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王德华

斯科特•里特是前美国海军陆战队情报官员。他参与了胡锡进关于中国增加核武器的国际大讨论。在《今日俄罗斯》刊文称，在疯狂的世界里，中国必须制造更多的核武器，使裁军成为可能。译文如下：

由于中国不参与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谈判，美国威胁要退出该条约。来自中国内部的国内压力要求中国扩大战略核武库。这可能是一件好事吗?

在《环球时报》发表的一篇专栏的主编胡锡进认为，中国需要在较短的时间里将核弹头数量扩大到千枚的水平，包括至少要有100枚东风-41战略导弹。每个核弹每个人携带10 - 12枚核弹头要，具有攻击美国本土的能力。

东风-41导弹的部署，再加上中国新的巨浪-3潜射弹道导弹和核武装的轰-20战略轰炸机，将使中国拥有可与美国和俄罗斯匹敌的核能力。

胡锡进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获得了相当多的支持，但也遭到了一些阻力。位于北京的卡内基-清华全球政策中心核政策高级研究员赵彤辩称，即使在中美关系不断恶化的环境下，中国建立与美国相当的可行战略核武库的任何努力，都是适得其反和危险的。

这种观点本身具有吸引力，但在全球核态势的大背景下，美国和俄罗斯的核裁军被中国目前不参加裁军谈判所绑架，任何要求中国维持核现状的呼声本身就是不稳定的。

要让中国坐到谈判桌前，达成任何有意义的军控协议，唯一的方法就是让中国将核武库扩大到所有相关各方都能接受的水平。简而言之，如果裁军在政治上有任何可行性的话，核对称反常地要求中国实际上在军备控制方面，采取“逐步升级”的方式。

这种疯狂有一个历史先例。苏联在1970年代后期部署SS-20中程核导弹时，它破坏了欧洲的战略核平衡。北约和美国都感到震惊，并推动达成军备控制协议，该协议要求从美国和苏联的武库中消除了所谓的中程核力量。

1979年，美国威胁要向欧洲部署先进的潘兴II导弹和地面发射巡航导弹（GLCM），以抵消SS-20导弹带来的威胁。然而，问题在于，尽管SS-20导弹已成为现实，但潘兴II / GLCM武器仍处于研发阶段，尚未部署。从纯粹的政治角度来看，苏联没有摆脱SS-20的动机。

取而代之的是，在1983年11月，美国和北约被迫向欧洲部署了潘兴II和GLCM导弹。 潘兴II 一经发射，距莫斯科的飞行时间不到10分钟，从而减少了苏联司令部在战时必须做出反应的时间，从而引发全面核战争的危机。

最终，美国和苏联签署了《中导条约》(INF Treaty)，销毁了SS-20、潘兴II、GLCM和其他核运载系统，并由此开启了双方关系的新时代，帮助结束了冷战。但是，只有把世界带到核深渊的边缘，理性才能占上风。

今天，美国和俄罗斯的战略核武库都被限制在1550个核运载系统，这一限制是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尽管双方都认识到进一步削减军备的可取性，但特朗普政府坚持认为，未来任何有关战略核武器的军备控制协议都必须包括中国，这给几十年来一直以美苏俄双边协议为基础的军备控制进程带来了麻烦。即便是将现有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延长5年，以便为将双边军控结构转变为新的三边现实的复杂性争取时间，华盛顿也无法接受。

尽管特朗普的做法看似疯狂，但它可能为美国、俄罗斯和中国之间进行有意义的三边军备控制提供了唯一可行的途径。目前的情况是，未能延长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新条约》将消除美国和俄罗斯在部署新的战略核武器方面的限制。这本身就是一个破坏稳定和危险的现实，如果任其自生自灭，就可能导致一场新的核军备竞赛，使冷战时期的核军备在能力和杀伤力方面相形见绌。

在这个等式中，不确定因素是中国。目前的情况是，中国现有战略核武库规模较小，相对缺乏先进技术，这使得它在讨论基于“三位一体”结构的对称核裁军(战略核能力分布在有人驾驶轰炸机、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之间)方面实际上无足轻重。

中国目前的核力量结构严重偏重于中程导弹。只要看到中国发展出切实可行的“三位一体”的核威慑能力，不仅会迫使俄罗斯和美国在构建各自新启动后的核力量结构时，考虑到中国的战略核威胁，而且还会产生真正的政治动机，促使这三个国家退出核态势升级的道路，转而接受三边军备控制的降级。

当然，这不是理想的情况。三方都将花费数万亿美元来研发武器，而这些武器的唯一用途就是为最终销毁创造条件。但从历史上看，核政策并不属于理智和理性思维的范畴——要证明这一点，只需要参考“相互确保毁灭(MAD)”的威慑模式。

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和苏联都知道，向欧洲部署新型核力量武器，从而加剧紧张局势，是一种固有的危险策略。事实上，至少有一次，它几乎引发了一场全面的核战争。但最终，这是通向最终裁军和美苏关系正常化的唯一可行的政治途径。

在“后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时代的危险水域中，或许中国要想避开核冲突的礁石和浅滩，唯一的办法就是逐步发展可行的战略核力量，以实现世界生存所需要的那种有意义的三边战略核军备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