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着口罩的申军良站在警方会议室里,看着戴口罩的申聪走进来,一眼就认出是他儿子。妻子先他一步冲上去,抱住儿子痛哭起来。申军良忍住没哭出声,但眼泪还是一下涌了出来。
这是一场新冠疫情之下的特殊认亲,申军良夫妇终于见到了被拐走15年的儿子。遮挡了他们半边脸的口罩,阻隔不了血脉亲情。
2020年3月19日,认亲12天之后,申军良接受了澎湃新闻()的采访。“这段时间我们天天在一起。我每天心里暖暖的,特别舒服。”申军良说,经过多方沟通,儿子决定回来与他们共同生活,其户口已从广东迁到了河南周口老家。
3月18日,申军良一家从河南返回他们在山东济南租住的家里。目前申军良正为儿子转学的事发愁——他得抓紧在济南联系学校,但正是疫情期间,一家人都被社区要求自我隔离14天。
43岁的申军良这段时间被幸福“塞满”了,其实他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涉及申聪的拐卖案目前还在广东省高级法院审理,此前他提出了刑事附带民事上诉。另外,他还得赶紧找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寻子15年,他已负债累累。
2020年3月6日,申军良赶到广州增城与儿子认亲。 澎湃新闻记者 朱远祥 图盼了15年的认亲,差一点“搞砸”
1月24日,大年三十,申军良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条500多字的拜年信息。他回顾了15年的寻子历程,向所有好心人致谢。“我相信,皇天不负苦心人,新的一年一定会有好事发生!”他在结尾写道。
当时的申军良,其实已经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因为十天前的1月15日,他就从警方获得消息,与他失散15年的申聪找到了。警方正开展下一步工作,叮嘱他不要向外界透露。
经过春节和疫情期间“煎熬”般的等待后,3月5日,申军良夫妇和其弟弟从山东济南出发,绕过湖北,驾车行驶两千多公里,于3月6日晚抵达广州增城。第二天中午,申军良夫妇坐着警方的车,来到增城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
“我们以为马上可以见到申聪了,都很激动。”申军良当时看到妻子已经哭了,她两脚无力,下车时已站立不稳,幸好有女民警赶过来搀扶。
当天中午,民警重新向申军良夫妇询问了相关情况,做了笔录。工作人员要他们调整情绪,不要冲动,“别把孩子吓到了”。申军良透露,广东省公安厅和广州市公安局的相关领导,也先后过来安抚他们。
过了几个小时,一名工作人员突然拿着手机进来,一脸严肃地询问申军良。“他问我,申聪有没有跟我说过,强烈要求跟我一起回家?”申军良觉得奇怪,“没有说过呀,那时候我还没见过申聪呢。”
工作人员翻出手机里的新闻给申军良看。“我一看,热搜的第三条,说申聪强烈要求跟我回家。往下翻到第六条,说我们准备起诉他养父。”申军良顿时急了,“没有这回事呀”。
当时工作人员给申军良看的两条新闻,都是当天报道出来的,到了中午已上“热搜”。两条新闻的标题,分别是《申军良律师回应:申聪强烈要求和父亲回家》《申军良律师:申军良考虑对申聪养父母提起诉讼》。
“你儿子申聪现在不愿意见你们。你儿子理解不了,为什么还没见面,你们就说他强烈要求一起回家。”工作人员提醒申军良,申聪在另外一个房间里,一直用手机看新闻。申军良慌了,连忙解释,“律师夸大得太厉害了,我没说过那些话。”
后来,在工作人员的建议下,申军良来到刑警大队门口。隔着防撞护栏 ,有50多名记者围聚在门口。申军良向记者们说了几句感谢的话,然后强调,律师当天说的一些话,“不代表我们家人的观点”。
当天下午五点多,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召开情况通报会。副局长李光日向媒体介绍,申军良夫妇与申聪未见面认亲,双方还需要情感上的缓冲期。至于何时安排见面,李光日表示“要看双方的接受度”。
申军良告诉澎湃新闻,当时新闻发布会召开的时候,他和妻子、弟弟以及一位同学,分别坐上四辆车子,从刑警大队去了5公里外的增城区公安分局大楼。
申军良夫妇被安排到二楼一间小会议室休息。工作人员再次安抚和提醒他们,不要急躁、难过,注意调整情绪。
场面安静了下来。到了晚上7点钟左右,申军良听到楼梯间有一阵脚步声传来,越来越清晰。他有些紧张地预感到,儿子要出现了。
申聪1岁前的照片。 受访者 供图认亲之后:回老家,迁户口,改名字
2020年3月7日晚上7时许,申军良夫妇终于见到了儿子。
当时听到门外的脚步声,申军良和妻子都站起来。他看到几名工作人员带着一个男孩走进来。男孩身高约一米七,短头发,穿着黑色上衣。
“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他就是我儿子申聪!”申军良透露,此前警方给他看过申聪的照片。见面时,申军良发现孩子的眼部、面部特征完全符合。虽然孩子也戴着口罩,但申军良感到有一种前所未有的亲切。
当时,申军良的妻子于晓莉先一步冲了上去,抱着申聪,失声痛哭起来。申军良也上去抱住儿子,“感觉鼻子特别酸,眼泪一下就出来了。”
于晓莉边哭边问:“儿子你这些年在哪里,你知不知道你爸到处找你?”申军良更加控制不住了,转开身子不停擦眼泪。
申聪没有哭。申军良觉得孩子情绪“比较平稳”。他记得,当时在工作人员的提醒下,申聪用手拍了拍他妈妈的背,低声说:“妈妈不要哭了。”又用手拍了一下申军良的背,轻轻说:“爸不要太难受了。”
“那是他第一次叫我‘爸’。”申军良说,当时儿子声音很小,“但完全没有抗拒的意思”。
后来征得工作人员同意,申军良夫妇和儿子都摘下了口罩。申军良盯着儿子的脸庞,看了又看,觉得孩子的长相结合了他和妻子两人的“优点”。申聪不好意思地笑了。“他笑的样子,特别像我第二个儿子。”申军良说。
已经过了晚饭时间,一家三口在会议室吃盒饭。申军良只吃了几口,突然听到儿子问:“我在养家过得挺好的,他们对我这么好,为什么要起诉他们呀?”申军良吓了一跳,连忙解释那并非自己本意,以后会尊重儿子的意见。
当天晚上,工作人员帮申军良去宾馆拿行李、开车,然后送申军良一家离开公安局。上车前,申军良对儿子说:“爷爷奶奶这些年一直想你,身体又不大好,现在你还没开学,希望你先去看看爷爷奶奶。”申聪说了声“好”。
申军良等人被送到几十公里外的宾馆,一家三口住在一个房间里。脱鞋袜的时候,申军良特意看了儿子的右脚拇指——上面果然还有出生时留下的青色胎记,只是感觉没有小时候明显。当晚,申聪和养父通过电话后,母亲又拉着他的手不停说话。已经连续三天没睡觉的申军良再也挺不住,躺下就睡着了。
第二天凌晨,民警在前面开着车,申军良一家在后面跟着,天还没亮就上了高速。过了一段路程后,申军良和民警告别,驾车北上。
一路上,申军良和弟弟轮换着开车。有一次,他坐在副驾驶的座位睡了一个多小时,醒来发现身上多了一件外衣,原来是申聪将自己的外套脱下来披在他身上。
“我看到他冷得两个胳膊抱着自己,这一幕真的让我终生难忘。”申军良后来在微信朋友圈发文:“我盼了多少年,才等到这一天。睁开眼睛儿子就在我眼前,还为我披上他的衣服。”
经过40多个小时的奔波,申军良一行到达济南。将弟弟送下车后,申军良又开着弟弟的车,带着妻子和申聪赶到河南周口老家,让孩子与他年迈的爷爷奶奶见面,与一些亲人相认。
“孩子真的特别懂事。”在电话里,申军良的声音很兴奋。
在征得申聪本人及其养父母的同意后,申军良把儿子户口从广东迁到周口老家。3月17日下午,他带着申聪在镇上派出所办完手续,领到新的户口薄。申聪重新申办身份证,当天就拿到了一个临时身份证。
在新的户口薄和身份证件上,申聪用了一个新的名字。
申军良说,他不想让儿子活在“被拐儿童”的阴影下。新的名字里,含有“回家”和“感恩”的意思。
“我儿子也很满意这个名字。”申军良笑道。
3月7日申军良与儿子认亲,增城警方门口围聚了许多记者。澎湃新闻记者 朱远祥 图身世水落石出,案件尚未审结
申军良和申聪的养父母至今还没见过面。
在从广东回家的路上,申军良和申聪养父通过两次电话。第一次,对方提醒他,不能让孩子的肖像流传到网络上,申军良当然答应——这也是他的想法,必须保护好孩子。
第二次通电话时,申军良向申聪养父表达了感谢,“把孩子养育了15年,培养得这么好。”
而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申军良说出了他内心的矛盾。一方面,他恨申聪的养父等人当年从人贩子手上买下申聪,害得他父子失散15年;另一方面 ,申聪成长得健康阳光,又得益于养父一家的15年养育,他心里由此又怀着某种感激。
申军良后来与申聪养父沟通得知,对方早在2019年11月就打过他电话。当时申聪养父从新闻报道中得知申军良寻子的事,便打来电话,详细询问过孩子身上的特征。
“他养父当时就很清楚了,但没有跟我明说。”申军良介绍,前些天他才得知,申聪养父那时给他打电话核实后,曾想向申聪“说一件事”,告诉其身世。“申聪当时问他养父,是好的事情还是坏的事情,养父说是坏的事情。申聪又问是大事还是小事,养父说是大事。”申军良透露,“申聪当时就说,是大事情,又是坏的事,我不想听,不要告诉我了。他养父就话到嘴边没说出来了 。”
申军良还透露,认亲之后,申聪养父说,他原计划2020年中考结束后,就带孩子与亲生父母相认,“没想到警察这么快就找上来了”。
2020年3月上旬,申聪被通知到学校“拿资料”,此后被民警和心理辅导人员带到广州增城。已经16岁的他此时才知道,原来自己是被拐卖的孩子。很快,他从养父母口中证实了自己的身世。
申聪是1岁时被拐卖的。2005年1月4日,两名男子趁他父亲申军良不在家,闯入屋内,绑住他的母亲于晓莉,然后将正在床上睡觉的他抱走。
此后,申军良辞去在广州增城的工作,踏上漫漫15年的寻子之路。
2016年3月,牵涉拐卖申聪案的张维平、周容平等5人先后被警方抓获。据广州警方调查,当年周容平等人抢走申聪后,交由张维平“出手”,非法获利13000元。张维平还交待,包括申聪在内他拐卖了9名儿童,都通过中间人“梅姨”找到买家。
2018年12月,广州市中级法院以拐卖儿童罪对5名被告人宣判,其中张维平、周容平被一审判处死刑。
至于张维平供称的重要中间人“梅姨”,至今还是谜团。
2017年6月,广州市增城警方曾公布“梅姨”的模拟画像,向社会征集线索。而在2020年3月7日,增城区公安分局副局长李光日向媒体通报,至今未查实“梅姨”身份,“目前还没有证据直接证明梅姨是存在的。”不过李光日表示,欢迎媒体和群众继续提供相关线索。
如今,申聪找到了、回家了,可他背后的拐卖儿童案还没有审结—— 广州中院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周容平等人上诉。此案由广东省高级法院二审,目前尚未开庭。
3月19日,申军良拨打广东高院相关办案人员的电话,一时未取得联系。他准备向法院提供一些材料——在这起拐卖儿童案件中,申军良夫妇是刑事附带民事原告人。
一审时,申军良向5名被告人索赔300万元,包括15年来寻找儿子的各种损失。不过广州中院2018年12月判决时认为,申军良被拐的儿子“至今下落不明”,故其所受损失无法查明,加上缺少相关票据等原因,法院驳回了申军良夫妇的赔偿诉求。
此后,申军良夫妇提出上诉。现今申聪已经找到,申军良觉得“可以查明损失”了。
前段时间,他整理了一些证明损失的票据和开支明细,初步统计后,决定将向被告人索赔的数额调整到480余万元,其中包括精神抚慰金50万元,以及于晓莉治疗精神分裂症的医药费8万元。
认亲之前,申军良为儿子准备了一套新衣服以及5个N95口罩。 澎湃新闻记者 朱远祥 图新的烦恼:为儿子找学校,为自己找工作
申军良夫妇提出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于晓莉的医药费开支,是指2005年至2016年,她因儿子被拐导致精神分裂,先后在河南周口、商丘等地医院治疗花去的费用。
妻子的身体一直是申军良的“心病”。15年前申聪失踪后,于晓莉的精神状态长期不好。直到后来两个儿子陆续出生,她的情绪才逐渐稳定下来。
此次与申聪相认,于晓莉不知哭了多少次。现在她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为申聪做可口的饭菜。前些天她常煮申聪爱吃的西红柿炒蛋和生菜之类,这几天她问到申聪想吃的菜,就上网去查“怎么煮好吃”。
“现在她眼里只有申聪。”申军良透露,“另外两个孩子她很少管,我父母、她父母,她一个电话都没打过,我岳父那边还是我打电话去讲了现在的情况。”
令申军良欣慰的是,申聪“很懂事、很阳光”。申军良经常和他一起晨跑。早上六点多起来,父子俩一跑就是3公里。“他身体素质好,我差得远,赶不上他。”申军良透露,儿子爱运动爱打篮球,呆在家里的时候则“很健谈”。
每天用手机上完网课后,申聪喜欢坐到父母身边聊天。申军良很少跟他提这些年“寻子”的经历,“怕孩子有压力”。申聪爱问自己小时候的事情,以及父母的故事、老家的习俗。
刚认亲的那两天,申军良觉得与儿子之间总有些“陌生”,“问一句他就答一句”。现在,那种陌生感已不复存在。“我们有什么说什么,没一点隔阂。”申军良告诉澎湃新闻,“虽然15年来他没在我们身边,但这15年就像只是暂停了一下。”
申聪跟两个弟弟也相处得不错。大弟读初二,小弟读六年级,学习成绩都挺好,这让他很是羡慕,“两个弟弟的学习真牛呀!”
目前申军良最担心的,就是申聪的学习问题。他了解到,这些年申聪的养父母常年在外务工,他由奶奶照管,在广东梅州一所农村中学读书,学习成绩不好。养父计划让孩子今年初中毕业后去报名当兵,以后再出去打工。
“没有文凭以后出去混什么?”申军良很担心,他想让申聪从梅州转学到济南,从初二读起,“找个好学校,还是要考高中。”
申聪同意了父亲的建议,并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养父母。
这两天,将儿子户口迁到河南老家后,申军良觉得完成了一件大事。3月18日晚,办好户口手续的他带着妻子、儿子,从河南周口赶到山东济南,回到自己租住了十年的家——100平方米的毛坯房,地面没贴瓷砖,客厅里没有沙发,也没有电视。
申军良计划着上街买套便宜的沙发,“家里连坐的地方都没有”,然后为申聪联系学校。可刚到济南家里,社区工作人员就提醒他们做好疫情防控,必须在家里自我隔离14天。
申军良傻眼了,“在家里隔离14天,我怎么去找学校?别的孩子都已经在上课了。”
3月上旬申军良夫妇去广州认亲时,当地警方曾让他们做核酸检测,确诊没事就安排认亲。3月18日他连夜给济南“市长热线”打电话,工作人员表示会向有关部门转达。3月19日他又联系社区工作人员,希望“特事特办”,对方表示要“汇报”。
“我现在最愁的,就是怎么给孩子找学校。”申军良叹了口气。
他突然觉得现在的压力比“寻子”时还大,有很多事等着他去做。下一步“要紧的事”,包括找一份工作。为了寻找儿子,他已经15年没上班了,现在欠债50多万元,又有三个孩子要抚养。
久疏职场,现在能找份什么工作呢?申军良开始推销自己。“15年前我就是公司里最年轻的主管,执行力特别强,有责任心,懂得坚持。”他笑着说,“我找儿子,不就是坚持到底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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