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正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其著作《论文明》中所阐述的那样:“秩序只适于人类的行为…秩序是从自然中模仿来的。人类对巨大天体规律性的观察,不仅为他提供了把秩序引入生活的模式,而且为他提供了这样做的起点。秩序是一种强制性的重复,当一条规则被永久性地确立时,秩序就决定件事应在何时、何地以及如何去做。”

秩序作为人类文明的标志,人类不是天生的有秩序,而是后天习得,“我们应该有权希望在人类最初的活动中秩序就获得了它的地位,并且毫无困难地获得的,我们可能很惊讶,这种情况在人类的行为中没有发生相反,人类在他的活动中表现出一种粗心的、没有规律的和不可靠的天性,并且需要艰苦的训练,他们才能学到会以天体模式为榜样。"不同的文化建立不同的秩序模式,

从东西方文明的比较看,“中国是大陆国家,因而在这片土地上,无论发生什么变化都是大陆规模的,中国文化和种族史的宏大堪与整个欧洲的文化和种族史相比较。”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秩序的建立中,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是主流,于是每个时代都有以社会“秩序”为中心的统一思想与文化,“古代中国的一个相当普遍的观念是,人类有一个最终合理的“秩序”,而对于这个秩序又有一种非常圆满的解释系统,它需要说明,天地的空间和时间格局,帝王与帝国的政治结构,人间的社会伦理道德,自然的万事万物,是如何完美地被纳入这一秩序中。

”因此中国传统社会的秩序中如三纲五常的政治伦理秩序,天地气交,天人合一的自然与社会秩序,天时地气、材美工巧、物以致用的器具与主体的物我秩序,都是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的内容。

它是人类给现实生活中的物建立秩序。权衡器具设计的目的就是给物品建立轻与重的秩序。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如果说“礼乐制度”是给人建立等级秩序,那么度量衡制度则是给物建立等级秩序。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天的秩序人的秩序和物的秩序是一脉相承的“同构”思想。中国传统权衡器具的制度和设计主要与数术、律历等天文知识联系在一起,历代的权衡器具及其记载皆见于正史的乐书”“律书”或“律历志”。数是计量的前提和基础,“计量”是人类数术思维的进一步发展。“数是人类知识的一个基本功能,在伟大的客观化的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的步骤。这个过程开始于语言,但在科学它取了一个全新的形状。”卡西尔指出了数的思维方式对人类文化进程的重要影响。

数，作为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工具,远不止产生数学科学,它是一切科学认识的基础,正如毕达哥拉斯所言:“数,是人类思想的指导者和主人,没有了它的力量,切事物将仍为模糊与混乱。”它是人类的一切认识纳入“严格的律则和精确的数的规则之下”,其中就包括计量科学的产生。权衡器具就是计量科学知识于造物设计中的技术应用,显然权衡器具设计中计量方式是“计数”方式的基础上的发展。

提起中国古代“数”的起源,追述至圣人先哲伏羲制八卦而创数,“自伏羲画八卦,由数起,至黄帝、尧、舜而大禹。”中国古代数字往往附会世界及其秩序的神秘化,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还有阴阳五行的观念中的“五行”“五色”“五味”“五服”等。

《淮南子卷二・天文训》载:“何谓五星?东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执衡而治夏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治四方…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执圭矩而治秋…北方水也,其帝颛项,其佐玄冥,执权而治冬…”所以才有“故日:“规生矩杀,衡长权藏,绳居中央,为四时限。”

可见权衡作为器具并不是孤立的存在,权衡与规、矩、绳这些标准器具系统地存在。规、矩、衡、权、绳这些器具最早是与四时对应的天人感应的“中介”物,而且规、矩、衡、权、绳之间的关系形成“五则”。

关于“五则”可见《汉书》载:

“权与物钩而生衡,衡运生规,规圆生矩,矩方生绳,绳直生准,准正则平衡而钩权矣。是为五则。”

由此可见,规、矩、衡、权、绳这些器具之间的是相互生成并相互制约,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系统。器具与自然秩序“四季交替”构成对应关系,使得这些器具在它一经产生的时候就获得了与“天理”一样的合理性,从而能成为现实生活中计量的标准和规范。中国古代思想观念中自然秩序、人类秩序、社会秩序是“一体同构”。

关于这一点葛兆光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一书中这样解释:“这秩序的理性依据和价值来源本由“天”所赋的,而且它源自人”的感情与天性。但是,当它已经形成人间的秩序、社会的规范和个人的准则之后,它拥有了权力,反过来就成了一种“天命’和“人理',似乎是自然的也是伦理的。”

中国传统权衡器具设计思想之源在于“同律度量衡”的传统观念。

汉书律历志开篇第一句话就是:虞书曰:乃同律度量衡。“

律”是度量衡计量器具设计的参考标准,“律”就是中国传统音乐的概念。这指出了权衡器具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计量器具,在传统的计量器具中形成与律、度、量、衡构成的整体系统之中,从而纳入传统社会秩序之中,权衡器具的计量标准成了社会秩序的一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