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怪小说的题材和其极现夸张之姿的文学表现形态，使其在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之中，占有一席之地。志怪一词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的庄子著作《逍遥游》一文之中：“《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逍遥游大鹏绘像）

鉴于《逍遥游》一文展现的庄子梦境一般的所思所想，我们大体可以将其称作是古今志怪之文的第一作。其后，随即诞生了部分以原始神话为创作核心的志怪小说初作。但令人惊异的是，早已拥有长达数百年历史的志怪小说却并没有展现它应有的文学风采，而只是作为传统诗、赋、词作流行风潮下的附庸之物。平淡的社会环境似乎并没有带给志怪文刺激的爆点，而这一切，却伴随着魏晋混乱时期的到来才真正迎来了志怪之文的辉煌。

要想了解魏晋动荡风潮之中，迎风而上的志怪文体爆发，我们就得首先明晰志怪一词的具体的内涵。志怪一词的基本解释，我们也可以通过最简单的字面意思，来推测这种特殊文体隐藏的独特意蕴。志怪，志怪，即以记录世间怪诞灵异之事作为文章的主要内容连接。虽然这可能与同样脱离现实的神话传说故事有着似有似无的隐性联系，但两者的根源实质却是大为不同。

（后羿射日的神话传说）

神话传说的由来远比志怪小说的诞生更显悠久，神话其背后的核心要素就凸显在勾勒出一个尚显完美，无法追踪实质生活情景的幻想世界。来源于古老原始社会情形下的神话故事，也因此在其后的流传和发扬过程中，处处都透露着不与人间相关的超脱性。而志怪文体及其相关作品的诞生，虽在离奇之中带有一丝怪诞，却往往不乏也有那么一抹人间的烟火之息。这也是志怪文体与神话故事的最大不同。它们两者的差异就在于一者极力幻化不存在于世间的美好，而另一者则是着重起身于凡事万物，以最普通的社会情形，尽显怪异、可怖之事。

（志怪小说中的鬼神形象）

魏晋时期大量涌现的志怪之文，也是极力遵循志怪文体的基本的成文要素，以当下现实存在的社会情景，反差烘托出所写之事的怪异与离奇。既然志怪小说的取材和起源要遵从时势，那么也就可以解释为何志怪之文历经上百年的沉淀积累，却在魏晋一朝喷涌而发。

（魏晋动乱起源——八王之乱）

魏晋动荡的时局环境、错综复杂的政治争斗，上层门阀崛起带来的等级化垄断，都为志怪之文的彻底喷发刺激了爆点。下层文人的郁郁寡欢，政局动荡背后的社会失衡，都为离奇怪谈的倾发提供了非客观的隐性条件。而这也注定了志怪文体其后必然包含的政治蕴意，暗藏了下层文人看破红尘的无声呐喊。

魏晋时期，政派林立，时局动荡、战乱连连。对外，胡虏侵袭，占据中原大片国土，对内，党争不断，国家无力维稳。魏晋南北的乱象就如志怪小说中的故事一般，是那么的离奇和令人诧异。这样的社会情形和生活实状，注定使得中古时代的志怪作品带有极强的政治批判性和时势评论性。

（魏晋门阀）

话虽是这么说，但我们也要知道，历朝历代，贬低当下时政格局，借以讽刺政府的文学形式表现都无一例外的会遭到当权阶级的武力形式破压，中央政权统治的合法性及合理性从来都不是士大夫及文人阶级所能指染和评介的。更何况，在魏晋南北朝那段特殊的时期里，文人的内部阶级又出现了千年一遇的两极分化，也即门阀士族的高调崛起。门阀家族的崛起在一定时间内代表了上层士大夫文人阶级官僚政治的阶段性胜利。既然上层的统治权全都掌握在这些门阀士人的手中，那么就更不会以文字作为批判朝政的手段。

（魏晋搜神记书影）

上层文人安于现状，乐于享受当下一家独大的畸形政治体系，自然代表着主流文人层次的象征性屈服，这也是魏晋时期文学史上的一个特有现象，除了大量的志怪小说，借以怪异之事，暗讽朝政，很少有文人直接反映当下的政事弊端。这也就形成了短时间内志怪之文的大量爆起。

我们后世所熟知的志怪小说当然以清代蒲松龄所写的《聊斋志异》最为著名。《聊斋志异》受到后人的追捧，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其文本内容的可读性，虽然某些情节依然包含有相当程度的讽刺之意，但却没有丧失了基本的可读性和丰富性。这就与魏晋时期单纯的藉由志怪小说形式，而着力批判时局的下层文人有很大的不同。极强的政治性目的和怪异故事背后透露的人性扭曲与残酷事实，也就是志怪小说极力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夸张表现力。

（怪力乱神绘像）

怪力乱神、魑魅魍魉，无非是魏晋在世社会种种的缩影，以怪力鬼影的可怖故事使人不自觉的联想到当下的社会实状，血淋淋的撕开虚假的政治外衣，将现实赤裸裸的曝光在天地之间。

志怪小说，大体虽然多由抨击时势的鬼怪可怖之文构成，但也有类似奇遇良缘的游记冒险。与前面提及到的撕开政治现实的鬼怪之文相比，这些语言相对柔和温婉，重在奇遇经历的志怪文则是着重表现下层文人对于自由及等级制度限制禁锢破除的呐喊和渴求。

（古代婚姻讲究门当户对）

魏晋门阀家族为基本建立的官僚体系制度，系统的决定了上百年来一个人的出身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如果说，你身在一个上层的士大夫贵族阶级，那么恭喜你，你成功获得了跻身高台的机遇，你的出身即决定了你日后的高度。九品中正制的建立保障了世代门阀家族掌权的合理性和继承性。但这也引发了诸多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这样的体系制度压榨了其余下层有志之人的进步空间，门第的高低限制浇灭了下层文人的进步热情。同样也使得整个社会在上百年的进程之中，因没有注入新鲜血液，而显得更加固化和腐朽。

门第的限制不仅禁锢了底层文人的进步之路，同样也拦截了他们的婚姻自由。事业和婚姻的权衡与稳定常被认为是一个人成功的有力标杆。但九品中正制和门阀世家的高低门第之说，再次将文人生活中仅剩的那一抹希望彻底抹除。庶族与贵族不可联姻，“门不当，户不对”，底层文人士子的婚姻只能在仰望和呼叹中垂头丧气。

（清代蒲松龄画像）

这也是志怪文中另一自成一格的体系：下层书生有志不得任用，满腹经纶却不被赏识，幸得狐仙、鬼怪幻化的女子怜爱，使得这些饱受压抑和不公待遇的文人学子得以慰藉。如果说这些文章只是单纯的满足下层文人的幻想，那么还不足以令人称奇，更令人称羡的是，这些孤魂野鬼幻化的美女形象，在身前必定是王公贵族，豪门贵胄之后。

这种无以抑制的想象可以说将庶族学士对于豪门、贵族的不甘与失望尽情挥洒，并在此中满足自己不得触及的欲望和美梦。所以，要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这样的艳文幻想之作，不见得都是满足自己虚荣的发泄途径，而是切切实实另类的抨击和排斥手段。

虽然志怪小说如我前文提及到的，大多是隐匿了真实思想的讽刺之文，但这并不代表着这些由下层人士编撰的奇文异事可以超脱于现有的法律章程。甚至有一些另辟蹊径的志怪文体，本身就是服务于帝王将相的敷衍之作。他们本身的创作目的，就是在不干扰现实政治基础的前提之下，满足帝王、贵族的个人口味。

（魏晋佛教传承）

我们能说这类作品已经偏离了初期志怪文体的基本思想和写作指引了吗？当然不能，任何文学作品存在的前提首先就是要符合当下的时政基础，可以说，封建时代的皇权严重限制了自由的文学秩序，而一部分作品势必要成为帝王皇权统治下的牺牲品。同样的，魏晋时期兴起的佛教，也为此类型的志怪小说创作过程，横叉一笔。既然要以隐晦的方式抨击时势，且有担当文学秩序失衡的风险，不若以志怪诡异之文宣扬佛法，以在世之事，宣传因果报应一说。以志怪之文暗讽的风格，警醒世人，勿做违法犯罪之事，进而推动佛教的第二次传播。

这样的做法自然是好，但一昧的借用志怪之文单纯的写作目的，以此来达成欲望和需求，却也不免有矫揉造作、目的不纯之嫌。

魏晋志怪文体的兴起，可以说是下层庶族文人自我发泄，自我排解的一种文化手段。政治秩序的失衡使文人反思和思考当下社稷的未来出路。虚幻缥缈的奇想世界为他们打破了等级限制的壁垒，他们没有对当下失去信心，反而以这种时局动荡下的刺激爆点作为自我勉励的解忧手段。志怪问题给予了他们一片想象的天空，一处排解困苦、不公思愁的境外之地。文人志不灭，何谈国不兴？

参考文献：

1：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

2：陈文新.近百年来唐前志怪小说综合研究述评

3：高玉海.鬼蜮世界的名士风流——谈魏晋风度在志怪小说中的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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