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某知名学者对于安史之乱的论述：

安史之乱的发生，有很多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原因，但是从宗教上来讲，安史之乱应该是玄宗摒绝武后遗产的后遗症，如果他继续支持佛教和经营中亚，可能唐代的国运会完全不同。

安史之乱以后，佛教发生了重大转变，从以前国际主义、都市主义的佛教向孤立的、与农耕文明相结合的地域性佛教转型，因为安史之乱阻隔了唐帝国与中亚的联系，原有的商业网络彻底崩解。商业网络的收缩在安史之乱之前就已经影响到了唐帝国的方方面面，只是到了安史之乱之后与东亚的贸易网络进一步废弃，这对唐帝国最终走向崩解是有决定性的意义的。

安史之乱造成了都市佛教的颓败，武则天时代佛教因为和商业与国际贸易的结合主要是在都市活动，安史之乱之后佛教不得不从一些中心地区撤出，而向一些非中心地区扩散，也不得不与一些地方节度使结合，这样一种趋势也是禅宗特别是南宗禅兴起的契机。自此佛教与农耕文明合流，禅宗刺激新儒家的勃兴，农耕文明进一步固化，商业行为与贸易精神相应地进一步萎缩。

笔者要指出的一点是中唐以后放弃武周时代佛教为立国意识形态转向内在几乎是必然的，禅宗在南方兴起的本质原因就是海道的拓张。

说到大唐就不得不提到安史之乱，陈寅恪等学者认为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是北方胡人力量的增长，近来则有不少学者提到波斯拜火教和粟特商人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当然其中自有真知灼见。但是我要指出的是胡人特别是中亚伊朗语印欧语胡人作为一个政治军事集团在河北藩镇中所起到的作用实在是被高估了，这种现象在之前塞种人的分析中我就已经指出了，是一种西方中心论和胡人至上论的历史观。

这里我尝试分析一下安史之乱的背后的深层原因：海上贸易航线大规模开通的开始。

在唐代以前，人类创造的船基本不具备大规模跨洋航行的能力，丝绸之路是亚欧两个地理板块交流的主要道路，因此内陆地区往往要比沿海地区更为先进。

如果从新石器时代算起，这个过程中经历了一个从玉石之路到金石之路再到丝绸之路的演变，笔者也曾指出这种演变是从南到北逐渐推进的，如果只从文明时代算起，那么到了汉代，算是全面完成，到了唐代应该是达到鼎盛和极致，此后元朝虽然也大开草原丝绸之路，但已经不能和唐代盛景相提并论，总计持续了四千多年，而接下来的一千四百多年时间里出现了一个转变，就是海道的开通与繁盛，而盛唐恰恰处在这个转折点上。

这个过程是非常迅速的，首当其冲的是中亚，一直以来两河流域都是面临内亚的威胁，草原游牧民族和中亚的雅利安语民族不断地从阿尔泰山到乌拉尔山之间的大草原南下，经过河中和伊朗，一直冲击到地中海边缘的两河流域，但是在唐初，发源于阿拉伯半岛南端的黑衣大食强势兴起，几乎席卷了整个西亚和中亚，这在之前数千年的历史当中一次也没有过，阿拉伯半岛的闪米特人第一次实现了对中亚胡人以及部分突厥部落的逆向征服，即便波斯也没有办到过，于是有了高仙芝在康国的失败。

海道拓张对大唐的影响是两面性的，在唐代以前，河北一直是偏远之地，从来没有产生过一个正统王朝的都城。但是东北亚地区海道成长起来之后就形成一张复杂的贸易网络，日本新罗包括辽东地区都借助这张贸易网络得以迅速发展，在汉朝东北亚地区各个单元之间非常破碎隔离，当然就日本朝鲜半岛与大陆的距离考量也不需要太过先进的航海技术

但是当东南亚海道与东北亚海道连接之后一切就迅速不同，无论是日本还是高丽都在南北朝时代试图与江南以及东南亚地区进行贸易往来，到了唐代，扬州成为了重要海港和集散转运中心，东南亚的货船在扬州停靠之后既可以北上日本和朝鲜，也可以通过大运河进入河北地区，因此可以说初创时代的朝鲜半岛却对鼎盛时代的关陇集团造成了不小的打击。不过就当时而言最先受利的是已经相对非常先进的河北地区。

利用海道和大运河，河北藩镇在唐代立国不过一百三十年后迅速崛起，而就在一百五十多年前的后三国时代，北周还在如火如荼地复制西周的道路，当然是有胜过西周的，这种模式在以后的中国历史上已经绝迹了，也就是关中地区的一群军事贵族在中原以及山东建立长期的统治秩序，而山东河北本土的新贵要实现改朝换代可能需要千年的时间。

换言之当隋炀帝开通大运河的时候，和同时兴起的印度洋太平洋海道连接起来，江东和河北两个地区的复兴也就已经开始迅速展开了，关陇集团也就没有能够重建曾经西周贵族持续近千年的辉煌时代。如果论根本原因的话，就在于海道是多向度的，陆路往往是单向度的，途中节点次第相连，一个节点被破坏，整条道路就会瘫痪，但是海道却是多向度的，节点和节点之间根本不受距离影响可以多样化的连接，同时也就保证了其抗干扰性、抗破坏性以及稳定性。因此海道一经兴起，立刻对关中以及中原地区形成了强大的挤出效应。

此后唐朝和藩镇的斗争本质上是围绕大运河的争夺展开的，实质上是关中和河北两个地区对东部沿海贸易权的争夺，当然在海道初开的时代整体上唐朝还是保持住了陆路主导下的秩序，也展示了关陇集团以及关中士族最后的荣耀，通过山东苏北和河南遍设藩镇中断河北和江南地区的联系，让帝国又持续了一百五十余年。直到运河边上一群盐贩子的崛起。

黄巢起义之后非常明白海道对于唐朝的重要意义，所以将兵力直接指向广州，这对唐朝的打击是致命的，当然也间接打击到了河北藩镇。切断运河和海道之后的大唐基本回天无力，占据运河重要据点的朱温则迅速发家，复制刘邦山东王朝的道路，而最后定鼎中原的是祖籍河北祖上也是河北藩镇幕僚的赵匡胤。而河北地区开始拥有建都资格本质上是因为通过海道和大运河而能够和东南地区当然还有更遥远的西方建立联系，宋朝建都开封、辽金元明清五朝全部建都北京就体现了这种经济重心的转移。到了明朝又出现一个转折点，以海道为主要纽带的朝贡体系被遥远的欧洲打断，这是海道进一步扩张无可避免的命运。

如果说唐朝之前河北地区从来没有产生过一个帝国首都的话，那么相似的情景又再次重现了，在安史之乱后，关中的大地上再也没能产生过一个正统王朝的都城。不仅仅是关中，连山西和中原也经受了同样的命运，开天盛世在渔阳颦鼓声中一去不回，竟成为了遥远的绝响，大唐王朝的由盛转衰只是开始而已，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海权将会成为历朝历代必须面对无法逃避的重大问题。

各个朝代也做出了不同的应对方式，其中有可圈可点之处，也有让人扼腕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