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衡哲是新文学最早的文人胡适作为文学运动的领导人,他与张衡哲、任鸿隽夫妻俩的关系很亲密,并且在中国近代史留下了一段至真至诚,可歌可泣的友谊故事。
二十四岁的陈衡哲在美国著名的瓦沙女子大学专修西洋历史,辅修西洋文化。1915年正值白话文运动的爆发期,胡适提倡的白话文思想,在讨论会中并没有被认可。胡适当时很苦闷,他希望有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出现。
1916年,担任主编的任鸿隽,收到了陈衡哲在美国来的投稿,是两首五言绝句,一首是《月》,另一首是《风》。
主编任鸿隽很欣赏这两首诗,就把诗抄寄给胡适,并且让他猜测是谁写的。胡适收到任鸿隽的来信后,连声赞道:两首绝妙。经过胡适的反复推断,他一语断定此诗是陈女士所为,这里的陈女士就是陈衡哲。
可见两人是心灵相通的。随后,胡适向陈衡哲约稿,两人书信的往来越来越频繁。但直到1917年的时候,他俩才见了第一面,认识之后,胡适和陈衡哲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因为胡适遇到了学术上的知音。
在胡适与任鸿隽和梅光迪等人就白话文运动、问题展开激烈讨论的时候,张衡哲虽然没有直接加入他们,但是她用行动一直支持着胡适的白话文运动。
陈衡哲先后发布白话文《一日》,《人家说我发了痴》,《老夫妻》,《鸟》等。这让势单力孤的胡适感到了一丝欣慰和希望。
陈衡哲和任鸿隽自由恋爱,在一起四十年,可谓幸福满满1915年夏,任鸿隽作为主编的身份读到张衡哲的来信投稿,对她写的文章,任鸿隽大加赞赏,由于他的大力推崇,素未蒙面的张衡哲成为中国科学社的重要一员。自此,任鸿隽和张衡哲经常书信往来,交往密切。任鸿隽在《五十自述》里说:一见如故,爱慕之情和与日俱深。
1919 年,任鸿隽飞往美国芝加哥,看望了正在深造的张衡哲。期间,任鸿隽向张衡哲大胆求爱,他说:“我希望能做一个屏风,站在你和社会的中间,为中国来贡献和培养一个天才女子。”最打动陈衡哲的是任鸿隽三万里求婚富有担当的知音之举。所以,最后陈衡哲答应和任鸿隽交往并且结婚。
我们三个朋友胡适对张衡哲也是一见钟情,可是家中已有结发妻,不但没有胆量悔婚,也不能违背传统。在处理与张衡哲、任鸿隽的感情方面,他很清楚,最适合张衡哲的那个人是任鸿隽,自己和张衡哲有缘无分。所以,胡适将这段姻缘化为了友情。
超越世俗的纯粹友谊陈衡哲留学回国后,胡适四处找关系,替张衡哲谋一份职业,最后终于在胡适的努力下,张衡哲开始在学校担任“西洋近百年小史”和“英文”两门学科的教授。
陈衡哲的《西洋史》在商务书馆出版以后。而此刻的胡适正在环游旅行,当火车开往贝加尔湖畔的途中,他写了一篇专门评论介绍张衡哲的新作,称它是一部有野心的作品,是中国学治西洋的学者给中国读者精心制作的一部西洋史。
可以这样说,是胡适成就了陈衡哲北大第一位女教授,也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教授。
20世纪30年代,胡适和张衡哲两家的交往更加亲密,他们一起去秘魔崖,一起去南京豁蒙楼,一起参观中山陵等。
陈衡哲敬佩胡适在事业上的才华及成就,愿意一直追随他作为一个同志。当胡适生病时,陈衡哲会暂时代替胡适,替他完成编辑,刊物评说、演讲、书评、调查报告等工作。
1920年8 月,胡适的夫人生了一个女儿,胡适取名为素菲。陈衡哲也特别喜欢胡适的爱女素菲并寄予厚望。还曾作《送给素菲》:“我对你就如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是希望你也做一个明星……”可是素菲最后病逝了,陈衡哲夫妇到胡家安慰,并把他们自己的女儿任以书给胡适做干女儿。
金坚纯洁胜友情陈衡哲在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她慢慢地淡出了大众的视野。她的才华随着她的年事已高,几近全无。可是胡适和张衡哲之间的友谊却一直未变。
1949年,胡适已经不是那个“我的朋友胡适之”了,他成了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战犯。当好多人和胡适划清界限的时候,陈衡哲选择了沉默。陈衡哲在家里为了避免触犯时讳,便用“赫贞江上的老伯”来称呼胡适。
但陈衡哲20世纪50年代仍然通过子女跟胡适通信。任鸿隽逝世后,张衡哲写信告诉胡适,胡适给她回了一封很长的信。他说:虽然政治上有分隔,老朋友间,几十年不曾通信,可是此刻的“”赫贞江上的老伯”在替你流泪…………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胡适心目中的女神张衡哲虽然很优秀,但是我更羡慕他俩之间的友情,那种超乎世俗的纯洁情谊。人们常说,男女之间没有纯洁的友谊,可我在胡适和张衡哲之间,却找到了不一样的答案。原来有一种友情可以超越爱情,甚至是友情。时代虽一直在变迁,但是胡适和陈衡哲的友情一直没有变过,这份跨越60年的友情超越了世俗,跨越了爱情,甚至超越了亲情,升华为一种至真至诚的圣洁情感,书写着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真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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