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邓州一名贫困人家的女儿因没有手机上网课服药自杀，引发舆论热议。幸运的是，轻生女孩已无生命危险。
在这场波及全国的疫情中，从小学到高校的几千万学生，都被要求集中上网课。如果不是这一极端案例，很多人大概不会意识到，目前还存在着一个为上网、为移动终端而犯愁的群体。
截至2018年第四季度，我国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达到86.1%；移动宽带用户普及率更是达到93.6%。这两年，关于5G的讨论不绝于耳，不少人甚至自嘲离不开WIFI。“无手机上网课”背后的深层次问题值得深思。
低保家庭的“二女儿”
2月29日，河南省邓州市一位初中三年级在读的女孩李铭（化名）吞下了大把药物，那本是患精神疾病的母亲的处方药。父亲李某党发现后，立刻拨打120将其送往医院救治。
救护车的鸣笛打破了村镇的平静。疫情期间，村民们大多赋闲在家，前来围观者拍下的视频，让这个贫苦家庭迅速成为舆论焦点。
最初网传的版本中，吞下精神药物的女孩被认为是因家中贫困，没有钱买手机按时跟听学校网课而自杀。而在次日邓州市政府新闻办的通报中，服药的原因被归于“赌气”。
随着媒体的跟进，更具体的情况被披露。综合报道看来，李铭为家中三个孩子的老二，姐姐和弟弟分别就读高一和小学六年级。她的父亲李某党左腿有残疾，靠补鞋挣钱，母亲则有精神疾病，没有劳动能力。他们家早在2013年就已经被识别为低保贫困户，目前未脱贫。
李某党家中并非没有宽带，问题在于缺设备。他去年刚刚购买的手机，是全家唯一一部可以联网的智能手机。此前，家里并不会因为争夺手机引起太严重的家庭矛盾，但突如其来的疫情，突如其来的网课需求，让姐弟三人多次因为手机的分配权起争执。
2月29日上午，姐姐正准备将手机给妹妹让其考试时，发现她已经吞了药。
实际上，李铭冲动的个性早有端倪。根据李铭的姐姐回忆，两年前，李铭就曾因家庭琐事，有过一次服药昏迷的经历。在这次吞下母亲的药物之前，姐姐便看到过李铭将一些不知来源的药品研磨成粉。担心妹妹再次做傻事，姐姐将这些药粉丢弃了，却没料到她会去吃母亲的药。
邓州市扶贫办相关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事发后，当地政府连夜为李铭家添置了新家电和被褥，并送去5000元现金。河南教育部门也在次日下发通知，要求全省各地全面摸排学生网上学习情况，建立精准帮扶机制。
此外，通过李铭学校和亲戚的帮助，三姐弟收到了两台可以用于上网课的智能手机，手机不够用的矛盾暂时解决。但是，伴随这个极端案例的讨论，越来越多关于贫困地区、贫困家庭与网课的矛盾进入公众视野。
“高三学霸家中没有WIFI，就跟邻居借网，每天8点爬上屋顶蹭网上课”“江西宁都偏远山区的胡成，在后山空旷的地方找到了手机信号，妈妈跑回家从家里给孩子搬来简易桌凳和棉衣、雨伞，守在孩子身边陪着胡成学习”“四川广元市旺苍县金银村的杨秀花，在离家4公里远的一个悬崖边发现信号特别稳定，由于学校要求学生每天早上7点45分打卡报到，她不得不6点就匆匆起床，书包里装上一天的口粮，她要在悬崖边学习到下午5点才回家”……
那些孩子尽管没有做出极端行为，甚至被认为“励志”，但是他们奋力寻找手机信号的姿态让许多网友表示心酸。
典型的“数字鸿沟”
在这起极端个例发生后，很多人追问，到底还有多少李铭？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教授陈永杰认为，不会在少数。
一个月前，当教育部号召全国师生在网络直播中维系教学之初，陈永杰就意识到了可能出现的问题。
2月15日，他在媒体上发表评论称，“停课不停学”须考虑学生家庭条件。陈永杰呼吁，学校、相关监管部门要及时了解每位学生的家庭条件，对家中无网络条件或电脑手机设备的学生给予帮助。
但这样的声音，迅速被淹没。一开始，对网课不大熟悉的老师们贡献了各式表情包和“翻车现场”，接着还有“云体育课”“小学生调错台上了化学课”，相较之，“无条件上网课”形成强烈反差。
陈永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李铭事件的发生，可以看做是一个典型的“数字鸿沟”问题。
在学术表达中，从经济、技术角度来看，数字鸿沟可以简单概括为：“有一些人拥有社会提供的最好的信息技术，他们有最强大的计算机、最好的电话服务、最快的网络服务，也受到了这方面的最好的教育；另外有一部分人，他们出于各种原因无法得到这一切。这两部分人之间的差别，就是所谓的‘数字鸿沟’。”
现实中，处于这一鸿沟的不幸一边，就意味着该群体很少有机遇参与在线教育、培训等。
“低收入群体设备条件是推行网络课堂前必须考虑的因素。”陈永杰表示，此次疫情突发，除了经济因素，许多家庭因为返乡过年被困、孩子学习设备不在身边等各种原因，跟进网课存在障碍的绝不在少数。
根据南方都市报报道，2月27日，佛山市禅城区区教育局对全区中小学生进行了无终端无网络情况摸底，共有54所学校的721名学生无终端和763名学生无网络，共计1484人，约占全区学生百分之一。
作为相对富裕地区的城区，佛山当地教育局向21所存在无终端无网络学生的学校派发了平板电脑和网络流量，由学校派发给所有困难学生，并且对身处湖北等外地的学生将通过邮寄方式精准派发，确保一个学生也不落下。
还有一些省市采取了其他替代方法。比如，重庆、河南等部分省市的电视台开通了专用教学电视频道。
针对没有手机、有线电视的情况，李某所在的邓州市在此次事件发生后，将在确保疫情防控安全的前提下，统一组织学生到村部网上听课。
陈永杰认为，“从河南女孩因上不起网课自杀事件上，决策者最应该反思的不是应对措施、不是扶贫，而应该是：教育决策在考虑大多数人获益或便利的同时，也不能忘记少数人可能存在的困难。”
网课该怎么上？
网课开课以来，不管对于教育部门、学校还是家长，监管都成了问题。
在广西桂林任职的某扶贫干部近来收到了群众反馈的问题——随着各行各业陆续复工，还没有开学的孩子成了问题。第一层问题是，孩子要上网课。父母把手机给了孩子，自己外出务工同样需要手机。解决这个问题，可能会加重经济负担。
第二层问题是，孩子不上学，监管就成了问题。家长复工后让孩子自己在家上网课就是一大忧虑。
还有，尽管教育部明确表示不得强制学生打卡，不得强制教师全部录网课，许多地区也明里暗里地违背。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了多位不同地区正通过网课学习的中学生，基本每个学校至少有一门课的任课教师会要求学生每天直播打卡，甚至学生也需要开视频。
在邓州这件事发生后，许多人联想到去年那篇名为《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的报道。这篇被广泛传播的报道记录了248所贫困地区的中学，通过直播，与著名的成都七中同步上课这个大型教育实验所遇到的争议和阻碍，以及最终的反馈——有的学校出了省状元，有的本科升学率涨了几倍、十几倍。
归根结底，讨论的是教育公平和形式创新的可能性。但是，当特殊的时期，将成千上万中小学生推到大小屏幕前，效果因地区、因学校、因人而异。
不过，陈永杰认为，两件事的比较略嫌不妥。“目的不一样，那个是公平，这次的网课是为了保持学生在家学习的状态，可能也有教学进度的考量。”
如果网课是近阶段的大势所趋，如何去优化、调整？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的中小学推行的在线教育，主要以学科知识为主，“实际上，停课不停学期间，可以让学生上一些启发教育、生活教育、生命教育之类的课程，不一定要以考试课程为主。”
陈永杰表示，对于面临初考、中考压力的学生，自然还是要以考试为重，但是受疫情影响，中考、高考时间是否会推迟仍是变数，他建议，教育部应尽快明确时间，好让学校、学生及时对复习方案做出相应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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