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老王的祕密》：拿破仑设立上埃及考察团的同一天，破解象形文字的关键出土了一众专家在伦敦举行的第一次国际东方学代表大会上考察罗塞塔石碑，至此，欧洲淹没在埃及热的狂潮之中，解读象形文字变得益形迫切。许多学者看准这是扬名立万的良机，甚至可以名利双收，纷纷开始寻找象形文字的破解之道。

一七九九年七月十九日，拿破仑成立两个学者考察团，计划由数学家傅里叶和科斯塔斯领军前往上埃及，针对该地古迹作科学性调查和精确纪录。但直到八月中旬德农返回开罗，他们才了解到这项任务的工程浩大。德农说明了自己在当地所见，拿出素描和所搜集的手工制品，他们耳闻目见，惊啧不已，也了解到下埃及的少许遗迹，包括金字塔在内，比起丹德拉或底比斯那些令人不可思议的古迹，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事实上，德农的发现已突显了象形文字的不可轻忽。这些古迹表面几乎全布满了象形文字，只要能破解这些文字，就可以了解古迹的意义，但法国人眼下所能做的就只是将它们描摹下来。许多学者的日记中，均只提到这些象形文字的形状样貌，对它们所代表的意义还无法发表任何看法。八月二十日，这两支考察团离开开罗，到上埃及与若鲁瓦和德维里埃会合。傅里叶和科斯塔斯明智决定，凡是前面两位工程师已考察过的古迹就不再重做，而集中全力在有待记录的古迹。结果完成了大量笔记、素描，搜集到大批纸莎草纸文献、木乃伊、小雕像和其他手工艺品，全送回开罗进一步研究。

拿破仑设立上埃及考察团的同一天，罗塞塔镇出土了一项古物，对日后象形文字的破解大有帮助。在罗塞塔西北方数公里处有座颓圮的要塞，名叫拉希德要塞。法军将其防御工事强化，并改名为朱利安要塞。强化工事时，士兵道特普尔于敲毁的一堵破墙下，发现一块已折断的深灰色石碑，石碑一面刻有铭文。在场负责军官布夏尔中尉猜想这可能是重要古物，呈报长官朗克雷。朗克雷检视后发现，石碑上有三段铭文，分别以三种书写体刻成，一是他一看即知的希腊文，一是象形文字，一是不知名的书写体。经翻译之后得知，希腊铭文表示这是公元前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孟斐斯祭司所撰写的敕令，用以记述托勒密五世（公元前二○四至前一八○年间在位）的即位庆典。当下学者推断这三段铭文以三种书写体和语言写成，但记述的是同一件事，因而可能是破解象形文字的关键。

学者过去的卖力工作和身心所受的煎熬，如今终于有了丰硕的回报，而德塞和贝利亚尔的部队也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尼罗河谷的秩序，重新掌控该地，但就拿破仑所率领的绝大部分远征军而言，这时并不值得庆贺。英军严密封锁埃及，让法军几乎得不到物资、人员的补充和外界的消息，更严重的是土耳其人也公然与法国为敌。一七九九年二月，拿破仑就已得知土耳其打算对法军发动钳形攻势，一支攻击部队由海上运来，另一支则走陆路往南经叙利亚进入埃及。为反制这项威胁，拿破仑带着大半部队远赴叙利亚，企图在土耳其两支部队就攻击定位之前，先行摧毁陆上这支。如果计划成功，且马穆鲁克和阿拉伯人都归他辖控，那么拿破仑或许就可以完成进军印度而与亚历山大相辉映的梦想。偏偏事与愿违，叙利亚一役拿破仑惨败，虽迟滞了土耳其进军埃及的行动，却无力制止其继续前进，最后不得不自今日巴勒斯坦的阿卡撤兵。

六月十四日拿破仑率兵返抵开罗，却以大胜而归的姿态举行凯旋仪式，但这时情势已很明显，除非从本土得到补给和增援，否则法国失去埃及只是时日问题。七月，有消息指出土耳其舰队伴随英国舰军，在阿布吉尔（数月前纳尔逊击败法军舰队之处）卸下大批部队。法军迅速驰赴阿布吉尔，在这紧要关头击败土耳其部队，生俘英军指挥官，并以此换回法军战俘。在这同时，拿破仑得知法国经济已是危机深重，保王党试图复辟，发动政变推翻督政府一事愈来愈可能实现。这是拿破仑梦寐以求的夺权良机，但时间紧迫，能否及时赶回巴黎还是个问题。

八月十七日，拿破仑匆忙前往亚历山卓，五天后搭船航返法国，随行者包括贝蒂埃、拉讷、米拉三名将领，一小队军事幕僚和侍卫，平民学者蒙日、贝托莱、德农，还有3名埃及研究院院士跟士兵同行。得知这项祕密行动的诗人格朗梅容，在最后一刻跳上其中一艘船，紧抓住船的索具，苦苦哀求让他一起回法国。幸亏其他学者的说项，拿破仑才未叫人将他丢下船。

命运之神眷顾拿破仑！他抵达法国之前不久，法军在阿布吉尔大败土耳其军队的消息也传回国内，拿破仑得以大肆宣扬自己在埃及的战绩。拿破仑与亲信密谋了近一个月，于十一月九日发动政变，成功掌控大局，督政府倒台，由3位执政官组成政府，负责掌理国政，拿破仑出任第一执政官，为期十年。后来他连这点民主的假象都不要，把另两位执政官赶倒台，于一八○四年十二月称帝。

拿破仑一离开埃及，部队就交由克莱贝尔全权掌管。但拿破仑离开前并未特别告知，克莱贝尔因而对他弃远征军于不顾非常愤怒。拿破仑留了书面指示（开头写道：「将军阁下，你看到这东西时，我已在大海上。」），但克莱贝尔无视该指示，立即和英军指挥官商谈法军撤出埃及之计，并达成协定，签署条约。一八○○年二月四日下午6时，约有40位学者已准备好要离开埃及，后因为爆发瘟疫，行程延后，到三月二十七日才带着所有搜集物，包括罗塞塔石碑，于亚历山卓港登船。随后又有更多学者登船。如果他们这时启程前往法国，罗塞塔石碑今日就不会放在大英博物馆，而是放在罗浮宫。缔约的消息传回英国后，英国政府拒绝履约，因为英国政府坚持法军应无条件投降，原来获准离港的学者船只硬是给拦了下来。

拜拿破仑远征埃及之赐，得以有这些出版品问世，进而让读者见识到前所未见、前所未闻的数千年文明古物。在这之前，只有少数学者知道世上存有这些古物。诚如德农所说，埃及「这个国家，欧洲人仅知其名，此外几乎一无所知」。突然之间，西欧人眼中的世界变得更广阔、更古老、更陌生。光是这种崭新的世界观本身，就足以引发埃及热潮席卷全西欧，但在法国，拿破仑还刻意推波助澜，使埃及热烧得更为红火。因为他意识到要让自己一手创造的帝国和朝廷更显高贵庄严，必须创造一种风格来促成，而这种风格不能使用从前各政权用过的象征。

埃及式装饰图案大为流行，普遍见于建筑、家具和装饰品上。一八○六年下令建造的巴黎15座喷泉池中，有六座采用埃及风格；人面（或羊头、或鹰头）狮身像、埃及神庙的塔式门楼和金字塔，成为常见的建筑装饰。埃及风格的普遍运用，使这项风格为更多大众所熟悉。戏剧、歌剧舞台上的埃及式布景，也有同样的推波助澜效果，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莫札特《魔笛》一剧的舞台布景，这齣剧曾巡回欧洲各大歌剧院演出。

建筑师、设计师从德农书中的整版插图取得创作灵感，家具的制造和大部分室内设计受该书插图影响尤大，而当时巴黎正是欧洲时尚的中心，影响所及更从巴黎广及全欧。例如法国塞夫尔瓷器厂出产的一套餐饮器具，上面饰有翻制自德农插画的埃及景物，还配了一组供放在餐桌中央的巨大装饰品，这些装饰品包括菲莱岛某神庙、卢克索的方尖碑、伊德富神庙的塔式门楼、成排羊头狮身像等的模型。

为了与过去法国诸王朝划清界线，拿破仑甚至舍弃百合花徽（象征波旁王朝），而改以埃及象形文字中的蜜蜂为帝国象征。当时人还不知道蜜蜂只是下埃及的象征，上埃及另有象征，是为纸莎草，而在古埃及人民心目中，统治全埃及的法老便是▲（拥有莎草与蜜蜂的男人）。但拿破仑大概是因为古罗马作家马塞莱努斯（约公元三二五～三九五年）的一句话，而采用蜜蜂来代表他的帝国。

马塞莱努斯曾说埃及之所以以蜜蜂为王徽，原因在于「统治者除了应恬和如蜜，还应懂得发出螫刺保护自己」。蜜蜂成为拿破仑帝国最常用的帝徽，但也用到其他国徽如：一颗星星和月桂枝叶。月桂枝叶向来是胜利者的象征，古罗马皇帝就以月桂冠为帝徽。

至于星星则作五尖状，有时做成和埃及象形文字▲一样的形状。当时人误以为这个象形文字代表「神」（其实指「星星」），因此拿破仑有时会拿这符号和蜜蜂一起使用来代表自己，暗示「神君」之意。至此，欧洲淹没在埃及热的狂潮之中，解读象形文字变得益形迫切。许多学者看准这是扬名立万的良机，甚至可以名利双收，纷纷开始寻找象形文字的破解之道。为抢得先机，学者间竞争激烈，相互攻讦，学界自此进入多事之秋，数年方休。

参考文献

《拿破仑传》

《拿破仑 波拿巴》

《欧洲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