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岁的李明是北京一家汽车公司的营销经理,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手头拮据。
当冠状病毒爆发时,汽车销量暴跌,她在2月份被解雇。更糟糕的是,她在航空公司工作的丈夫也不得不减薪40%。
“突然间,我们家庭收入的一半蒸发了,” 李明说。“我已经好几个月没睡好觉了。我们要还抵押贷款,供养两个孩子。现在这是沉重的负担。”
把家庭保姆解雇之后,李明每月能够节省12000元。
李明说:“我向她解释了这一情况,并告诉她春节假期后不要回来了。她和家人在甘肃老家过春节。”
“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之后,她同意了。她没有说什么,只是向我的孩子们表达了关怀,她已经和他们在一起三年了。”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经济停滞不前,几乎没有人能安然无恙地走出危机。尽管中产阶级家庭只是放弃了他们购买奢侈品的计划,但是那些处于收入底层的家庭却面临着潜在的灾难。
今年2月,中国城镇失业率升至6.2%,为历史最高水平。但是人们普遍认为,这个数字被低估了。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基本得到控制,更多企业重新开业,今年3月这一数字上升至5.9%。
但经济学家表示,对中国庞大的劳动力大军来说,最糟糕的时刻尚未到来。
根据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4月22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国今年的失业率可能达到10%,城镇地区将失去2200万个就业岗位。
瑞银(UBS)在上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估计,服务业的就业岗位减少了5000万至6000万个,工业和建筑业的就业岗位减少了2000万个。
尽管中国的官方失业率是基于从31个主要城市收集的数据得出的,但较小的内陆城市和农村地区的情况很可能更糟,在这些地区,隔离措施可能对服务业等较为脆弱的企业带来了致命打击。
北京的经济学家胡星斗表示:“中国的地区差异非常大。”“当大城市和沿海地区的人们努力维持正常生活时,内陆省份和贫困地区的人们却面临着失去生活保障的风险。”
38岁的彭丽香来自山东省大邑村,曾在菏泽市的一家火锅店打工。菏泽是中国东部最贫困的城市之一,月收入约1000元。
但由于疫情,这家店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店主决定在2月份关闭店铺,彭女士也因此失去了工作。
彭女士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支柱——她的丈夫是一名零工,只是偶尔工作——她说,她很难筹措到足够的钱来抚养8岁的女儿,以及偿还他们的房屋贷款。
她说,她曾申请了该市工厂和餐馆的工作,但都被拒绝了。
“我没想到会这么难,”她说。“我愿意接受低工资、高强度的工作或者其他任何工作,只要我晚上不用工作,因为我还需要照顾我的女儿。我只是需要一份工作。”
彭女士并不是唯一一个在中国不太富裕的内陆城镇找工作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数以千万计的流动农民工,比如39岁的曹进,在老家封锁几个月后,正在返回沿海地区。
4月1日,曹进乘坐高铁从湖北随州出发,前往中国制造业中心广东,希望在那里重新开始自己的工作。他在佛山一家生产电器加热板的公司担任生产线主管。
但在工厂宿舍隔离12天后,曹进说,他现在唯一可以做的工作是上夜班,一周5天,从下午6点到凌晨4点,拿着当地最低工资线每月2000元的工资,相当于他过去挣的四分之一。
他说:“这远远不够支付我在佛山的生活费,更不用说养活我在湖北的家人了。”
曹进说,他试着和老板沟通,但老板告诉他,由于订单减少了一半,工厂老板决定把生产线从10条减少到5条。工作人数也减少了一半,降至300人左右。
“我别无选择,只能辞职。”他说。
曹进说,他花了几天时间在佛山找工作,但没有成功。朋友和以前的同事告诉他,外国对中国商品需求的下降影响了整个供应链。
佛山是数十家家电制造商的所在地,这些制造商的大部分销售依赖于外国市场。其中之一的美的集团称,第一季度的收入下降了23%,而位于珠海的格力电器,同期营收下降近50%,主要是由于出口疲软。
中国3月份的出口同比下降了6.6%。在1月和2月,合计下滑了17.2%。
由于中国的一些贸易伙伴解除了封锁措施,4月份出口同比增长3.5%,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较去年的基数比较低。
龙洲经讯的分析师Rosealea Yao表示,由于全球需求走弱的连锁效应,中国的复苏轨迹仍将“相当不明显”。
她表示:“4月份出口好于预期,但新订单正大幅减少,美国和欧洲经济增长暴跌的冲击尚未完全出现。”
“出口制造业的失业情况可能将恶化,而不是改善。”
惠誉评级本周发布的一份报告称,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加大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压力。
尽管政府已试图将国内经济更多地转向消费支出和服务业,但中国仍有很大一部分工作岗位与外国需求直接相关。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2019年这一岗位的数字为8700万,其中6100万分布在制造业或服务业。
报告称:“中国政府加快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政策措施,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国内就业岗位的减少,抵消一部分与2020年外部需求急剧下降相关的潜在就业岗位下降,但这不太可能完全抵消这些损失。”
报告表示,这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可能比官方失业数据所显示的更为严重,而且在一段时间内,形势不太可能好转。
“中国的各类收入指标(家庭可支配收入、农民工收入、个人企业收入)在今年第一季度出现负增长,但在未来一个季度可能仍将如此。”
在制造业工作了十多年的农民工曹进表示,他以前从未遇到过如此艰难的就业市场。
他说:“我不知道经济明年是否会好转,但是在看到很多工厂裁员和削减生产线后,我今年肯定不会再去制造业工作了。”
“我可能会去北方的某个城市找一份装修工的工作。”他说。
这可能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房地产行业已经显示出好转的迹象,这要归功于更便宜、更容易获得的贷款,以及政府政策的变化。
瑞银经济学家汪涛表示:“最近的户籍制度和土地改革,以及政府将旧城改造规模扩大一倍的计划,可能带来额外的房地产需求以及建设数目。”
最新更改户籍制度可能会方便农民工获得人口在100万到500万之间的城市的户口,让他们有资格享受城市的社会和教育服务,从而提振消费者支出和对房地产的需求。汪涛说。
然而,她说,新冠肺炎对家庭收入的影响给前景蒙上了阴影。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一季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同比下降3.9%至11691元,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同比下降4.7%至4641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