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每日甘肃网”发布了甘肃某医院女性医护人员为驰援湖北，集体剪光头的消息。“剪去秀发，她们整装出征”，也成了昨日刷屏朋友圈、冲上微博热搜的关键词。只是，这场“剃发出征”所引发的讨论，却是极为撕裂的。
相关单位回复，这些女性医护人员“是自愿的”，但视频中她们剃掉头发之后留下的泪水，让我们不忍把这种“自愿”简化为一种牺牲与歌颂。
事实上，在此次抗击疫情的前线医护人员中，女性医护人员占据了很大一部分。由此而来的，是不可避免的性别差异带来的特殊需求，比如例假时期的生理疼痛、安心裤与卫生巾的短缺、孕期女性医护人员的担忧，这一次，这一特殊性转移到了女性医护人员的秀发上。
剃光头出征是否有必要？对于这个问题大家也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安排，可以理解；也有人觉得可以请理发师给姑娘们剪个漂亮的短发，没有必要剃光头；也有人质疑，剃光头可能留下细小伤口，反而带来风险。。。。。。而相对于这样的争议，大家更反感的，是对于这一行为过度的赞颂与煽情。这种观念，甚至也从医护群体延伸到了抗疫后方。比如，在济南就向各单位提议，延迟开学期间双职工家庭以女方为主在家看孩子。
本身，抗击疫情中，一定会有诸多特殊时期的特殊现象，它或许是出于个体自愿的选择，但我们绝不应把它视作一种理所应当的牺牲，进而将女性在这一特殊处境中的脆弱与困境，转化为煽情的利器。在这一需要我们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特殊时刻，我们既需要顾全大局，也应记得，个体的处境与利益不应被忽略。
“每日甘肃网”发布了甘肃某医院女性医护人员为驰援湖北，集体剪光头的消息。
撰文| 鲍子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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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状态，
导致去性别化的同质管理
抗疫是一场特殊战斗。它是一场战争，又不是一场战争，或者至少不是我们曾以为的那种战争。
如果说抗击疫情是战争，这是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战争话语的全面回归：紧急动员和战时状态、攻坚战与阵地战、守土和出征、烈士与英雄……甚至我使用的这个动词“抗击”本身，就是战争时代的典型修辞。每个人都在拿到小区出入证的那一刻，在遇到地毯式排查的那一刻，在“买买买”、“996”的日常生活全面暂停的那一刻，有如同战争来临般的感受。
如果说抗击疫情不是战争，是因为它与我们从电影电视剧、革命历史小说中获得的那种关于战争的感知太不一样了。湖北之外的、无需加入抗疫一线的大部分普通人，对这场“战争”是欲拒还迎的。我们一面慌乱地抢购粮食、口罩和消毒液，为每日新增的患病人数而忧心忡忡，但另一面，“敌人”是无形的病毒，只要不出门，我们并不会直接遭遇“敌人”，依然可以在家里远程办公、网络学习，装模作样地把常规工作进行下去。
抗击疫情的“战争”与传统战争更大的差别在于，前线的主体不再是男性军人，而是女性占大多数的医护人员。有媒体统计近10个医疗队的男女比例，女性最低占比55%，最高则达到100%。在传统战争中，大部分男性在前方作战，大部分女性承担医护或者后勤工作。这样的性别分工，其实对于女性有着某种程度的照顾。然而，在此次抗击疫情中，大量女性却直接加入前线，直面最为严酷的生死搏斗。古有花木兰，后有娘子军，然而，像此次抗击疫情一样由女性作为前线主体力量的状况，几乎是史上从未有过的。
“7点视频”报道截图。
随之而来的是，在疫情的报道中，有大量关于女性的新闻引发了人们的广泛讨论：从各级卫健委的女性领导，到专家组的李兰娟院士和陈薇院士；到身处舆论漩涡中心的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多名师生；当然，最触动人心的还是关于前线医护人员的报道。有的护士怀孕9个月还在一线，有的护士流产10天后又回到一线工作，还有女性医护人员在支援湖北的出征仪式上集体剃头。除了口罩和防护服的紧缺，女性医护人员还面临着卫生巾和安心裤的额外缺口……
大量的女性进入抗疫前线，这一点打破了传统战争的性别分工中对于女性的相对照顾。
女性医护人员需要忍受一些不得已的选择，例如剪去长发、忍受生理限度而继续工作。不仅是女性医护人员要承受这样的“不得已”，男性医护人员亦然。前线的男医生和男护士同样需要剃头，也需要为了减少防护服消耗而穿尿不湿上班，更有身患渐冻症却仍然坚守一线的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
不过，就怀孕、流产和月经等女性的生理现象而言，在正常的生活秩序中，人们可以通过呼吁制度的调整和大众的理解给女性以基本的保障——事实上，法律法规对此也有所保障。然而，绝对紧急的状态必然导致去性别化的同质管理，缺乏平日里可以为某个性别腾挪出的空间。病毒的危险对于男女都一视同仁，没有一个人可以轻松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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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利用女性的身体去煽情，
女性医护人员的专业精神更值得关注
在女性的柔弱与敌人的凶残之间放置对比，自古至今都是一种无往而不胜的煽情利器。
前者构成了对后者的控诉，后者构成了对前者之牺牲精神的凸显。此外还能延伸出一种“女子如此，男子何堪”的感受，以此鼓舞更多的人加入战斗。然而，这次的“敌人”不是人类而是病毒，人们无法展开对于病毒本身的控诉，于是，新闻所带来的情绪全部倾向于对女性医护人员处境的同情。更重要的是，如果回到传统战争和抗疫“战争”之间的差别，我们将会发现，不同于传统战争中几乎完全作为受害者的女性，抗疫“战争”中的女性则大量地以“作战者”的形象出现。那么，与此对应，传统的煽情套路也应得到更新。对于女医护人员的赞美不应只注重于她们在身体上的“牺牲”（剪发和忍受生理痛苦），而更应关注她们在治病救人方面的实际贡献。那些宣传女性牺牲精神的新闻之所以引发强烈反弹，本质上与新闻手法和表达套路的陈旧相关，更因在性别叙事上的过度而遭到人们的反感。
有不少信息显示，女性医护人员确实是为了便于穿脱防护服、减少感染而自愿剪去长发甚至剃光头，而并非是受到统一命令的强迫。当然，与此同时，她们流下的泪水也是真实的，里面充满了对于未知危险的担忧与恐惧，也充满了挺身而出的荣耀与勇气，当然还有人皆有之的爱美之心。尽管如此，女性医护人员集体剃头的新闻还是引发了广泛的舆论反响，其中更充满了批评之声。舆论的反弹其实从根本上涉及到前线和后方之间的状态差异。
图片来源：新京报我们视频
与湖北境内类似于战争的紧迫状态相比，湖北之外的、无需加入抗疫一线的大部分普通人，其实与前线状态之间隔着相当大的距离。正如上海的张文宏医生说的那样，普通人“呆在家里就是战斗”。医护人员的战斗需要进入危险的病毒环境，而后方普通人的战斗则只需要“呆在家里”。即便出门受限、买菜不便、无法开市，但后方的人们总体而言依然生活在一种“和平”状态中。
前方是残酷的，而后方依然保留了某种程度的日常性，由此产生的认知差异，是舆论对于女性医护人员集体剃头、怀孕九个月上前线、没有生理用品等情况产生出无比强烈的不忍之心的原因。这些场景本身就已经足够惹人泪下，而当后方的人们以平日生活中的性别逻辑对这些现象进行评论时，由此只会延伸出更大程度的愤怒。
舆论的焦点其实正在于听者观者的“不忍之心”。前段时间的一段话得到很多人转发：“哪有什么白衣天使，不过是一群孩子换了一身衣服，学着前辈的样子治病救人”。
令转发者所感动的，大概正是这段话体现出了一种医护人员和普通大众之间的同情共感。医护人员平日里也是普通人，他们/她们的伟大，正在于以普通人的身份做出了超越普通人的行动。当他们/她们在危难之际做出英雄之举，我们一方面要感佩他们/她们的付出，另一方面更要意识到，我们不能以超人的标准对其做出理所应当的要求，而应该尽可能地采取更人性化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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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在特殊时期照顾性别需求，
这也是我们回归日常的期待
新闻工作者和政策执行者也应有这种“不忍之心”。
在赞美出征的雄壮气势之外，何不大大方方地承认女性医护队员的泪水，并敏感地捕捉到其中除了荣耀之外，也有恐惧，也有对于一头秀发本身的眷恋？这并不与她们勇敢的、充满大义的救护行为相矛盾。对头发的热爱也是对于美好生活的热爱，正是这种东西在支撑着她们为集体的安宁而战斗。这种对于集体安宁的渴望，也是前线与后方所共同守护、息息相通之处。
更关键的问题在于，抗疫的前线是否就是真正的战争？尽管我们普遍地以战争隐喻来形容防疫，但其初衷是为了加强重视，而非宣布战争的真正来临。真正的战争总是伴随着“例外状态”的开始。
德国公法学家卡尔·施米特。“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这一政治哲学概念在卡尔·施米特、瓦尔特·本雅明及吉奥乔·阿甘本等人的论著中都有流变。
“例外状态”由德国公法学家卡尔·施米特提出，指的是为了应对危机而悬置既有法律秩序的状态。一旦进入真正的战争和“例外状态”，那么，“主权者”可以根据形势而采取各种必要的紧急行动。然而，决定是否进入“例外状态”的“主权者”不能是某个单独的个人。
如果我们将目前的抗疫“战争”定位于一次大规模的医疗行动而非真正的军事状态，那么，一切行动都应该在既有的法律框架下进行，也就必然应该顾及对于基本权利的保障。尽管这或许是艰难的，但还是有着可能的空间。
在农村整治麻将馆聚集的行动中，有的人选择砸烂一个个麻将机，有的人选择收走全乡600张“幺鸡”并保证疫情结束后归还。在前者的粗暴和后者的智慧之间，大多数人显然更接受后者。同样，如果对医护人员有更人性化的关怀，这样的新闻和政策也会为更多人所接受。这不仅涉及对于性别差异的体贴，也涉及更多其他细节问题。大部分的人民群众并非不拥护防疫，但同时也是有“不忍之心”、不希望看到英雄受苦的。
大家喜闻乐见的新闻，是牛奶企业向医院捐赠大量纸箱提手，用以缓解长时间戴口罩的勒痕，是河南企业经过反复实验研制出新型隔离帽，使医护人员拥有更为舒适的佩戴体验。那么，既然如此，女性医护人员是否一定需要剃个光头？如果给姑娘们剪个漂亮的短发，这或许比激昂的剃光头明志更让所有人得到暖心的安慰。相信收到了这份温暖的他们，也会将这份温暖传递给需要看护的病人。
在这个寒冷的冬天，美和爱是必要的。因为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期待着正常生活的恢复，我们更需要保留一种关于美好的希望。
作者：鲍子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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