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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讯（记者 郑伟彬）8月3日，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在美国《外交事务》网站上发表文章《警惕亚洲的“八月炮火”——如何防止中美关系的紧张引发战争》（Beware the Guns of August-in Asia — How to Keep U.S-Chinese Tensions From Sparking a War）。
在该文中，陆克文不无担忧当前的中美关系，认为两国关系已经处于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最危险的时刻。当下从中国台湾，到中国香港，再到南海，中美之间的张力无处不在。
两国关系是如此的紧张，以至于让陆克文联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仅仅因为外交手段的不足和粗暴的民族主义。民众和领导人不相信会发生真正的冲突，直到“八月炮火”响起，才意识到事实并非如此。陆克文最后提醒美国需要一个全新的中美关系框架用以管理两国的战略竞争，而非当前的操作手法。
大国之争对任何人都不会有好处
对于当前的中美关系，陆克文认为，这可能到了中美两国再次发生实际武装冲突的时候（虽然上次的冲突还是朝鲜战争时期）。世界各国对此都产生了疑问，不知道接下来局面将如何发展。
中美两国当下都面临着许多棘手却又相互交叉的问题，包括国内政治、国家安全和危机管理等。从现在到美国11月大选之间的几个月里，尤其关键，而且充满了风险。
最让人遗憾的是，两国高级别的政治和军事对话渠道在最关键的时刻停止了。陆克文对此不得不警告说，未来这三个月可能会轻易破坏今后30年的国际和平和稳定的前景，大国之间的战争对任何人都不会有好处。
权力转移是中美关系变化的根本
中美关系为何会发生如此大的逆转，陆克文认为，导致中美两国陷入不稳定状态的最根本原因，是中美两国军事和经济力量间的平衡被打破。由于美国军事和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模式、在中东地区持续的战略分心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等因素叠加，导致中国认为获得了更多追求自身利益的回旋空间。中国在地区乃至全球都显得更加自信。
但显然，美国已经对这种变化做出了强烈的反应，比如像国务卿蓬佩奥宣称的，自尼克松时代开始以来，35年的战略接触已经结束了，一个全新尚未定义的新战略竞争时代降临了。美国发动了从贸易、技术、人才、外交，甚至是金融领域的大战。
最终的结果是我们面临着一个脱离了过去半个世纪精心培育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关系，退回到最原始的形式：一场争夺双边、地区和全球主导地位、不受约束的斗争。
在陆克文看来，两国抛弃了过去50年的战略假设，却没有任何经过共同商定的框架可以进行替换。这是两国关系自1950年代以来最危险的时刻了。
美国行为日渐强硬，让南海冲突风险加大
在中美两国对抗的问题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南海等相关议题成为主要焦点。
比如在中国台湾议题上，中美两国主要依据三个联合公报以及美国国内法《台湾关系法》来处理这一议题。特朗普利用了《台湾关系法》。该法中允许“美国将向台湾提供必要数量的防御物品和防御服务，以使台湾保持足够的自卫能力”，特朗普借此来增加自身的筹码。
特朗普政府增加了对台军售的规模和频率，包括增强台湾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以及提供新的进攻能力，如F-16V飞机。同时还进一步强化美国与中国台湾官员之间的接触等。在陆克文看来，特朗普在中国台湾议题上的行为正越来越接近中国的红线，这将危及整个中美关系的基础。
同样，在南海议题上，美国的行为也日渐强硬。7月13日，美国首次正式拒绝承认中国对南海所宣称的所有海洋权利主张的国际法律效力。此外，美国海军增强了空中侦察任务的节奏和强度，并且在南海部署了两艘航空母舰。
陆克文强调，此时的南海已经成为一个紧张、动荡和潜在的爆炸性战场，双方积累的不满已经将潜在的双边政治关系推至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点。由于双方部署的海军和空军装备数量庞大，意外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尽管过去中美双方往往会在最后一刻，避免出现飞机或军舰碰撞而改变航向的案例，但现在却无法确认，这些曾经发挥作用的程序，是否已经被调整到更具攻击性的状态。
第一次世界大战留下的教训
面对这样的局面，历史能够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教训？
虽然历史很少以完全相同的形式重演，但对于中美两国的民族主义者而言，陆克文认为，他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当前事情已经变得多么严重。陆克文以克里斯托弗·克拉克一本讲述1914年危机管理和外交失败的书——《梦游者》为例，说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迅速升级留给人们的历史教训。
1914年6月，一件相对较小的事件（1914年6月下旬在萨拉热窝暗杀一位奥地利大公）在短短的几个星期内，迅速升级成为大国之间的战争。克拉克在书中生动地描述事件升级的过程，包括冲突不断升级、外交手段不足、粗暴的民族主义，以及民众和领导人不相信甚至有可能发生真正的冲突——直到“八月炮火”的响起，才证明事实并非如此。
如何应对中美两国这样紧张的关系，陆克文向美国提出建议，认为尽管中国对美国形成的挑战是真实的，但这需要一个贯穿所有政策领域并与盟国协调的长期战略。同时，它还需要一个新的中美关系框架，一个基于“有管理的”战略竞争原则的框架：政治、经济、技术竞争等，互相理解的红线，开放的高层交流以避免意外升级，以及确定互利的全球合作领域等，如大流行病和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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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碧莹 校对：危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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