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新冠疫情影响推迟的2020年全国“两会”终于姗姗来迟——5月21日和22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和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先后在北京开幕。
由于疫情的影响，今年“两会”还做了多项调整，比如会期缩短、不邀请境外记者临时来京采访以及主要通过网络、视频及书面等非接触方式进行采访发布。
因此，今年“两会”堪称有史以来最特别的“两会”之一，尤为引人关注。医疗健康领域的哪些方面受到了参会代表及委员们的关注，企业家们又关注哪些医疗健康的细分领域？动脉网（微信号：Vcbeat）对参会代表、委员们的议案建议和提案整理如下。
至少50条医疗健康议案建议和提案已曝光，超三分之一针对公卫防控体系完善
根据动脉网对公开媒体报道的梳理，截至2020年5月22日22点，有50份两会议案建议和提案（其中一份为共同提交）与医疗健康相关。提出议案建议和提案的代表及委员来自各行各业，包括企业（25位）、医疗机构（11位）、政府机关（9位）、卫生机构（3位）和学术机构（3位）。
媒体公开报道中提出医疗健康相关议案建议的人大代表（排名不分先后）
媒体公开报道中提出医疗健康相关提案的政协委员（排名不分先后）
通过整理，我们将代表们的这些议案建议和提案针对的领域进行细分。
这其中，完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是代表和委员们最为关心的议题，共有15次提到这一领域。也就是说，目前公开的50份有关医疗健康领域的议案建议和提案中，超过三分之一都与完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有关。
我们对这些议题进行了整理，总结出了医疗健康领域10个值得关注的方向：
完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立法；建设完善的防疫信息网络和平战结合的防控体系；增强各级地方政府和医疗机构的应急能力；加速疫苗研发和保证疫苗安全；结合“新基建”引入新技术为医疗信息化赋能；加强信息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提升医学教育及研究水平；促进新药研发；促进中医药振兴发展以及提升医疗保障。1、完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立法
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由国务院在2003年5月9日颁布并于当日起施行。不过，这部行政法规与上位法《突发事件应对法》在衔接落实上存在不足。
在不属于垂直管理的体制下，信息在纵向传递过程受各级政府的决策制约或限制，很容易失真，甚至上级卫生行政部门的意见建议被忽视，导致相关部署延误。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律师协会会长肖胜方建议对现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不足之处应尽快予以修订，为常态化的疫情防控提供法治保障。
目前，国家已启动相关领域的立法流程。5月2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大会发言人张业遂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为完善和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体系，今明两年人大常委会计划制定修改法律17部，适时修改法律13部。
2、建设完善的防疫信息网络和平战结合的防控体系
作为中国风险投资行业唯一的全国政协委员，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沈南鹏向两会提交了五份提案，多数都涉及医疗健康领域，包括传染病多种防治机制建设、创新药研发和审批体制改革、医疗信息化和智能化。
沈南鹏的提案认为，目前国家传染病应急系统存在感染科人财物缺乏投入、人才流失严重，院感防控准备不足、技术能力薄弱，医疗公共卫生应急储备不足、平战转换薄弱以及疫情防控信息传递不足四大瓶颈，亟待突破。
他建议以战略高度重新定位传染科系在医疗体系的位置，整体提升预防和应急能力；积极利用科技手段提高院感预防能力；建立严谨务实能打硬仗的传染科平战转换机制；利用大数据技术，建立基于医院和疾控中心的分布式传染病报告数据共享网络。
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教授凌锋则提出要建立一个完善的“上到天、横到边、纵到底”的疫情预防防控体系和“三转换”的卫生健康体系。
“上到天”是要能够有直接向国家领导人汇报疫情的信息报告机制；“横到边”是要从口岸卫生检疫一直到社区的卫生防疫都要波及到；“纵到底”是要建立“国家、省、市、县、乡、村”六级的公共卫生体系。“三转换”的卫生健康体系具体则是指平疫转换、平战转换和平灾转换。
针对疫情中暴露出来因为机制的原因导致疾控中心作用难以全面发挥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全球公共卫生中心主任董小平建议，可以在适当的情况下，暂时赋予上级疾控部门一定的行政权力调配资源。同时，还要在机制和体制上打通疾控与医院之间的信息联通。
5月20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设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确“坚持平战结合”，既要满足“战时”快速反应、集中救治和物资保障需要，又要充分考虑“平时”职责任务和运行成本，推动公共卫生和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发展。
3、增强各级地方政府和医疗机构的应急能力
早在疫情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蔡卫平就提交议案，呼吁扩大传染病医院规模，配置足够的医护人员，实现“平战结合”。
议案的背景是我国传染病医院床位的紧缺——按照1个/万人的传染病医院床位标准，我国绝大部分城市无法达标。
蔡卫平认为，相比利用普通医院传染病科室治疗传染病，扩大传染病医院规模进行传染病集中救治可以最大限度节省医疗资源，同时，可以减小对其他医院正常的医疗服务的冲击。
各地有必要将传染病相关的医疗资源集中起来，加大传染病医院规模。传染病区域的病房设置可按重症病例、确诊轻症病例、疑似病例分区建设，配备不同设备设施。并大力引入远程监控设施、机器人等先进技术减少密切接触机会。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基层组织尤其是基层卫生服务机构承担了大量防控工作，但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的医护人员的数量和素质都有欠缺，成为了公共卫生体系中的短板。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泗县泗城镇花园井社区党总支书记岳喜环就提出加强基层公共医疗卫生队伍建设，以提升公共卫生体系短板的建议。
与此同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安阿玥也建议保证公立医院的编制，确保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不发生改变。
他认为，相关部门应依据地区差异、规模差异及所发挥的卫生健康服务能力，调整公立医院的编制数量，使编制数量适应社会发展，促进医护人员队伍稳定化，让公立医院这支队伍成为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医疗铁军”。
全国政协常委、江西省政协副主席李华栋的提案与之类似，提出要建立以省级储备为主、各市县储备为辅的应急医疗物资储备机制，根据实际需求优化区域布局，在省市县三级按地域分布和人口数量建立综合型医疗应急物资储备库，进行统一调度。
全国人大代表、贝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丁列明则从应急救援体系的另外一个方面入手，提出由国务院领导牵头成立国家癌症防治工作委员会，加强统筹协调和综合指导，确保各项措施落实。
特别是应该筛选一批疗效确切且患者急需的靶向抗癌药等治疗药品，纳入国家应急物资保障体系。一旦出现重大公共事件，这些药品与救灾物资能统筹纳入应急救援体系，保障癌症患者得到及时救治。
4、加速疫苗研发和保证疫苗安全
疫苗可用于疫区高暴露风险人群的主动免疫，能预防新冠病毒感染以及因新冠病毒感染导致的疾病，并具有长期的保护效果。作为彻底解决疫情的可能手段，全球新冠病毒疫苗的开发进度备受关注。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建议，我国应该尽快启动相关疫苗Ⅲ期临床试验，优化试验方案，争取做到试验研究与疫情防控有序结合。
全国人大代表、海尔集团总裁周云杰则建议应用物联网技术来保障疫苗接种安全。通过物联网技术解决疫苗运输，流程追溯以及安全接种等各个环节的短板问题，做到拿不错疫苗、打不错疫苗，全程可显示、可追溯，提供消费者需要的疫苗品牌，使公众放心安全地进行疫苗接种。
5、结合“新基建”引入新技术为医疗信息化赋能
全国人大代表、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共提交了七份书面建议，其中与医疗健康相关的提案包括产业互联网、医疗服务与医生获得感等热点问题。
马化腾建议我国应该加强顶层设计，制定系统推进产业互联网发展的国家战略，重点研究推动新基建、包括医疗在内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智慧城市、科研创新、网络信息安全等方面的工作。包括加快推进云计算等新基建，以“数据中台”建设为重点和突破口，进一步推动数据开放共享等一系列措施。
他还提出进一步加快智慧医院建设的建议，从而帮助医务人员实现“技术性减负”。同时，实现患者关系的精细化管理，通过技术促进医疗模式适应老龄化趋势，弥补城乡差距。
全国人大代表、联想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杨元庆就医疗信息化建设提出了几点建议：首先，我国应加强新一代互联网医疗健康平台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把新一代互联网医疗健康平台建设列入医疗健康领域“十四五”规划，明确总体思路，重点发展建设。
其次，我国应该加快建设“数字家庭医生”平台，构建居家医疗物联网（IoMT）解决方案，加快建立社区医疗智慧网格平台，推进分级诊疗和应急医疗管理部署。
全国政协委员，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沈南鹏则建议，医疗卫生机构需要重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应用，在医疗资源投入上要“软硬兼施”，利用好数字化、信息化，提升中国医疗整体供给能力。
针对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暴露出的短板和不足，全国政协委员、网易公司首席执行官丁磊建议，我国应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提高对重特大流行性疾病的监测分析能力。
通过在国家层面建立统一的“病患大数据分析中心”，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动态研判生化数据、医学影像等关键信息，确立苗头性问题，并建立早发现、早预警、早介入的机制。
6、加强信息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
在新冠疫情期间，基于大数据实施的流行病学调查和密集接触人群管理对于疫情防控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为了保证复工复课的顺利实施，健康码等技术手段也逐渐引入。
不过，因此引发的个人信息泄露问题也显露出来。早在新冠肺炎初期，不少从武汉返乡人员的个人信息被泄露，使得当事人的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与此同时，各地在疫情期间对于新冠肺炎患者个人信息的隐私泄露事件也时有发生。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百度董事长李彦宏建议，针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采集的个人信息应该设立退出机制，加强对已收集数据的规范性管理，并研究制定特殊时期的公民个人信息收集、存储和使用的标准和规范。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律师协会副会长车捷也建议个人信息采集使用尽量做到“最小够用”。在满足疫情后期监测预警和存量数据保护需求的基础上，对个人信息进行必要的删除、清理，至少进行脱敏处理，避免非疫情防控的滥用。在疫情结束后，各地健康码收集的个人信息应当及时删除。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连玉明则在提案中建议加快编制发布《重大传染病疫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中个人信息保护管理指引》，明确具有收集和使用相关个人信息权力的指挥机构、执行机构，并明确相关工作启动条件和流程规范。
对于公共卫生监测、临床研究以及传染病爆发期生物样本数据的快速共享，相关机构应该建立严密访问机制，并做好疫情退散后的数据处理方案。同时，还应尽快启动建立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监管机构，并把个人信息权保护纳入检察机关公益诉讼范畴。
5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从2018年开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会同中央网信办，在认真总结《网络安全法》等法律实施经验、深入研究个人信息利用和保护中的突出问题、借鉴有关国家和地区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开展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研究起草工作。
目前，《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在研究起草中，草案稿已经形成，根据各方面意见进一步完善后，将按照立法工作安排，争取尽早提请审议。
7、提升医学教育及研究水平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辰认为经过这次疫情，我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医学教育，真正吸引优秀人才从医，还要有良好的教育体制来培养这些人。
此外，也应该加强医学研究，进一步构建医学创新科学体系，应该构建国家级的、能够引领统筹整个国家医学研究大格局的国家级医学研究机构，同时设立国家级的医学、健康、科学基金。
8、促进新药研发
近年来，我国医药产业总体发展良好，新药尤其是“救命药”的上市速度明显加快，但在新药研发转化和患者可及性方面，我国医药产业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全国政协委员，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沈南鹏认为目前我国新药研发主要受制于几个方面。
首先，新药审批效能仍受制于人员数量和经验不足，预算承压不利于队伍稳定和专业性提升。其次，医保对医药创新的激励引导不足，当前医保集采推动药品大幅降价，短期内虽可惠及患者，但长期需考虑创新药企的研发积极性，“做好药，好回报”的机制仍需完善。
沈南鹏就如何激发药品创新活力及增加创新药可及性方面提出了两点建议：第一是为审评专业能力提升提供投入保障，引入专家资源支持药审人员培训；第二则是优化招采规则，合理确定医保谈判价格，包括合理规划药品降幅。
9、促进中医药振兴发展
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医药发挥的作用有目共睹。大量数据证明中医药在未病先防，即病防变，病后防复发、危重症救治所取得的显著效果。数款中药疗法也被纳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之中。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专门提到，要促进中医药振兴发展。因此，相关提案也备受关注。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康益德中西医结合肺科医院院长董瑞建议将中医药纳入国家公共卫生体系。比如，在各级三级公立中医医院设立中医药救治重大疫情机构，完善中医药救治、急救功能，平时作为中医医疗服务，疫情到来，立即启动，保障第一时间用上中医药。
同时，还要将中医药下沉到基层网底，加强社区、乡镇中医药服务能力，疫情发生能够第一时间将中医药用于易感人群未病先防。
另外，还应在省、市、县三级医疗机构建立中医防疫专家队伍，加强培训，制定防疫方案，同时建立中药防疫储备库。并贯彻执行中西医并重政策，完善中西医救治体系，应对重症、危重症救治，重大疫情防治。
全国人大代表、以岭药业总经理吴相君认为中医药治疗在慢性病发展的不同阶段介入可发挥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等不同作用效应，节省大量医疗资源与费用。因此，吴相君建议筛选一批经过循证医药研究证实治疗慢性病疗效确切的现代中药作为各级医疗机构的必备药品和相应疾病治疗的一线药物。
10、提升医疗保障
保障和改善民生向来是民众关注的重点。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我国将提高基本医疗服务水平，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增加30元，开展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点。对受疫情影响的医疗机构予以扶持。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丁洁教授联合其他多名全国政协委员提交了《关于建立中国罕见病医疗保障“1+4”多方支付机制的建议》提案，希望逐步推进罕见病医疗保障的多方支付机制。
所谓“1”，是指首先将第一批罕见病目录共121种罕见病的相关药物逐步纳入医疗保障，进入国家基本医保用药目录，或在政策容许的情况下，进入省级统筹范畴。
“4”则指4种支付途径，包括建立罕见病专项救助项目、统筹安排慈善基金进入罕见病支付机制、引导商业保险进入罕见病医疗支付机制以及罕见病患者要支付力所能及的医疗费用。
网络互助是近年来兴起于互联网的互助计划，用户之间通过协议承诺分摊彼此的风险损失，典型平台如水滴互助、轻松筹等。截至2019年底，我国数十家网络互助平台的加入成员已达1.5亿人。
2019年，这些互助平台共帮助了近4万人次，互助金额超过50亿元，在全国医保和商业保险之外成为我国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一种重要补充形式。2020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将医疗互助正式纳入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不过，由于发起网络互助计划的平台公司均非持牌保险机构，且不承担刚性赔付责任，而互助计划又具有类保险性质，网络互助计划一直处于灰色地带。因风险用户积聚、赔付无法兑现而解散的平台也不在少数。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则就高速增长却处于监管空白的网络医疗健康互助市场提出了建议。他的提案指出，网络互助存在着金融、经营、信息等风险，并建议应利用金融科技重构保障流程，尽快将网络互助纳入银保监会的监管框架之内，并根据其独特性建立适配的创新监管方式，防止重蹈“P2P网贷”的覆辙。
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和人口老龄化，农村留守孤寡老人的比重将逐步加大。虽然农村交通通讯条件大幅改善，但老年人受限于各方面能力，仍只能就地依靠乡村基本医卫系统服务。然而，众所周知，我国农村医疗目前还有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会长、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张志勇认为应把农村孤寡老人的医疗保障放到更重要位置。他建议，把对孤寡老人的医疗保健列入乡卫生院和村卫生所的首要任务之一，专人专责予以落实，并实施反馈调查和绩效考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