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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前驻华公使: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堕落的政府

时间:2020-05-26 15:21来源:网络整理 浏览:
“对中国的攻击几乎完全是美国内部政治驱动的,但这决定不了美国大选的结果。”曾任美国驻华公使和助理国防部长的傅立民(CharlesFree

“对中国的攻击几乎完全是美国内部政治驱动的,但这决定不了美国大选的结果。”曾任美国驻华公使和助理国防部长的傅立民(Charles Freeman)近日这样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

在他看来,美国现政府是历史上最无能、最堕落的一届。作为一位“中国通”,他对当下的形势感到担忧,但他认为两国间的对立会在适当的时间被终结。

曾任美国驻华公使和助理国防部长的傅立民(Charles Freeman)

历史深处的细节

环球时报:您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的翻译,那场“破冰之旅”结束了中美两国相互隔离的状态。但现在,一些美国政客在推动中美“脱钩”,两国关系会被切断并回到过去疏离的状态吗?

傅立民:我确实是美方首席翻译,但除一些社交场合外,尼克松总统依赖中国翻译而非我。我翻译美国(时任)国务卿和中国(时任)代理外长姬鹏飞之间的对话(其实该对话更像是相互指责)。

为在不引发我们的安全伙伴和朋友担忧的情况下开始美中合作,我们不得不通过审视并重申两国之间分歧的方式来打消他们的疑虑。这正是美中《上海公报》那么非惯例的原因——它坦率陈述了我们在所有国际冲突上所持的截然相反的观点。

回忆这些,意在让我们谨记使两国走到一起的战略因素之不稳定和局限。两国从完全的疏离开始,最终就如何最好地维持全球地缘政治稳定达成共识。

随着时间推移,双方发现,我们能扩展对共同利益的认识,并同时扩大采取行动以捍卫它们的意愿。当苏联在1979年入侵阿富汗时,我们能够采取合作行动反对它。随着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我们变得越来越相互依赖,这可从巨大贸易量、巨额相互投资及游客和学生交流大幅增长看出。两国的许多人都对这种与日俱增的联系感到高兴,但也有一小部分人仍反对《上海公报》开启的“搁置意识形态分歧”的往来方式。

美国的仇外者和敌视中国的人试图加快逆转美中之间的相互依赖,就此而言,新冠肺炎大流行既非起点亦非原因,而是一种催化剂。这磨损着连接我们两个社会的诸多纽带,但却受到一些鲁莽的中国人和美国一些狂热反华当权者的支持。“脱钩”将伤害美中及整个世界,并使大家变穷,这反过来也会限制“脱钩”的程度。

人类正依赖唯一且经济高度一体化的地球为生。我们存在分歧,但到头来我们必须找到互惠互利的方式,这符合我们各自的利益。在我们两国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人希望看到美中相互依赖终结,或被迫在我们之间选边站。

“攻击中国”的驱动力

环球时报:您见证了中美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在您看来,现在是两国关系最艰难的时刻吗?

傅立民:显然,美中关系正处于尼克松访华以来的最糟糕时刻。1972年后,走向更大程度的合作并远离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是两国关系的大势所趋,但如今却在反其道而行之。有关保持台湾海峡和平的共识正在破裂,且正被日益公开的军事对抗取代。这种倒退尚未达到我们在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各种“离岛”危机中的敌对程度,但事态正朝那个方向发展——除非我们恢复理性。

环球时报:过去这段时间,特朗普总统和蓬佩奥国务卿提高了指责中国的调门,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是因应大选的策略吗?

傅立民:除少数无可救药的狂热分子外,对中国的攻击几乎完全是美国内部政治驱动的,但我不认为这将决定美国大选结果。大选结果将取决于候选人的个人特性和国内问题,而非对外政策之争。在当前的氛围下,保持克制、不指责中国带不来任何政治好处,因此两党都将参与其中,即便他们都无法真正从中受益且将损害美国国家利益。

修复关系需要时间

环球时报:在什么情况下两国关系会改善?11月的大选后?

傅立民:其实,正在发生的美中摩擦类似于当年的中苏争端,后者花费了1/4个世纪以上时间才将之搁置起来,然后又用20年才形成并巩固中俄之间的新型友谊和合作。美中之间相互“幻想破灭”也很可能需要数十年时间才能修复。不要指望11月的大选会实现该目标。美中对抗将会在某个时间终结,但不会一蹴而就。

环球时报:您怎么评价美国政府应对疫情的表现?

傅立民:在许多美国人和美国的许多外国朋友看来,我们目前正拥有我们历史上最无能、最堕落的政府。特朗普总统及其助手不承担责任,而是一味将国家遭受的灾难向其他国家“甩锅”。这显然是一种适得其反的领导方式,但就眼下而言,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将很快被纠正。完成领导层的和平更迭和授权新领导层采用更佳政策,正是我们举行选举的原因所在。我们将对美国人做出何种决定拭目以待。

环球时报:在新冠病毒起源问题上,美国及西方社会有不少阴谋论。为什么他们不将更多精力放在应对疫情上?

傅立民:我们生活在一个政府、政客和心怀不满者为个人私利及政治利益操纵并控制舆论的时代。在过去痛苦经历的基础上,西方社会极其重视个人自由和群体表达,认为对公共关切的开放对话是确保良好决策的最佳方式。

这种对话曾因宗教原则、伦理道德与社会抑制而保持诚实。然而,在这个世俗主义和没有信仰的时代,无论是不诚实还是不负责任都不受到限制。

互联网时代,西方正寻找一种使集体责任的要求与个人自由方式相协调的途径。我认为最终将得偿所愿,但目前尚未走到这一步。

来源:本报记者 于金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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