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导演在微博和豆瓣上分享自己作品的网盘链接了。
上一次是在3月28日，纪录片导演蒋能杰在豆瓣给好友发私信，分享了他跟拍四年的公益纪录片《矿民、马夫、尘肺病》，酝酿三天之后在愚人节成为实时豆瓣热门第一名。
这一次是在4月17日，署名“蝉鸣知了”的青年导演处女作《擦一擦你那满腹经纶的道貌岸然》。
我无意比对这两部电影，只是单纯地对这位叫嚣“把电影还给电影”的青年导演生发出一些排斥的情绪。
当然，我还是要赞扬他贷款拍电影的勇气，承认他在作品中高浓度的迷影行为，但我对他在这部作品里解读和看待电影有些不同意见。
电影的主人公晨风茶几上放着巴赞的《电影是什么》、贵田庄《小津安二郎 <东京物语>》、山内静夫《小津安二郎名作映画集10+10》第一卷《东京物语》、以及《蒙德里安》。
电影中更是多次提及了塔可夫斯基《乡愁》，是的，只能用“提及”，因为那些所谓致敬连模仿都算不上。
晨风家里挂着戈达尔《精疲力尽》的海报，也在旁白、对话和视频中出现了阿巴斯、希区柯克、王家卫、贾樟柯、伍迪·艾伦、理查德·林克莱德、钮承泽、雅克·塔蒂、北野武、费里尼、布列松、伯格曼等导演。
他多次说自己不是电影从业者、电影工作者，而是“电影之子”“电影囚徒”“上海电影之光”。
听说电影参展还需要龙标时，很生气地要将审查机构送上“电影圣堂”，交给“欧洲电影三圣”去审判。
许多创作者自传和很多电影史书籍，大多是以叙事的形式展开表述的，在他们讲述的故事中，电影创作者尤其电影导演往往被塑造成“同没有艺术感觉的、贪婪的电影巨头的实利主义相对抗的浪漫艺术家”。
从这部作品中导演将一众投资人塑造成花心企业家、无良土老板、富二代、网红女就可以看出来，他已然中这种叙事的毒已久，而且“病在骨髓”了。
“历史人物向叙事角色的转变往往掩盖了复杂的历史因果关系问题”， 这也是罗伯特·C·艾伦和道格拉斯·戈梅里写作《电影史：理论与实践》这本书的重要原因之一。
两位教授在这本书中运用历史的实在论重新打开了电影这种复杂的历史现象，它既是一种艺术形式，也是一种经济结构、技术体系和文化产品。
“在任何特定时代，电影所能获得的艺术效果部分地依赖于电影的技术状况。技术的发展在许多情况下是受经济条件制约的。而经济决定的影响则产生于社会语境之中。从历史上讲，电影从未能够与其他系统——大众娱乐、其他大众传播形式、国际经济体制以及其他艺术形式一一分离开来。”
而在《擦一擦你那满腹经纶的道貌岸然》这部作品中，晨风导演除了讥讽审查者、鄙视投资人，他还提出一个特别荒谬的说法：
我可以牺牲美术，因为我们没有钱，但不能牺牲美学，因为美学是靠脑子的，就跟钱没关系。
说句不太尊敬这位角色的话，“侬脑子瓦特啦”。
美术不是电影艺术的一部分吗？美术不是电影美学的一部分吗？
你致敬的那些导演们也不会承认的。
王家卫开公司、拍广告、搞推销、筹资金的能力并不比他拍电影的能力差，虽然这两者并不能同频比较。
在《旺角卡门》获得成功之后，他跟制片人邓光荣说要拍一部全明星阵容，融合爱情、虐恋、黑帮、动作、枪战的大片，“忽悠”了4000万，拍完之后上映票房900万，这部电影名叫《阿飞正传》。
后来王晶diss他说：王家卫饿死投资人。
贾樟柯的处女作《小武》投资一半来自香港胡同制作，一半来自山西的煤老板朋友。
电影成功之后，在1999年很多人都还在羡慕“万元户”的时候，贾樟柯的账户里就有了500万。
他自认为，“如果做生意，天分不会比马云差”。
阿巴斯在成为导演之前，在塔布里电影公司广告部撰写广告脚本，大概十年时间里，他撰写和拍摄了150多部广告片。
而这部电影中的晨风导演认为拍视频、拍广告、拍会议，对他来说是“接客”，为了拍电影就不干这些了，要把自己“洗干净”。
再说这部电影中多次致敬的塔可夫斯基。
老塔是在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出品的《伊万的童年》制作过程中接手的，重写剧本后在苏联国家电影委员会授意之下拍摄完成的，后来是在苏联政府选派下参加威尼斯电影节，并最终在1962年获得了金狮奖。
而第二部作品《安德烈·卢布廖夫》被苏联政府禁映了，也没有参加1969年的戛纳电影节。
由于冷战期间的意识形态对抗，这部电影还是被授予了费比西奖，当时的国家电影委员会主席阿里可谢·罗曼诺夫要求他公开拒绝接受这个奖，他能做的也就是不对这个奖做任何回应。
后来老塔在宣布放弃苏联公民权的信中痛陈苏联国家电影委员会数年来对他创作的刁难和打压：
“我在苏联工作了二十二年，执导了五部影片，也就是说平均每四年半一部。执导一部电影大约需要一年，再加上剧本写作占用的时间，如此算来，在这二十二年之中，有十六年时间我待业在家。然而，就在国家电影委员会把我的影片成功地变卖到国外的时候，而我呢，却在大部分时间里都不知道该怎样养家糊口……我累了，因为遭受迫害而累，因为饱受苦难而累，因为你们逼得我一直没有工作而累。”
当然，这封信没有收录在中文版《雕刻时光》之中，不知道晨风导演是否了解过。
我援引这封信并不是为了证明老塔的遭遇是对的，而是重复我本文写作的中心——电影从来不是孤立的艺术形式啊。
如果你还坚持称自己是“电影之子”，那麻烦对你崇敬的“电影爸爸”们多了解一下好吗？不要光看爸爸们的删减版的日记啊！
还有，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说这部电影里的所谓的致敬连模仿都算不上。
拍老塔的梦境并不一定都要先拍躺下、再特写一张脸，然后换一个色调，告诉观众这是一个梦。
拍老塔的诗意，更不必用旁白念出来、再辅以竖排繁体手写的字体。
这是多么拙劣的矫情和做作啊，诗朗诵吗？
最后，再说两个关于青年创作者的事儿。
第一件事儿是关于一份报告。
4月10日，某机构发布了《2019-2020中国影视行业青年创作者生态调查报告》，分为导演篇和编剧篇。
两篇中都有关于“对面前中国影视从业者专业度的评价”，187位青年导演的数据显示，只有1%的人，也就说不到2个人，认为制片人非常专业。
208位青年编剧的数据显示，只有3%，也就是不到7人，认为制片人非常专业。
是的，连数据调查都在重复我在开篇时候指出的叙事陷阱——电影创作者尤其电影导演往往被塑造成“同没有艺术感觉的、贪婪的电影巨头的实利主义相对抗的浪漫艺术家”。
我并不否认这样的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的电影工业并不完善、电影产业化链条并不完整、从业人员专业度有待提高。
但我反对制造对立的叙事。
如果遵循数据调研的科学性，最起码应该有与青年创作者合作过的制片人和制片公司的数据，这样我们才好比较问题出在哪儿，以及如何解决问题。
第二件事儿是关于一个影展。
我去年参加了2019Neo青年导演联展院校聚焦——中国留学导演短片联映的活动，如果不是疫情，我这时候可能作为高校巡展的策展人在忙碌了。
去年的这个联映活动放映了21个青年留学导演的21部短片，包括剧情、动画、纪录、实验等多种类型。
Neo的组织方也做过一个简单的调查，一是这些导演现在学业或就业情况，二是留学对他或她创作上的影响。
除了多元文化让他们开阔视野外，大部分导演认为都学习到了电影工业化的流程、有效的电影制作方式。
而这21位青年导演中除了2个还是学生外，签约导演2个、独立导演11个、自由职业6个。
或许他们中也有人像《擦一擦你那满腹经纶的道貌岸然》中的晨风一样，拒绝“互联网的侵蚀”，鄙视短视频、直播，反感商业IP和宏大叙事，认为现在的电影环境扭曲、畸形。
他们也像娄烨一样反对“戴着镣铐跳舞”的说辞。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反对实际存在的“镣铐”，更反对想象出来的“镣铐”。
参考：
1、安托万·德·贝克在《安德烈·塔可夫斯基》
2、罗伯特·C·艾伦、道格拉斯·戈梅里《电影史：理论与实践》
3、凡影《2019-2020中国影视行业青年创作者生态调查报告》
4、肖熹，戛纳电影节的历史演进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