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欧亚地区越来越不平静。
我们可以先按时间线来捋一捋：从6月中旬爆发的中印边境冲突，到8月初因总统大选而延宕至今的白俄罗斯政治危机、当月中旬因俄罗斯反对派人士纳瓦尔尼“中毒”引发俄欧关系紧张，再到9月底高加索地区“突发”的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在纳卡地区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富有戏剧性的是，这场新冲突恰好发生在9月21日至26日俄罗斯举行的代号为“高加索-2020”战略战役演习结束的第二天，以及10月5日在中国邻国、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斯坦因不满议会选举而爆发的反对党“国家政变”，等等。
这些不断显现的地区冲突与内部政治危机，进一步加剧了欧亚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势与不稳定因素，使得原本组织结构就相当复杂的该区域越来越杂乱。
目前，国内外多数观察和分析主要聚焦这些事件本身，包括事件的过程及演变，事件发生的具体原因及其现实的与潜在的影响等。不过，以笔者的观察，这些事件并非偶然发生，而是当下正在演进中的内外大变局的必然“溢出”结果。如果把视野再放宽一些，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是：这些“突发”事件是否将会引发欧亚地缘版块的“新地震”和美国知名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所预言的“黑洞”效应？
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支持者占领政府大楼“白宫” 图自中新网
欧亚不稳定弧上的“余震”
回顾近两年欧亚地区的地缘政治与安全形势演变，可以发现：从西向东正在出现一个环欧亚核心地区的“不稳定弧”。
具体分布在东欧（乌克兰东部武装冲突持续）；高加索（摩尔多瓦政治危机延宕、北高加索恐怖主义形势严峻）；中东（叙利亚战争未停、“伊斯兰国”极端势力的“死而不僵”、阿富汗问题久拖不决、伊朗核问题再度恶化、也门内战持续紧张）；中亚（“伊斯兰国”极端势力的回流与渗透、哈萨克斯坦南部地区骚乱）；南亚（印巴冲突激化、中印边界冲突）；东亚（南海问题、中美贸易战之际的我国香港地区出现的动乱，以及中美战略博弈下的台海关系紧张、朝鲜半岛问题依然待解、日韩关系的紧张）等次区域。
由此可见，近期出现的这一系列事件并非新现象，只是欧亚不稳定弧上的一次“余震”，但并不会在欧亚大陆引发一场即将爆发的“新地震”；欧亚大陆真正的“地震”是上世纪末苏联解体，普京称之为“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欧亚地区的这些冲突，虽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地区形势，但很难说会导致灾难性后果。
两大关键因素引发“余震”
鉴于这些事件的“偶然性”，一时很难断定都是由参与方或第三方有意策划或谋划。当然，不同事件的发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直接诱发因素，仔细观察这些现象的背后，可以发现一些新的共性特征，即正进入质变阶段的外部世界失序与国家内部失衡，是引发这次欧亚地缘版块“余震”的最关键因素。
外部世界的失序，主要体现为西方自由体制中的核心成员，越来越多地厌倦、偏离对国际制度的主导权，有选择地放弃由其一手建构和维系的国际制度，包括力图与这一体制“脱钩”，致使世界秩序“摇摇欲坠”，国家间的合作意愿下降，更多以自身利益出发，忽视对他国利益的考虑。
不难理解，始作俑者便是特朗普上台后提出的“美国优先”。基于“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行径越来越多地给世界和各国造成战略挑战与地缘政治风险。为避免遭受更多的外部损失，越来越多的国家、不论体量大小，在处理内政外交时更倾向于“本国优先”为主要原则。由此，主权国家之间的妥协难度增加，国际合作越来越少，促成合作的难度也不断增加。这种新趋向在全球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疫情未能促使大国站在对抗病毒的统一战线，而是陷入越来越激烈的地缘政治博弈中，导致失去共同合作应对疫情的良机。
此外，疫情还导致大国更多地倾向于推行“内视化”政策，即更多专注于国内问题的解决。虽然目前很难说这种“内视化”会导致世界大乱，但是大国退出世界和区域活动，意味着留下新的权力真空，这可能会给一些心怀企图的中小国家火非法势力留下可乘之机，显然也会引发周边地区的剧烈震荡或深度危机。类似影响的外在表现都可以在近期欧亚发生的冲突事件中找到影子，如印度挑起中印边境冲突、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在纳卡地区的军事冲突，以及土耳其、伊朗对“纳卡冲突”两国的公开站队等。
国家内部的失衡主要体现为越来越深的政治体系危机。危机的出现并非完全偶然，早在2016年特朗普竞选总统事就已有所显露，欧亚国家也不例外。全球疫情则进一步暴露了主权国家的诸多弱点，对各国内部的失衡造成更大冲击。而欧亚各国缓解国内政治危机的手段多种多样：要么借助外部力量来解决或推动内部转型，比如在大国之间玩平衡术，当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颜色革命”，要么借疫情的外部影响“再主权化”，而这恰好与民粹主义的理念不谋而合，要么通过“操纵”选举以强化政府的合法性，还有通过游行示威、甚至暴力活动向政府施加压力等等。
但上述这些看似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内都极其“奏效”的政治工具，似乎都开始失灵，不仅难以构建起新的内部政治平衡，而且更是成为加速失衡或失控的催化剂。这当然会影响国家的内部进程，甚至导致国家陷入动荡与危机。这些在近期白俄罗斯、吉尔吉斯坦等国表现得尤为明显。
“余震”之后的重建“两难”与“黑洞”效应
欧亚地区近两年出现的各种危机与冲突，实际上处于一种慢性的循环状态。这些不稳定因素都涉及区域内各国的切身利益，因此既不能对“余震”视而不见，更不可能置身事外。在找到如何应对“余震”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以及如何预防新“余震”的妥善方案之前，欧亚各国不得不优先考虑两个重要的现实问题。
一是“两难”问题。一方面，在这些导致地区不稳定的冲突与危机中，实际上隐藏着地区国家（尤其是大国）需要作何选择的考虑，也即到底要站在哪一方。从多数国家的表现来看，并不希望做出二选一的选择，而是与各方都保持良好关系。这与笔者之前提出的“善意中立”是吻合的。但是，这一倾向更多的是应对变局的一个策略，而不是成熟战略，显然存在诸多难以预见的风险。
另一方面，对欧亚各国而言，“后疫情时代”的主要政治任务是：在不失去主权和其他特权的情况下，如何巩固与推进国家能力建设，同时确保大范围的多边合作可行。事实上，这是一组相互矛盾的内外政策，尤其对国家执政的理性政治决策、高超的政治灵活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若处理不当，将导致国家和社会陷入剧烈动荡或深度危机。
二是“黑洞”效应。二十多年前，美国战略学者布热津斯基在其著作《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曾批评性地将欧亚地区称之为“黑洞”，并预言欧亚大陆的“黑洞”将吸附一切对这个地区觊觎不止的大国势力，进而激化地区错综复杂的形势。
布热津斯基
近两年，除了中国力图将欧亚地区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的重点区域之外，俄罗斯也在该地区“谋篇布局”，一边与哈萨克斯坦等国领导人稳步推进“欧亚经济联盟”建设，一边又抛出“大欧亚伙伴关系”。俄官方还进一步宣布“大欧亚”成为俄外交的主要方向，其出发点不仅是因为俄罗斯与西方关系陷入危机、难以找到新出路，更主要的是世界政治经济中心正加速转向亚太地区，而亚太与印度洋正走向联合——印太地区。这其实也和美国的欧亚战略调整遥相呼应，特朗普政府先是推出阿富汗新战略，而后又提出“印太”战略构想，2020年初发布新版《中亚战略》。
印度则通过上合组织正式成员国身份介入欧亚事务，推进印度版的互联互通，维护印度能源安全。欧盟也不断对其欧亚地区政策进行反思，2019年7月出台的“欧盟与中亚：战略伙伴关系新机遇”战略，继续提出将加强交通运输、贸易投资、边境管理等方面事务作为增强欧亚紧密关系的纽带。
此外，日本、韩国、土耳其、伊朗等国也强化了对欧亚地区的关注。土耳其、伊朗公开选边支持正在愈演愈烈的纳卡地区军事冲突中的阿亚两国，其打的算盘不言自明。
当前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问题是：区域内和区域外的主要大国，在制定本国的欧亚战略过程中，愈发朝向与现实利益结合更为紧密的方向发展，愈发追求并强调本国国家利益，以解决本国目前面临的复杂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些趋势本质上将会进一步放大“黑洞”效应，不排除可能会产生更为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与对抗。很显然，这不利于“余震”之后的内部与外部的“重建”。
总之，既不要高估“余震”的影响，因为它并没有显著改变欧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生态，也不要低估全球疫情与“余震”叠加产生的“化学反应”，因为过去30年习以为常的生活将会结束，我们会走向新的方向。疫情之后的世界是一片乱草丛林，所有国家都需要去摸索路在何方，行驶在颠簸的路上，既要系好安全带，也要紧握方向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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