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成立,同日开始发行统一的人民币。
1949年4月,时任“中华民国”国防部长,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把两张面值分别为100和50元的人民币,交给上校参谋兼特工组长黄浩、少校副官艾中孚,命令他们赶往上海,用最短的时间,伪造刚发行的人民币,至少要伪造一亿元。
黄浩、艾中孚领命而去,即刻飞往上海。
要伪造人民币首先要有铜版,黄浩、艾中孚找到老朋友张舒芳以及他的姘头周月英。通过他俩介绍,结识了周月英的女儿周小云,周小云的未婚夫洪世贤擅长制版。
1949年5月10日,艾中孚就拿到了两副能够以假乱真的铜版。
5月12日,解放上海的外围战斗打响。黄浩、艾中孚心急如焚,顾不上隐蔽,仍然请周月英出面,找了位于昆明路上一家已经停工的小型印刷厂紧急开工。
20多名印刷工人昼夜不停,只用了三天两夜,就印出了假人民币1.69亿元。用大号皮箱装满33箱尚有剩余。
5月14日,汉口战事吃紧,金圆券沦为废纸。为了救急,白崇禧密令心腹秘书王子心,陪同徐亚力、黄浩用军用飞机装了27箱假人民币,径直飞往长沙。
事成以后,白崇禧担心泄密,以贻误军机之名,试图枪决黄浩灭口。后经徐亚力苦苦求情,白崇禧才饶了黄浩的性命,革职为民。
黄浩潜回上海,找到艾中孚,先用80万假币支付给印刷厂厂长以及工人们做为报酬。然后两人平分了6箱假币,逃之夭夭。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三天后,在全市各银行设立货币兑换,让市民把沦为废纸的金元券按十万比一的比例兑换成人民币。
第一套人民币发行之际,解放战争如火如荼,一切都在为战争服务,货币发行也是如此。人民解放军打到哪里,人民币就在哪里印刷。因此,第一套人民币受当时的条件制约,都是就地取材,没有统一标准的用纸,
纸张品种多、制作工艺不统一。
因此直到6月3日,有关人员才觉察到在流通的人民币中,混有伪造的假钞。
潜藏在上海的不法商人也借此兴风作浪,让人民币的威信受到严重冲击。黑市上银元兑人民币的比价从1比600元一路猛涨至1比2000元。
市面上发现假钞后,公安人员立即投入严密侦查,案件调查并不顺利,几经周折才发现,参与侦破此案警察冯伯钧有重大嫌疑。
冯伯钧是公安部门留用的伪警察,上海解放前,他利用自己的警察身份,帮助黄浩、艾中孚用卡车运送印钞机,后来他拿到200万元假钞的酬劳。
虽然主犯没有抓到,但假钞的来源总算弄清楚了。
几天后,在南市区正在执勤的解放军战士发现一个形迹可疑的中年男子,他坐在黄包车上,脚下放了一个沉重的大皮箱。打开一看,竟然是一整箱簇新的人民币。最后这个中年人被送进公安局。就这样,周月英的姘头张舒芳落网了。
原来黄浩、艾中孚各分得三箱假币后,由于上海解放,无法把箱子运出城外。便都寄存在周月英家里。这女人觉得把假币换成黄金白银更稳妥,于是委托姘头张舒芳先后几次去黑市,使用假币兑换金条或者银元。
公安人员顺藤摸瓜,赶在周月英家中,把6大箱还未来得及销赃的假币;以及大量用假币换来的金条、银元;还有专门印制假币号码的罗马字母码16枚。
在大量的物证面前,周月英,周小云母女只能如实交代。
公安人员乘胜追击,在昆明路那家印刷假币的工厂中发现了印刷机上两块铜版油墨尚存,地上撒满了从假钞上切下来的纸边儿。至此案情大白。但两名主犯黄浩、艾中孚依旧下落不明。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案发的几个月后。艾中孚、黄浩先后落入法网。
艾中孚先是潜逃回苏州老家,但他国民党军官的身份,让他在老家没有容身之处,于是又偷偷的乘火车跑回上海,打算隐姓埋名。却不知公安机关早已经把他定为通缉要犯。
回到上海第二天,艾中孚刚在马路上一露面儿,就被便衣警察绳之于法。
另一名主犯黄浩,先是逃到香港,但人生地不熟,找不到落脚之处,只能返回广州。
直到1950年春季,黄浩觉得风头过了,于是又偷偷的返回上海,打算从周月英家里取回属于他的几只皮箱。
结果到了周家,才知道周月英和女儿周小云都被判了刑,而周月英的小儿子向公安机关及时报告了黄浩的动向。
两天后,穷困潦倒的黄浩再一次来到周家,他到底还是无法抗拒数千万钞票的诱惑,不过这次等待黄浩的,是一副冰凉锃亮的手铐。
经过审讯后,黄浩、艾中孚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被判处死刑。
首次伪造人民币大案,就此拉上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