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也巧，日本侵华14年，有3次中日签订停战协议，每次都有冈村宁次的身影。

第一次是1932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上海事变，打了1个多月停战，并在5月5日签署停战协议。

当时冈村48岁，第一次升将级军衔，第一次以军参谋官的身份进入中国，第一次实质性的参与侵华战争。

虽然当时他只是一个上海派遣军的副参谋长，且来到上海时双方战事基本结束，但在之后的停战谈判中，冈村作为参谋长的辅助人员与中方进行了交涉。

且与陈仪就满洲问题有比较深入的商谈。

第二次是1933年的5月31日，冈村作为关东军副参谋长，代表关东军与中方签订了《塘沽协定》，协定的内容由冈村亲自拟定，亲自签订，亲自向天皇汇报。

他自认为此协定为“日中事变”找到了最好的解决办法，确定的长城线是日本在中国取得的最佳“境界点”，日本应该就此调兵回关内，不宜再扩大。

第三次就是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的投降书了。

此时的他是中国派遣军总司令，60岁，大将。

根据大本营最后的指示，他作为派遣军、日本第10方面军（驻台湾）、第38军（驻法属印度北部）和日本驻华海军舰队等4方面日本部队的总代表，奉天皇之命向中国投降，在降书上签字。

中方特意选择了一个9月9日9时整的“三九良辰”，签署协议的地点，设在南京国民政府原国防部。

前一天晚上，中方已经安排人员与冈村就细节问题充分沟通，当时冈村问中方代表，9日的签字仪式具体什么形式合适，是带军刀入场，然后由他向中方递交军刀，还是采取不带军刀入场的形式。

当时中方就回答，不要带军刀入场。

理由一，他是败军之将，作为投降仪式，象征指挥权的军刀不宜带到现场；

二是现场有多名中外记者，允许携带军刀入场，怕万一他们有谁想不开来个拔刀自刎，立即就传遍世界，结局不好控制。

9月9日上午，冈村一行从中山北路大方巷路的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原国民政府外交部大楼）出发，乘车到黄浦路原中央陆军学校的签字仪式现场。

进入现场前，在军校广场上，冈村一行6人全部解除武装，军刀交予中方，然后脱帽拿在手中，步入军校大礼堂的签字仪式现场。

在这里，上演了历史性的一幕，冈村接过中方拟好的降书，在上面签下自己的名字，盖上自己的印章。

据当时的记者描述：

“冈村宁次将降书一一阅读，签字时，手微颤抖。签字盖章完毕，低头俯视降书达50秒钟之久。”

从入场、落座、敬礼、签字、拍照到仪式结束，步出现场，整个过程不到20分钟。期间冈村是一种什么心情？其晚年回忆录中有详细记述：

“会场上，我不时凝视着何应钦的举动，由于是向我最亲密的中国友人何应钦投降，心中有安然之感。”

现场还有双方意料之外的一个细节：当冈村签完字，由其参谋长小林向中方最高代表何应钦交换降书时，何不由自主地起身做了答礼，这是原来双方没有约定的。

根据原来的约定，日方入场后3次向中方敬礼，分别是入场后、从中方手中领取降书和向中方交换降书，这3次日方敬礼，均不需要中方还礼。

但最后一次敬礼时，却意外得到了中方答礼，这令冈村深怀感恩：“看到我这位老朋友的温厚品格，不禁想到这毕竟是东方道德！”

当晚的日记中，冈村又写：

“8月10日以来，虽不断受不愉快心情的折磨，但其后，因对华处理纲要业已确定，并决心亲自掌握处理，加以所接触的中国方面要人态度颇为亲日，而又是向友人何应钦投降，从而产生一种轻松之感，在今天的签字仪式上，也未特别紧张和担心。

“然而，这总是从未料到的痛苦处境，因此一进入会场，就试用隐禅师夜船闲话的内观法，安心定神，对陪席的美国人，也默念着‘坐禅如在桥上，把往来行人当作深山树林’一语，借使自己镇静下来。

“签字时的心情，和过去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或处理公务时的心情，并无不同。”

从其记述来看，现场不痛苦不紧张是不可能的，但面前友人和中国和善的态度让他有了安然无虞的心理状态。对最让他担心的美国人，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用打禅的意境作自我安抚，度过了艰难、痛苦、定格历史的2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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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参考：《冈村宁次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