和父母来到墨尔本，他们是第一次来澳大利亚，原来是想在这里待一个月，过个年。我们来澳后的头一个星期，墨尔本当地人因为山火导致空气质量不好戴口罩，我们对此还在开玩笑。没想到几天后，中国国内的新闻就开始报道新冠病毒的事情了。
疫情前看澳网
我在武汉出生长大，在武汉中学母校的一个校友群里，很多武汉的校友讲述了当地的情况。当时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都有点慌乱。
我在外面和人讲我是武汉人，外国人都会愣一下，然后“强颜欢笑”地和我说话。 我有一个校友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记者，他当时还在CNN上向外国人介绍武汉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告诉大家武汉的美食——热干面和意大利面很像。
当时我们觉得非常幸运，有点逃过一劫的感觉，因为父母假使不随我来澳大利亚，他们很有可能会回武汉过年。
春节之后，虽然我们原本打算2月底回国，但是因为我们的机票是在新加坡转机而出了问题——就在出发之前，新加坡出台了新的规定：持湖北签发的护照的中国公民，不论之前在哪里，都不可以在新加坡转机。尽管我为这个事情跟新加坡航空沟通了两三次，但是他们实在没有办法放行，所以我们只好等下次。
西澳州强硬的封城宣传画
3月，北外已经安排上网课了。那时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情况已经不太好了。澳大利亚的疫情也开始抬头。我就想，要不然就再等等。除此之外，彼时我不急着回国还有另一个原因——我在澳大利亚的博士毕业典礼安排在9月初，当时我就想要不然就索性等毕业典礼结束，戴着博士帽回来。
胡丹参加自己入围的澳中杰出校友奖颁奖晚宴
结果万万没想到6月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爆发了第二轮疫情，把我的整个计划再次全部打乱了。事后，学校不久又发通知：9月份的毕业典礼也取消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对新冠病毒还是不够了解，当时我一直觉得疫情很快就会结束的。
从1月份到现在，我们住的地方已经换了5个。有一次房东自己搬回来住，直接对我们说：“对不起，下个月不好住了。”
这些衣食住行的艰辛，只有在外面的人才体会得到。中国国内的人可能会觉得你为什么不买张机票回来？其实情况要复杂得多。
首先，墨尔本到12月还没有恢复国际航班。（编者注：在暂停国际航班5个月后，墨尔本在12月7日首次恢复了部分国际航班）。为此，我只好去悉尼转机回国，但这样肯定要转两三次机。同时，我们原来还想过穿防护服坐飞机，不过我们一共有4个人，要找到适合不同人的防护服有难度，即便如此，大家在飞机上可能还无法喝水，我觉得这对老人与小孩伤害太大了。
西澳州强硬的“封城”宣传画
更大的问题是 “双阴性”证明。根据要求，我们要48小时里做两次测试，虽然墨尔本有一些机构可以做，但是不可能几个小时出结果。为此，你只好先把房退了，行李都打好了，提前一天去做。另外，许多机构给的认证是短信，而短信认证又不被国内承认，有一段时间在墨尔本的华人真的是快疯掉了。很多澳大利亚当地医疗机构看准了有利可图，甚至干起了出售证明的买卖，两个证明大概开价300澳元（约合人民币1456元）。
那天我看欧洲的媒体报道称，当地黑市上卖的证明跟澳大利亚这里价格差不多，我真的特别想苦笑。
此外，我知道很多已经回去和准备回去的中国人，从墨尔本飞悉尼的时候都是订了两张机票，因为航班经常会取消，假使取消就麻烦了。这一年，我在澳大利亚听过很多类似的故事：留学生毕业之后因为签证或者其他原因必须走，他们把房子都退掉了，结果因为上面这些原因走不了，真的非常惨。
有一段时间，我们真的是很想回国。到后来慢慢看开了，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也跟我父母这样说，我觉得疫情肯定是可以控制住的，不用太担忧，大米和厕纸也会有的，不用去抢购，因为老人家常常担心大米和厕纸会断供。
不过现在我已经不纠结了，我们已经做好了明年再回国的打算。
澳大利亚抗疫：虽有不足，但仍有亮点
6月的时候，我所在的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爆发了第二轮疫情，因此当地进入了长达三个多月的“封城”，这是全世界最长的“封城”之一了。
作为一个身在其中的“旁观者”，又是研究澳大利亚的学者，这次疫情倒是给了我一个近距离观察澳大利亚政治制度和政府治理能力的机会。这场疫情的防控反映出了澳大利亚地方和联邦政府之间的博弈。
胡丹在澳大利亚智库参加活动
澳大利亚第一波疫情是和一艘邮轮有关，联邦政府的检验检疫的人员和新南威尔士州的人，都以为是对方管，然而对方都没有管，后来邮轮上的人都回家了，政府才发现疫情已开始蔓延。
6月底的第二轮疫情则是起于一家隔离酒店的管理问题。当时澳大利亚政府把隔离酒店的保安工作外包给一个保安公司，而保安公司后来发现人手不够，就临时雇了一些人。一个工作人员在酒店被感染了之后，回家又传给家庭成员，疫情就扩散开来。
这两个事件反映出澳大利亚政府治理上存在很多问题。此外，联邦政府还闹了一个大笑话，澳大利亚财政部在估算可能会有多少人需要失业补助的时候，由于发给企业的调查问卷设计上存在问题，最终导致实际数字差别特别大。
澳大利亚是有一点岛国思维的。疫情最开始的时候，他们非常小心，相比同属英联邦的英国，澳大利亚从来没有提出过全民免疫之类的策略。这或许是因为澳大利亚此前发生过很多次外来生物入侵造成灾难的教训，所以他们对于检验检疫一直是非常小心的。
澳大利亚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地计划抗疫对策：假使疫情扩散，情况变得严重，那么需要用于急救的呼吸机是多少？医疗体系可以提供多少个床位？他们一开始就知道重点在这里。
其次就是澳大利亚在执行具体措施的时候还是相对严格的。 我记得很清楚，大概在6月至7月疫情趋于恶化之后，澳大利亚政府要求人们在公共场合必须戴口罩，不戴罚款1500澳元（约合人民币7292元）。最严重的时候，一户人家一天只可有一个人外出，活动范围是5公里内。
有一个印度人为了去吃印度菜，开车30公里去买，结果被警察抓到，警察说：“ You have a very special curry chicken here。”（你这个咖喱鸡吃得太特别了），我们看了这个新闻都觉得特别好笑，但是也特别理解。
宵禁的规定出来之后，大家都在遵守，现在绝大部分人外出都戴口罩，这一点我还是很感动的，因为我知道美国很多州也有相似的规定，但老百姓根本就不遵守。
澳大利亚4月份时候还做了一个跟疫情相关的民调，询问民众觉得各国政府应对的怎么样？澳大利亚人给自己的政府打的是91分，相对比，新加坡只有60分。我跟澳大利亚媒体人说，实际上，你们的报道在塑造本国人对政府的看法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信息传播极为重要。
澳大利亚人觉得自己今年特别惨，因为澳大利亚此前连续29年实现了经济增长，这在西方国家中极为罕见，而今年却因为疫情一下子陷入了衰退。
如今，新冠病毒疫苗已经在一些欧美国家投入使用了。澳大利亚人非常相信疫苗，因为全球一些比较重要成功的疫苗是澳大利亚这边研发出来的，如HPV疫苗。
澳大利亚政府现在已经在好几个地方进行了疫苗采购。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层面现在的想法还是暂时不会大规模让外国人入澳，而是等疫苗普及后再重开国界，这一时间节点可能会在2021年中期，甚至是2021年年底了。
疫情下，人会更关注自己
这一年对我来说精神压力可能会大一些。因为长时间和家里人呆在家里，比以前相处的时间更多，矛盾也肯定会更多。大家整天在一起，情绪上有什么反应的话，马上就会表现出来影响到你。
这一点在澳大利亚本国人中也是很明显的。墨尔本在封城时期打心理求助热线的人特别多，大概增加了30%-40%。我现在才终于明白人是需要外出的，假使成天憋在一个地方，那一定会有问题的。
我自己有一个感受，就是说像在这种大规模的灾难之后，所有人都会被迫地去更关注自己，或者说，更关注自身和自己小范围的生活质量。
说实话，我也会害怕自己或者家人感染。我主要更担心老人。
这一年说实话，我原本在北京应该完成的工作一件都没落下，这真的是很难想象的。对我们学者，对于做研究的人来说，更多时间呆在家里其实反而可以出更多的成果。
至于我10岁的女儿，她最初上网课，后来时间长了实在没有办法了，只好自己在家里自习。3个多月完全没有出过门，对她来说才是最大的挑战。很多时候，我们搞研究的在开网会，她会不小心出现在镜头里，这可能也成为了许多人工作中的新常态。
胡丹和女儿在公园
而我的父母从冬天（中国）一下子来到了夏天（澳大利亚），生理上经受了挑战。不过与之相比，更难的是文化上的适应。我父亲有一段时间非常焦虑。 因为他觉得本来来澳大利亚很幸运，结果没想到澳大利亚情况反而变得更严重了。
他每天会出去散步。有一天他回来跟我说，其实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那么焦虑。刚才走到附近一个非常大的花园，看见澳大利亚人三三两两地坐在地上晒太阳，特别开心。他说，当时突然就问自己，为什么他们就一点不焦虑，为什么我这么焦虑？是不是我太骄傲了？我觉得，文化上的这种影响其实是双向的，蛮好的。
胡丹的女儿在家里三个多月不出门，开始自制纸牌、桌游，用废布、彩笔做手工
我觉得，中国人和西方人在谈到疫情时候有不同的感受主要是因为双方的参照系不同。或许由于他们没有经历过SARS，所以我觉得最开始他们看到中国一些强力措施的时候会有点不理解。
总之，虽然2020年对我和许多人来说都很不容易，但是我坚信，2021年会好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