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能二战后崛起，并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得益该国的政策和苏联人精神。但苏联政权到了戈尔巴乔夫手里，苏联自豪感没了，苏联人曾经引以为傲的辉煌被戈尔乔夫毁掉了。而毁掉苏联人自信恰恰就是戈尔巴乔夫所谓的“新思维”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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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国家的改革都是经过顶层设计，慎重实施的，而目标只有一个：国家向好。而苏联为什么要改革？主要还是勃列日涅夫执政所造成僵化而引发的。

勃列日涅夫是一员“福将”，之所以称他是福将，主要因为他当领导人，沾了大光。在前两任领导带领下，他得到苏联累积发展的结果。

苏联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时，也就是勃列日涅夫执政中后期，苏联到了最为强盛时期，可以称此阶段为苏联盛世。当时的苏联社会稳定，发展速度很快，不仅在经济速度超越了美国，甚至与美国的经济缩小差距。而军事方面更与美国不相上下，甚至有超越美国之势。

勃列日涅夫正是“躺着”让苏联进入盛世时代，苏联庞大石油资源，让苏联很富有，勃列日涅及苏联领导层，却出现了懈怠，甚至不思进取，认为苏联已经无忧了。于是苏联出现干部老化，思想僵化，领导腐化的严重问题，已经起起苏联民众的不满。

苏联盛世使苏联发展停滞了，人心散了。什么“无私奉献”、“为国奋斗”等苏联精神也在淡化，官僚机构官僚主义比较严重，官员没有责任感，散漫懈怠，苏联内部已经失去了发展的动力，就连经济增速也在此后降了下来。

对于苏联现状，勃列日涅夫并没有意识到，而是依然我行我素，甚至打猎喝酒享受。当时苏联人对勃列日涅夫很不满，经常用一些笑话取笑他。

比如，一名外国记者到苏联一个工厂车间参谋，当时厂房高大，机器声音嘈杂，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记者问机床工人收入多少，工人说25卢布，记者很奇怪如此少工资怎么生活呢？工人笑着说，上面象征性的发，我们象征性的干。可见民众与苏联权贵们已经貌合神离。

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终于病逝，接任人的是苏联克格勃负责人安德罗波夫，此人被认为是一个很有能力的领导人，他接任后，征求苏联群众对改变现状的意见，采取打击腐败的措施，并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还要求有关部门拿出经济改革方案。

但安德波夫却只执政一年也因病去世了。随后苏联“病人”契尔年科继位，但契尔年科就是病殃子，这也是苏联折衷的办法。契尔年科1985年3月就去世了，之后在选举中，选中了只有54岁的戈尔巴乔夫。

年轻的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领导人后，的确给苏联人带来一种新希望，无论其形象还是其履历，苏联认为戈尔巴乔夫一定会苏联人带出这种僵化的体制。

戈尔巴乔夫上任后，先从禁酒开始，小试牛刀，但没想到禁酒并不顺利，还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当时苏共认为戈尔巴乔夫的禁酒令，让苏联经济倒退。其实这个小改革已经释放出一种信号，苏联急需改革，但需要慢慢来，要在综合衡量的基础上才能实施。不过戈尔巴乔夫等不急了。

在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会上提出经济社会发展的“加速战略”，这个改革措施，主要是在苏联工业发展上，实现苏联工业快速增长，用工业增长带动其他行业。但这项改革，却没周密部署，不考虑成本，只考虑增长的速度，又回到勃列日涅夫发展重工来的老路上。

戈尔巴乔夫的“加速战略”失败后，他的改革“新思维”也慢慢成型，他在6年内提出了“改革”、“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的改革目标，甚至提出与西方价值观相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说法。

随后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多元化”开始泛滥，他甚至把“民主化”、“多党制”作为政治改革的目标，对西方国家妥协退让，这就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但他的新思维却把苏联人的思想搞乱，社会出现动乱，民族矛盾突出，最后苏联丢掉了执政权而走向解体。

本来戈尔巴乔夫“加速战略”可以慢慢实施，但戈尔巴乔夫太着急了，他于第二年在苏共全会再次提出了“苏联经济社会发展方针”，能看出戈尔巴乔夫等人急于求成的心态，喜欢制定宏大的目标和规划，却没有进行艰苦细致和实实在在的改革，几年后随着改革引发的内部斗争，这些最初制定的目标都成一纸空文。

在农业领域，戈尔巴乔夫曾试图进行租赁或者承包，1987年，苏联允许个体农场经营合法化，并通过《关于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还通过了《国营企业法》，1987年底，苏联还出台关于计划、价格、财政、金融、信贷、技术、经贸等改革文件，这些文件初衷是权力下放，让企业自负盈亏、自治企业、自筹资料，自行核算。

1988年5月，苏联通过了《合作社法》，1989年又通过《租赁法》，但这些改革措施有头无尾，因为戈尔巴乔夫重心已经放在政治领域改革，经济领域出现放任自流的做法，这就导致苏联经济出现问题，管理上失控，商品紧缺，还导致了卢布贬值和通货膨胀。

戈尔巴乔夫学的是法律专业，虽然在地方工作略懂些农业，但对整个国家的经济来说，他是“门外汉”。不过戈尔巴乔夫有过人之处，他能说会道，特别是政治方面的，但光说不练就成了空谈。而且戈尔巴乔夫执政没有什么风格，有人说他飘忽不定，忽左忽右，甚至舍本求末。在国家治理上没有管理技巧，甚至哪里出问题就治哪里，就如前文我们所说，戈尔巴乔夫上任之初进行的禁洒改革，实际就是一个例子，因此这项政策不得人心，苏联人哪能离了酒，造成的财政损失很大。

戈尔巴乔夫喜欢面对镜头展现自己，在他眼里，他认为只要各方面利益照顾到了，一切都能做到。就如雷日科夫在其回忆录中这样评价戈尔巴乔夫：“在一个月前讲要优先发展机械制造业，现在又突然冒出了一连串儿需要优先发展的部门……短短的几个月，国民经济优先发展方向的清单不知填写过多少次。”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经济学部成员奥·季·博戈莫洛夫也曾经历过戈尔巴乔夫时代，他说：“当时我已经提出了改革不能从各行各业同时开始，总得有个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经验对我们有启示意义。首先应该把市场机制引进到农村和城市关系中，把农村和城市的经验结合起来。但戈尔巴乔夫听不进不同意见，当时苏联急躁冒进的思想已经在领导层占了有利地位。”

戈尔巴乔夫执政第二年，苏联制定的计划和指标就没有按时完成，比如计划1986年到1990年让国民收入年增长3.5－4%的目标泡汤了。1986年至1988年仅增长2.8%，低于改革前速度，不升反降。但戈尔巴乔夫不找自身原因，却把经济改革目标没实现的原因归结在政治体制上来。但经济改革现状也为随后而来的激进自由化改革埋下隐患。

由苏联经济改革没有成功，导致老问题没解决，大量新问题出现，而消费市场供应出现短缺，为了保持住自己的支持率和形象，戈尔巴乔夫随即又把改革的放在政治上。戈尔巴乔夫很聪明，他把经济改革不成功的责任推到政治领域，认为经济改革不力，就是苏共内部保守力量强大。这就给他进一步推进新思维、民主化、多元化找到了借口。

1988年6月，苏联召开会议，正式确定了全面进行政治改革的任务，这才拉开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大幕。但会上有很多代表提出应该解决当前日益紧迫的经济形势，但戈尔巴乔夫不听，他坚持认为，政治问题不解决，经济改革必将失败。据此，戈尔巴乔夫还把赫鲁晓夫当年改革的事拿来说话，戈尔巴乔夫认为六十年代赫鲁晓夫经济改革半途而废，原因就是官僚体制上，是官僚保持扼杀了改革。

戈尔巴乔夫说法得到改革派的认可。对于苏联出现的变化，就连西方国家都认为，戈尔巴乔夫战胜了保持力量。但问题实质却是戈尔巴乔夫想避开难办的经济改革，而选择政治改革，借此把一批不听话官员清除。戈尔巴乔夫还想通过政治改革，换取西方的支持。但戈尔巴乔夫却不清楚，政治改革比经济改革还要难，甚至是一颗定时炸弹，一碰就再无回头之路。

对于戈尔巴乔夫改革，苏联甚至进行激烈的斗争，主要是计划与市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等问题争执，但社会主义公有制受到猛烈的抨击，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思潮开始成为苏联社会的主流舆论。

一些人利用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的混乱，而掘得第一桶金成为暴富者，他们当然不希望失去既得的利益，因此在此期间对苏联自由化市场经济进行推波助澜，然后把自己窃取的财富合法化。当时苏联掌握国有资产的官僚集团的管理更是急切盼望苏联实施自由化市场经济，然后他们可以借机把国有资产纳为己有。就如社会大学校长瓦·伊·茹科夫说：“当时高层精英群体最渴望的就是把国家的财富化为己有。在权力和财富之间总是存在矛盾，有一个不能逾越的界限。有人当上了州委一把手，他就有各种各样的特权，就能控制那个州里几乎所有的财富。而一旦退了休，他就会失去这些权力和掌控的财富。所以他们就极力渴望把这些财富变成自己名下的合法财产。”

一时间苏联国内涌现出自由化市场的呼声，对于这个浪潮，戈尔巴乔夫先是反对，后来观望，然后又在里面“和稀泥”。到了1989年2月，戈尔巴乔夫说：“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主张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基础上发挥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潜力。”他又认为“关心社会主义，相信社会主义，忠于这一制度，不接受私有制，不接受人压迫人的制度，因为所有这些宝贵的东西都与整整几代苏联人血肉相连。”

不要以为戈尔巴乔夫捍卫国有经济，其实他只是做表面文章，到了1990年8月戈尔巴乔夫就变味了，他认为以公有制束缚了人的劳动积极性为由，他甚至攻击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是“经济垄断”，他认为改革“主要而又刻不容缓的任务”是取消公有制的“垄断地位”。他主张在苏联推行公有企业非国有化、私有化。他认为计划经济没有效率，以此为借口，主张完全放弃国家宏观调控。

为了把经济私有化改革与他的政治改革合拍，戈尔巴乔夫领导层大力摧毁社会主义公有制，出台了快速实现西方私有化的各项政策。

到了1989年，苏联经济已经严重恶化，过高的通货膨胀，高昂的物价，而且国内民众失业率高，经济面临崩溃。即使苏联经济恶化到如此程度，苏联高层还依然围绕如何改，怎么改的问题争论不休，没人真正关心民众的生活。雷日科夫认为应该逐步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他曾说：“我们建议渐进地推行市场经济。我们研究过中国的改革，希望我们也能逐步地推进。我计算后认为，这至少需要8年时间。”

对于雷日科夫的建议，戈尔巴乔夫并没有理会，因为此时另一套方案已经出炉，这就是沙塔林的“500天计划”，这套方案是戈尔巴乔夫主导的，后来亚夫林斯基和叶利钦提出修改意见。这个方案就是要与雷日科夫的方案进行对抗。

沙塔林的“500天计划”主张在大规模私有化基础上，从1990年11月1日至1992年3月14日的500天内，分四个阶段将苏联计划经济迅速过渡到市场经济。这就是经济学家运用医学术语所称的“休克疗法”。这份方案还掺杂了西方经济学家的意见以及美国情报部门。

当时西方国家承诺，只要苏联“500天计划”成功后，将向苏联提供上千亿美元的援助，逼着苏联进行激进的市场改革，实际上就是上苏联全面放开市场，让苏联国有资产在私有化。这是一个釜底抽薪的损招。

1990年，苏联高层与叶利钦围绕用哪种经济改革方案进行争论，最后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达成原则协议，戈尔巴乔夫愿意以“500天计划”让苏联快速向市场经济过渡。为什么叶利钦极力要求进行市场经济？因为叶利钦在1989年访美期间，已经得到美国的认可和支持。

但雷日科夫反对“500天计划”，认为这是全盘西化和私有化，对苏联不利。但此时戈尔巴乔夫不可能听他的。

1990年10月1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由戈尔巴乔夫主持起草的《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这是一个苏联改革方案，也结束了苏联半年多的改革这争。戈尔巴乔夫这份纲领性的方案，也是吸收了雷日科夫和沙塔林的方案，但大都用了沙塔林全面私有化的内容。目的还是推私有化。戈尔巴乔夫曾说：“必须向经济非垄断化、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大踏步前进”。经济改革方案的争执后来转化为政治斗争，私有化就加快了进程。

苏联自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改革后，其经济形势就开始恶化，经济增长每月都在下降，到了1990年，甚至第一次出现负增长，1990至1991年，经济下降达9.5%，而到1991年下降达到15%。经济恶化的结果传导民众，使民众生活困难。1991年苏联消费品零售价比1990增长了1.4倍。黑市价格超过了零售价的9倍。

其实从1989年，苏联的财政收入、社会劳动生产率、工业产品产量及消费产量的计划就没有完成，1990年，戈尔巴乔夫在会议承认：“消费市场的情况极为困难，经济关系严重失调，交通运输混乱，国家纪律显著松弛，围绕着所有权、自主权和职权范围划分问题的政治冲突有时具有极其尖锐的性质，犯罪持续增加——所有这一切都证明，目前危机仍在继续深化……”

1990年前10个月，国民收入、工业产值和社会劳动生产率比1989年同期下降3%、0.8%、2%，经济形势恶化导致全国各地商店货架是空的，民众表示不满。1989年，苏联甚至有500家企业举行了罢工。

戈尔巴乔夫以为经济改革中西方七国集团会援助，但西方国家援助是有条件，就是需要戈尔巴乔夫进行政治改革，而且经济改革要符合西方要求，戈尔巴乔夫都答应了，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6年里，苏联外债从130亿美元，增加到1130美元，接近10倍。

戈尔巴乔夫乞求七国集团进行经援，但西方国家找各种理由就是不给苏联贷款和资金支持。1991年在苏联解体前最糟糕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又恳请美英德等西方国进行紧急贷款和援助，但西方国以苏联国内政局不稳拒绝了戈尔巴乔夫。

当时有媒体称：“戈尔巴乔夫时代给民众印象，第一是苏联作为超级大国已经解体，第二是过高的通货膨胀，让80%人成为贫困者，百万贫困的民众流落街头。”

普希金语言学院副教授德·尼·法捷耶夫回忆苏联解体自己经历：“1990年、1991年开始发行各式各样的票证，有蓝色的、粉色的。当时我还小，记得排了大半天的长队。结果轮到我的时候，前边的妇女把最后半公斤香肠买走了，到我这儿什么也没有。我不停地哭，哭完以后，我发誓再也不去商店了。”

1991年12月，叶利钦与乌克兰、白俄罗斯领导人在别洛韦日开会，签署一份协议，宣布苏联解体。这次会议召开前，外界以为戈尔巴乔夫不知情，其实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已经达成交易。因此当别洛韦日协议签署后，叶利钦给戈尔巴乔夫打电话，戈尔巴乔夫依然要自己的待遇。

1991年12月25日，苏联宣告正式解体，那面镰刀斧头的国旗降下并成为历史一幕。当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交接完后，回到办公室取个人物品，办公室主人已经成为叶利钦。何等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