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是指通过阅读、听讲、思考、研究、实践等途径获得知识和技能的过程。

其实，学习也分为狭义与广义两种：

狭义：通过阅读、听讲、研究、观察、理解、探索、实验、实践等手段获得知识或技能的过程，是一种使个体可以得到持续变化的行为方式。

广义：是人在生活过程中，通过获得经验而产生的行为或行为潜能的相对持久的行为方式。

可以说，“学习”是终身受益之事，我们现在提倡“知识要时时更新”，其实，在中国古代也是一样的。在古时候，官场上的人很是重视学习。从某种层面上来讲，这是为了更好的维护王朝的统治，但是，营造学习的氛围，在总体上也推进了国家、社会乃至个人的进步。

首先，我们来说一个“好学”的故事：

宋人孔平仲在《续世说》中，说了这么一个故事，后晋时代，一名叫冯玉之人，凭借着姐姐是皇后的便利条件，在官场混得风生水起。此人文化水平不高，每每皇帝让他撰写一些重要文件是时，他就请同僚代做，居然还坐到了宰相之位。

一次，他见公文上，有“姑息”二字，一下子懵了，于是，请教他人。人家告诉他，那是“辜负”二字，他居然相信了，此事一度成为了官场笑柄，他也被称为“不知书”的宰相。虽然，当时的时局动荡，但是，不认识字，依旧是一件耻辱事。

就连寇准，也被他人“笑话”过。当年，他被罢相，降职到陕州，蜀帅张咏回朝时路过此地。他一番招待后，送别张咏时，还想听听对方有什么“建议”，人家建议他去读《霍光传》，他不明白，还真的找来书读，当读到“不学无术”。他笑笑，明白了张咏的意思了。

其次，我们不光要学习，还要学文以致用。

前秦皇帝苻坚，在世人的印象中，喜征伐讨战。其实本人，还是相当注重“以儒治国”的。他曾经下过一道诏书：百姓中，只要精通一种经史书籍、或一项技艺，当地所在政府必须“以礼送之”，由朝廷来选拔并授予相应官职。

同时，还有一项规定：岁禄百石以上的官员，如果不能精通“一经”、或一门技艺，会立刻被免职。他后来又下诏书，要求太子以及高官后代，必须“就学受业”。他身边的禁卫军军官，也必须学习。当时，每20名官员，会配备一名老师，讲解经书。

虽然，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官员整体文化素质不高，但是，他的这种通过学习，来提升官员修为的做法，还是相当具有前瞻性的。

除了苻坚之外，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也是一位崇尚学习的皇帝，尤其痴迷于汉文化。他上位之后，极力推广“汉学”，下令要求：鲜卑族官员改说汉话，并以30岁为界，30岁以上者，可以“慢慢来”，30岁以下，必须立刻学会。如果有人违抗，降职处分。

甚至，为了让这个政策得到彻底执行，他又下诏书：禁止官员在朝廷上说鲜卑话，违反者，直接撤职。最终，在这种“高压”政策下，汉话迅速被普及。

当然，若是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学礼以报国。

朱元璋建国后，百废待兴，但是，跟随他一起打下天下的，大多是武将，若要更好治理国家，首先，就要提升他们的个人修养。于是，一名叫袁凯的御吏建议，聘请一些文化人，给这些将帅们，讲一讲“君臣之礼”，潜移默化中，让他们明白什么是“忠君爱国”。

朱元璋采纳，于是，在午门外“设置课堂”，每月初一，十五早朝后，让这些开国功臣们学习什么是“事君有道”、“持身有礼”，还有“保全功名”。还鼓励他们多接触儒生。当然他的出发点，是出于巩固自己的统治。但是，不可否认，此举提高了官员的思想认知、个人素养。

再者，还必须补充学习各种的“专业知识”，达到学法以实用。

有了科举制度以后，官员的选拔开始以“学优则仕”为衡量标准。但是，光读四书五经，并不能应对实际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所以，还必须补充学习各种“专业知识”，比如法律规定、刑名钱粮等。宋太宗，就开创了“官员法律知识任职资格考核”的管理办法。

具体办法是：每年任职期满的各级官员，要统一参加“试判”考试。考题内容是，司法案例材料。根据官员所写的“司法判决书”，来考核他们是否精通法令规章，不但如此，该考试还能决定他们的官职升降或者去留。到了明朝，官员学法的教材是，朝廷编写的《吏律公式》。

清朝更加严格，经常会搞一些“突击检查”。司法部的一把手召集官员，随便摘出一条当时的法律，让大家当场默写，并会将成绩以“上中下”汇报给皇帝。

历史上就有，由于，精通法律，即使“入过狱”，一样可以再做官的例子。

汉宣帝时期，夏侯胜和黄霸成了“狱友”，一位是研究《尚书》的学术泰斗，一位是原丞相府官员。夏侯胜认为黄霸在法律领域的才学极高，他出狱后再成朝廷官员时，就向皇帝极力推荐黄霸。于是，黄霸被任命为扬州刺史。更有趣的现象是，既然“精通法律”可以做官，于是，市场上就出现“法律学校”、“法律培训班”，其中，不乏一些大师。

董仲舒的“公羊治狱十六篇”，作为自己私立学院的“教材”。而钟皓，善刑律，拒绝做官，投身于培训事业。

最后，在古代，做官是一门“学问”，所以，要学专业以“为官”。

古代的官员，学习做官的同时，也会将自己的心得，写成书公开发表，成了后来者的“参考书”。明清时代，出版业兴盛，这类书籍很是畅销。清朝封疆大吏刚毅任云南按察使时，就命人编纂《官场必读》，赠给僚属。汪龙庄，做过14位官员的师爷，自己也做过知县，深谙官场的道理，其编撰的《学治臆说》，被看作是“知县教科书”。

除了这些，还有一些专业性很强的书籍，也成了官员的必读经典。如：宋朝的《洗冤录》、清朝的《宝鉴洗冤录》等刑法书籍，以及《钱谷大要》这些有关征税的书籍。在古代，读书是伴随官员“仕途”的，他们退休时，一般会“刻部稿”。当时的考核，除了政绩，也看重个人的文化修养。

古人的“持续”读书，抛却其“功利”心不谈，对于华夏民族文化的传承，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对于今人而言，读书更是让自己“出类拔萃”的捷径，只有让知识“翻新”，才会让自己“改头换面”。

参考资料：

【《续世说》、《吏律公式》、《学治臆说》、《钱谷大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