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战役打响之前，承受巨大压力的傅作义派出代表，和林彪谈判。当天津战役打响后，傅作义派出的谈判代表再谈到天津的时候，林彪手一挥，霸气回应：“天津不在谈判之列了！”

【林彪】

1948年11月29日至12月20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林彪率大军分割包围了塘沽、天津、张家口、北平、新保安，这几个地方被切割，守军犹如笼中之鸟，插翅难飞。朱德向毛主席汇报此情况后，毛主席沉思片刻，掐掉手中的烟头，命令道：“先拿下塘沽、新保安，后取中间，各个击破！”

12月22日，我军攻占了新保安、张家口，斩断了傅作义的触角，傅作义只剩固守一战与“和谈”两条路了。1949年1月14日，是我军给出的最后期限。

当时，解放大军已经兵临城下，如果固守一战，那是不自量力，只有死路。傅作义是想走“和谈”之路的，但他觉得还有天津、北平这两个大城市作为筹码，即便是谈判他也不会吃什么亏。他试探性地派出浙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和解放军谈判。

“七七事变”后，邓宝珊曾任蒋军21军团军团长，负责驻守榆林，在任期间，和延安方面交往甚好。1943年，他赴重庆开会途经延安的时候，延安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主席还亲自宴请了他。为了摸清我军的态度，邓宝珊先和北平地下负责人崔月犁进行了接洽，崔月犁诚恳地表达了我军的态度：我方对于谈判的态度是明确的、真诚的，对于傅作义先生一直是有争取和宽大的政策，请傅作义先生抛弃幻想，早日下定决心，不可犹豫不决！

通过和崔月犁的接洽，邓宝珊得到明确的态度：那就是解放军是非常欢迎傅作义率部缴械投降、和平解决问题的。

1949年1月6日，天津和北平成功被解放军分割。在此期间，我军向杜聿明部发起总攻，10日，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被俘，结束了淮海战役。获知此消息后，时任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愈发紧张，他不得不重新掂量并加快与解放军的和谈事宜。

当时，军委下达的是“先打塘沽，后取天津”的命令。刘亚楼经过实地勘察后，觉得先打塘沽很有可能是只能歼灭部分敌军，大部分敌军会逃窜，这样的结果是得不偿失的，更严重的后果是会费时费力，进而延长解放北平、天津的时间。为此，刘亚楼提出先打天津的建议。毛主席研究后，复电：同意先攻打天津。刘亚楼还主动请缨，要求亲自指挥攻打天津，很快获得批准。

1948年12月30日，根据军委的指示，刘亚楼指挥部队包围了天津。镇守天津的是天津城防司令部司令手陈长捷，他是傅作义的心腹。陈长捷在天津城内外修筑1000多个碉堡，埋了4万多颗地雷，还设置了梅花桩、铁丝网。陈长捷凭借13万兵力和坚固工事，多次扬言天津的城防固若金汤，要攻破不是易事。蒋氏曾先后两次到天津视察城防，对陈长捷很是满意。

【被俘后的陈长捷】

1949年，1月14日下午，受傅作义委派，邓宝珊一行来到通县西边一个小村子与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人进行最后一次谈判。其实，当时天津战斗其实已经打响了，但邓宝珊还不知情。邓宝珊一落座，聂荣臻开门见山地说道：“这次只谈北平，不谈天津，距离上次谈判规定答复期限只剩几小时，希望我们尽快结束谈话。”

邓宝珊一听就明白意思了，这是对天津动武了，他们感到很震惊。林彪接下来的一通话更是让邓宝珊心里凉了半截：“你们没什么条件能谈的，只能和上次谈的一样，把北平的守军全部调到城外的指定位置接受我们的改编。”

邓宝珊没有直接回应林彪，而是问道：“难道你们打算攻打天津？”林彪断然回答道：“没错，我们已经下达了作战命令！”邓宝珊问道：“你们打算用几天时间打下天津？”林彪胸有成竹回答道：“三天之内。”

邓宝珊是蒋氏陆军上将，纵横西北几十年，他对天津城防还是比较自信的，解放军要用3天攻打天津这样的大城市，以他的经验来看，是天方夜谭，所以他自信地回到：“不要说3天，估计30天你们也很难打下来。”

事实胜于雄辩。1949年1月14日10点，刘亚楼一声令下，500多门大炮一齐怒吼，密集的炮弹呼啸着飞进天津城垣，战斗打到15日凌晨，13万守敌全部被歼，解放军攻占天津只用了29小时，陈长捷被俘。

天津战役结束后，林彪安排陈长捷和邓宝珊见面，陈长捷对邓宝珊说：“请转告傅先生，以我参加天津战役的切身体会，北平怎么样也是守不住的。”当邓宝珊得知天津被攻克的消息后，他惊慌得手中牙缸都掉在地上。

天津不堪一击，傅作义对北平已不存幻想，1949年1月21日，他在《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上签字，部队撤出北平接受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