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陈拙。

我曾经问过一个医生朋友，为什么想从医的人变少了？

她说，现在医生救人越来越难，家属情绪急躁时，医生甚至不敢进诊室

全国一年医闹11.5万起背后，是医者的寒心。每年新增的医生越来越少——愿意救我们命的人也就越来越少。

我记录过许多医生的真实故事，让我感受最深的一点是：能够得到更好救治的，是那些愿意对医生付出信任的人。

不是，更不该是那些最暴怒、或最多疑的人。

今天的故事，来自天才捕手的医院故事系列——医院奇闻录。

2000年的时候，护士付嘻嘻到当时很多同行谈之色变的“传染科”实习。那是一个接近封闭的科室，外面的人不愿意靠近，里面的人也不愿意出来。

当她在传染科的重症区待了45天后，她看到了第一个“冲破防线”的人。

2000年，我来到医院的最角落，站在那栋三层小楼前。

这里独门独栋，大门常年紧闭，周围连一棵树都没有，几近荒芜。

唯一相邻的，是个设施崭新的篮球场，但外面的人不愿意靠近这里，即使是盛夏的夜晚，球场也空荡荡。

当时我还是实习护士，分配过来之前就做了心理准备。这里是传染科的所在地：“传染大楼”。里面的大多数病人，都是“携带者”。

刚来第一天，我跟在带教老师身后巡视病房，走的是大楼正中的医护专用通道。

那天，我从大门入口处的四人间，走到毗邻护士站的单人间，整整30米。全是站着的乙肝患者。

每个擦身而过的医生护士身上，都覆盖着快速消毒凝胶特有的味道。每间病房门口都有消毒洗手液。每走几步，就有一处水龙头。

消毒水的味道强势地在空气里弥漫，一切似乎都在清楚地提醒着进来的人：小心点，把自己保护好了。

“越往里走，病情越重。”

我从靠近走廊的窗户挨个病房看过去，终于明白外界对这里的恐惧——

有个病人，因为肝功能受损严重，从皮肤到眼结膜都是橘子皮一般明晃晃的黄色；

有个男患者身体瘦成了杆，肚皮却高高隆起，像怀孕了七八个月。这是腹水的症状；

甚至还有因为吃了江湖郎中的假冒伪劣草药，铜中毒，从头到脚都泛出青铜色的病人。。。。。。

“你来这里实习，怕吗？”带教老师问我，“我也知道外面怎么说传染科。”

当时，医疗水平提高了，传染病容易被确诊，却很难被人理解，人们总是谈“传染”色变。这些外表怪异的人走在街上，不仅会引来侧目和嫌弃，那个铜绿色的病人说不定还会被人围观。

所以他们多数都躺在病房里，哪里都不去。偶尔和我对上眼神，眼睛里都是防备和警觉。

就是在这群人中，我认识了彭涛，全权负责他的护理工作

走廊尽头的病房里，彭涛总是静静地坐在床边，背对我们，面朝有阳光的那扇窗，只留给医护们一个抗拒的背影。

如果没有医生护士进去检查，彭涛可以就这样坐一整天。

只有一个活动，能让他动起来。每天18点，全病区的患者都会整齐划一地准时听收音机——

“老军医研发出肝病克星，祖传秘方，专治乙肝！”这些极有诱惑力的字句在病区里回荡。

除此以外，他不会主动踏出这里一步，这间十多平方的病房，好像有强大的磁场，牢牢地吸附着他。明明四周没有铁栏杆，却像一座监牢，将他整个人关在了里面。

妻子每次过来送日用品，他也是隔着一道窗户，久久看着对方。

当时我刚进医院，很多前辈都乐于传授经验，比如各个科室的情况，我该如何帮助棘手的患者，让他们接受治疗。只是聊到传染科这种特殊情况，多数前辈都是束手无策，他们觉得传染科就是这种氛围。

比如彭涛这种病人，大家都认为难以改变。

前辈们已经干了十几年，经验都是准确无比。只是这一次，他们错了。

传染病按“破坏程度”，分甲、乙、丙三类，甲类里只有两种：鼠疫和霍乱。平时我们会得的流感，就属于丙类。乙肝属于乙类，像彭涛这样的传染病患者，需要病区进行严格管理。

彭涛所在的一楼，就是传染科大楼里最凶险的病区：重症肝炎科。随时有可能死亡的传染患者，才会被安排在这一层。

一天晨间护理的时候，彭涛蜷着身体，五官都拧在一块了，跟我嚎：“护士，我肚子痛一晚上了，这会主任应该在上班，你去告诉他。”

我上前摸了摸他的腹部，整个腹肌紧绷绷的，手压下去、松开他都说疼，这架势一看就是腹膜炎的症状。

要知道腹膜炎疼起来真的能“要命”，极容易引起感染性休克。彭涛却生生扛了一宿。

我多问了一句，没想到他居然说因为昨晚值班医生太年轻，他信不过。

彭涛这人很怪，他因为惜命，所以在治疗上格外多疑。全然不顾这些行为，可能会害死自己。

没一会，得知消息的主任骂骂咧咧地走进来，一边给他检查一边嚷嚷：“你到底想不想治？我给你下个出院医嘱，你有本事出院好吧。”

彭涛老老实实地躺在病床上挨训，一句也不敢反驳。

我给他输上液，彭涛长出了一口气，露出得救的表情，我趁机逗他，“从今儿起，你得配几个保镖，吃饭喝水得人家先试，没毒才可以吃，啥时候登基，好让主任当你的御医，24小时陪着你。”

彭涛正皱着眉躺着，听我调侃他，噗嗤一声笑了，又疼得嘶了一声，紧紧抿起嘴。

其实我能理解，这家伙是惜命才这么干，但我不由得在心里替他捏把汗。

我想起之前在传染科看到过的一次错误示范：

单人病房里乌烟瘴气，烟雾报警器疯狂闪烁着，一个披头散发的妇女扮成萨满法师，在病房正中围着火盆子念念有词，手舞足蹈。

病人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被扒掉了病号服，光溜溜的身体上擦满了不明液体。看上去凶多吉少。家属在旁边跪了一地。

当时，我被这阵仗吓得够呛，直到保卫科赶到，把病房里挤得满满当当的家属和“大仙”一并请了出来。

大仙也没怎么反抗，有说有笑地等在门口，等家属办完出院手续，就跟着垂死的病人一起走了。

我站在传染科的大楼门口，带教老师告诉我，“你看，等下家里人还要上大仙的车呢，回了家继续跳，一直跳到人没了。”

原来这个肝昏迷的病人已经救治无望，要回家等死，家属就请了个跳大神的队伍，给病人去去邪，别把“不干净的东西”带进家里。

那些年，传染病人被错误的治疗手段误导，发生的怪事多了。“这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更让人着急的是，因为病房气氛比较封闭，这些错误的治疗手段，会在传染患者中“传染”。

每天18点，彭涛会和大家一起，收听一档兜售药品的“养生”节目。他坚信，自己能和其他人一起，找到“自愈”的方法。而就在他身边，常有病人会当着医生护士的面，拨打热线电话，寻医问药。

我看过彭涛的病历，他患乙肝10年，病情已经从乙肝进展到肝硬化了，情况不容乐观。如果被错误的治疗手段误导，很快会耽误成肝癌。

他的病已经不允许他继续躲在自己的小房间里一声不吭，以为熬一熬就能过去。

我不想让彭涛成为“下一个”。

彭涛太太带着两个孩子来的时候，我一度燃起了希望。因为多数传染科病人最大的心理支撑就是家人。

孩子们倚在门口，带着许久没见爸爸的喜悦，像两只麻雀一样叽叽喳喳，问爸爸什么时候回家，说高兴了，就要扑进彭涛怀里撒娇。

可高度戒备的反而是彭涛，他眼疾手快，将两个儿子死死拦在病房外面。他像个哨兵一样直勾勾地盯着孩子们，只要孩子们的脚一踏进门口那条线，他就着急地用方言说着什么，边说边比划。

两个小朋友像门神似的站在病房门口，看着不让自己靠近的爸爸，渐渐瘪了嘴，小的那个眼圈红了起来。

我目睹了彭涛那充满父爱，却不得当的防范措施，想上前纠正一把：“你又不是接触性传染病，我们天天给你打针发药的，也没见谁躲着你啊！你把两个孩子丢在走廊干什么？”

彭涛被我怼得一时语塞，讷讷地说：“可是也没人告诉我，可以近距离接触啊。。。。。。”

他说自己真的很害怕，因为这个传染病，已经给妻子和孩子招惹了不少麻烦。

在他的讲述里我才明白，这家人差点就要垮了。

彭涛一家人的生活发生巨变，是从他收到那张写着“乙肝病毒携带”的体检报告单开始的。

他不晓得这个词的意思，却从旁人的眼光中明白：只要自己带着这个病，就没有人再敢接近他，甚至是他的亲友。

他不仅被马上辞退，更可怕的是，村里已经容不下这户人家。

他的一举一动被村里人牢牢地盯着、防着，“别人家小孩都不愿意跟我孩子玩，女人们一块去赶集，唯独不喊我老婆。”

为了不连累妻儿，他躲起来不跟家里人接触，坚决不和老婆孩子用一个水龙头，上厕所都会跑去离家几百米外的公厕。可这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乡亲们依旧躲得远远的，仿佛朝他家多看一眼都会被感染。

最过分的时候，连他家的菜地旁，都被邻居挖出一条深深的沟壑。

一家四口生活在村子里，就像被人为地关了“禁闭”。

所以到现在，彭涛都不敢接触自己的家人。他担心万一真的传染给妻儿，整个家在村里就完蛋了。

我在病房里就纳闷了，乙肝的传播途径只有三种：血液、体液、母婴传播。既不会通过消化道也不会通过呼吸道，很多家属最忌讳的握手、拥抱、吃饭、打喷嚏，甚至接吻，只要口腔里没有伤口，都不会传染。

我拿来一包糖，直接将两个小孩拉进了病房，剥开糖块，一人嘴里喂了一颗。

彭涛瞪着眼看我，那样子，不知道是想谴责这世界上竟然有像我这般厚颜无耻之人，还是因为我把他儿子带进病房。看得出来，他想一脚把我踹出去。

但他没有，因为不敢靠近自己的小孩。

我详细解释了乙肝的传染途径，而且说医院也允许探视。

彭涛一时语塞，讷讷地说：“真的可以那么近吗？”

我趁热打铁，“你左右走走看看，别的病房，家属、陪护多了去了，大家都是肝病，就你的传播途径不一样？”

彭涛的表情渐渐松懈下来。

我有点儿兴奋，话说的差不多了，我起身走人，把时间和空间都留给这一家四口。

隔了半小时，我又远远地偷窥，发现父子三人正盘腿坐在床上，抓着一把扑克玩得欢乐。

也是在那段时间，彭涛说出了自己这10年的经历。这么长的时间里，他从来不敢相信，自己居然可以触碰两个孩子。

刚确诊那几年，在村里待不下去的彭涛，第一次忐忑地走进了“传染科”。

看了他的化验结果，医生只给他发了一本乙肝相关的资料，一片药都没给他开，并告诉他注意休息，按时复查，就可以正常地生活工作。

末了医生还特地拍了拍彭涛的肩膀，“你瞧，这样是不会传染的，别怕。”

当时彭涛只是乙肝携带者，只是携带了病毒而已，只要按时检查，根本不会伤及身体。

医生那风轻云淡的样子卸下了彭涛心头沉甸甸的石头。他拿着医生给的乙肝小册子，逮着乡亲，就一字一句念上半天，努力向大家解释自己的病。

可越念大家越害怕，越念大家离他越远。

他本以为医生的诊断是一道护身符，没想到，却成了坐实自己得了传染病的审判书。

村里人的反应让彭涛心里发虚，他开始怀疑医生当时跟他说的话。

如果医生没有骗他，为什么大家都要躲着他？

那是个传染病被严重误解的年代。而这当中，乙肝尤为严重。

20世纪80年代末，上海爆发了甲肝。当时由于医学界未能对甲肝、乙肝进行严格区分，乙肝被误认为具有强烈的传染性。

当时国际上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有一亿乙肝病毒携带者。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里，属于‘高感染区’。

“十人一乙肝”带来了恐慌：乙肝成了一项硬性规定。甚至有患者得了乙肝，要专门雇人去代体检。

彭涛也一样，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他只能隐瞒自己的病情，在不需要体检的“黑工地”做工。

为了更像一个“正常人”，彭涛干重体力活，和大家一块抽烟喝酒，熬夜赶工。医生叮嘱的“注意休息，按时复查，戒烟戒酒”统统被他抛诸脑后。

只是这样的伪装，代价是自己的身体。

乙肝病毒携带变成了肝硬化，彭涛不得不向工头请长假。

工头腰背笔挺地坐在那，赏赐一般把工钱甩到桌子的一角，宣告劳动关系永久终结。手边还准备了一沓卫生纸。

平时和彭涛勾肩搭背的工友们，此刻都站得远远的，“这不是害人吗？有乙肝还在这里上班？”身后有人大声谴责起来。声音又尖又刺耳。

那一次，彭涛彻底死心了。

如今他在医院，已经不再问，得了病我该怎么办了。

他脑海里反反复复只剩自怨自艾：为什么得病的是我？

我看得出，外界的眼光，误导了彭涛的判断。

他不再相信医生的话，反而觉得自己身上有恶性绝症，所以才把自己封闭在病房里，跟着大家一起希望从收音机里得到“解药”。

这些误导就就像一条条死胡同，把他困在了迷宫里。

如果没有人为他解开这些误导，他可能永远没办法走出这个病房。

儿子们的到来，总算让彭涛和外界有所接触，但一个人的时候，他还是会自己听收音机，期盼着能从那些“大师”的嘴里，听到“乙肝阳转阴”的药方

“乙肝阳转阴”几乎是所有乙肝病人的执念。在彭涛的眼里，更是自己能做回“正常人”的标志。

近两年，彭涛就到医院打听过乙肝阳转阴的办法。

乙肝病毒非常狡猾，它会把自己的DNA连接在人肝细胞DNA的尾巴上，这就意味着，一旦病毒进入肝脏，乙肝病毒将和肝细胞共存亡。因此，虽然乙肝可防、可控、可治，却很难被彻底清除。

医生听了彭涛的要求，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用消毒液消毒了双手之后，转身去看下一位病人。

但那一刻，这个常规动作就像一根刺，深深扎进了彭涛的心头。

他误以为，医生也和那些人一样，开始歧视自己了。

这让我想到来传染科之前，自己在外面听到的一些流言，比如“传染科周围阴气太重，种不了树”的传闻。

带教老师和我讲过，住院部原先是想给传染大楼周围种上树的，只是被医生和病人全力抵制了。

病人们觉得，树荫挡住阳光，楼里阴气会重，兆头不好，也不利于紫外线杀死病菌；医生护士们则认为，整栋楼被隔绝在角落，终年不见天日，已经很压抑了，要是连窗外的阳光都不能洒进来，太影响上班的心情。

医生和病人一致的态度，才让院部放弃了植树的计划。结果在外人口中，就变成了传染科阴气太重。

只是当大家心里有疑惑的时候，也就有了倾向性，原本正常的事儿也被解读得反常而已。

所以彭涛总是胡乱猜测。他开始暗戳戳地观察医生的举动，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回想病房里的各种防护措施：医护人员频繁的洗手消毒，保洁员一日三遍全副武装地清洁擦拭，每个人身上弥漫着的消毒水气味……

所有这些常规行为，通通被他想象成了对自己的歧视。

他不再相信那些年轻的医生，不再相信那本薄薄的乙肝宣传册。

他更愿意去听那些虚假的广播，毕竟里面的“大师”，郑重保证自己能治好乙肝，而且装得和患者贼亲热。

在他长达10年的病程中，得到最多的是白眼和伤害。这也导致他对医护人员的不信任。

我想带他出来。

我开诚布公地和彭涛好好聊了聊乙肝，试着让彭涛再次踏进他心目中的禁区。

我从乙肝的传播途径讲起，再延伸到1988年由于上海甲肝爆发，导致人们对乙肝有了连带的误解和歧视，最后坦然地告诉他，乙肝至今为止还是世界上尚未攻克的难题，而不惧怕它最好的方法，就是熟悉它，面对它。

“你也吃了这么多的苦，被这个病折腾得够呛，咱们从今以后，有病治病，行不？”我坐在他的床边，诚恳地对他说，帮他解开这10年来，没人坐下来为他解答的疑惑。

最后，我剥了一个橘子，和他分着一起吃。

他看着我说：“上次有人这样做，是十年前了。”

我买了一本日历送他，在日历的背面，我会写一条他今天要做到的事：今天主动跟医生护士问好；今天跟儿子一起出门。做到了就帮他打勾。

我和彭太太结成了统一战线，接下来的日子合起伙来一点点撬动着彭涛。

第一条就是：“逼迫”他出门。

传染病区里的人，最不愿意的事，应该就是出门了。

因为病症的原因，他们中有些人样子怪异，怕被人盯着看，更怕被人看到，他们是从传染科的楼里出来的。

所以近在咫尺的篮球场总是空荡荡。

周末的傍晚，彭太太带着孩子们来看彭涛。

我觉得时机正好，靠在门口用手扇了扇风，说：“今儿可真热啊，你们要不要出去抱个西瓜回来吃？”

彭太太一听，立刻推说自己不想动弹，麻利地掏出钱塞进彭涛手里，让他去跑个腿儿。

儿子们听见了，蹦下床准备穿鞋，彭涛却头也不抬地拒绝了提议。

两个小朋友立马一人一边抱着彭涛撒娇，不停地说着：“爸爸去嘛，爸爸你去嘛。。。。。。”

这次，儿子们的撒娇失灵了。彭涛依旧没松口，连身体都没挪动一下。

小儿子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起来，大儿子也低下头，眼泪啪嗒啪嗒地掉。

两个孩子一直在哭，彭涛只是死死地看着窗外，良久才说了一句，“我从传染科大门走出去，哪个会卖东西给我哟！”

他和其他传染病房的人内心一样：担心走出病房就会受到伤害。有病友之前自己带碗出去买饭，但因为有黄疸，被人看出是肝病病人，对方不卖给他。

彭涛也很害怕，他总觉得自己身上也贴满了“传染病”的标签。所以，他把这个病房当成自己的保护伞，好像只要不迈出门，就不会被人防备，被人伤害。

我知道“别怕”这个词说出来很苍白，我指了指外面暗下来的天色，安慰彭涛：“晚上没人看得清你是从哪个门走出来的，你没有黄疸，也没有腹水，一点‘辨识度’都没有。买个西瓜又用不着体检！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行了。”

彭太太也在一旁帮忙，“医院这么大，又不是村里，连你是谁都不知道，还能知道你有什么病？”

见彭涛还是犹豫不决，我使出杀手锏“恐吓”彭涛，“你不出门，下周就不让儿子们来看你，不给你交住院费，到时候连手纸都没得用！”

大儿子也在一旁表忠心：“爸爸，村里人说你我都会骂他的，在这里我也可以保护你！”

而他的小儿子突然止住了哭泣，从地上站起来，拿着一根痒痒挠跑到彭涛跟前，护着彭涛说：“爸爸，我保护你，谁也不可以欺负你，谁也不可以嫌你！”

孩子们的话像是戳醒了彭涛，他哆嗦了一下，定定地看着病房的门。

忽然，彭涛回过头看我，对我说：“你要不要吃冰棍？我给你带一根。”

我就这么看着，连拖鞋都没顾上换的彭涛，被两个雀跃的孩子拽出了病房。孩子们在彭涛身前跑着，拉着爸爸的手紧紧的，就像拽着一个不能放手的风筝。

彭涛嘴里叮嘱着，“慢点，慢点”，脚步却飞快，拖鞋声啪沓啪沓忙不迭地打在地砖上，走廊里传来一路说笑的声音。

不知怎么的，那一刻，我竟然有点想哭。

那个“出走”的夜晚过后，彭涛的胆子越来越大了。

他发现自己出去并没有什么人会关注自己。

那阵子，彭涛突然就闲不住了，他会在其他病房里来回溜达，还“忽悠”其他病友组团一起出去：

“我今儿看见外面的西瓜挺好的，就是一个太大了，买回来吃不完，咱们一起去买吧，让他给我们切好，我们几个分分。”

“今天对面超市洗洁精搞活动，买一瓶大的送一瓶小的，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看看？”

最离谱的一次我听见他说：“街上有人吵架了，这会估计还没吵完 ，我们去看看吧！”

起初，彭涛的邀请会被人拒绝，他会用一种“你没去，你亏了”的表情自顾自地出去，再用一种登上月球表面的骄傲，带着他买的东西回来。

时间一长，彭涛开始有组队的小伙伴了，他们从外面带来更多有趣的消息，连那些辨识度很高的黄疸病人和腹水病人，也蠢蠢欲动，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都想出去转转，“管他黄的绿的！”

这些蜗居在感染科大楼不轻易出门的病人，活动范围不断向外扩散，总有那么几个喜欢在傍晚时分，扛着桌椅板凳占据空旷的篮球场，这当中绝对少不了彭涛。

一伙人围坐在一起，吃西瓜下象棋，或打着扑克高声说笑。

好几次，我看见彭涛甩着牌咧着嘴笑，脸上糊满了纸片，被夜风吹得扑簌簌飞舞。

关于自己的这10年，彭涛已经有了答案。现在，他正努力把自己的答案，告诉给更多人。

他会毫无避讳地调侃自己，用自己曾经交过的智商税，告诫那些听虚假广告的病友们。

每当这时，那个铜中毒的病人就会站出来挺他，用自己还没有完全好转的绿色现身说法，告诉其他人，“不要乱吃偏方！

彭涛的收音机里，现在放的是评书。好几次，为了方便我这个评书迷一起听，他大中午把收音机放在靠近护士站走廊的窗台上。

他的扰民行为不仅没有被其他病人投诉，渐渐地，旁边病房的病友也弄来一只收音机，追起了评书。

那段时间，谁再听乙肝阳转阴的广告，是要被其他病友嘲笑的。

护士们人手一管护手霜，查房的时候看哪个病人手太干燥了，就随手给病人们挤一点抹上。

虽然病区里的医生们，工作起来依然表情严肃，却愿意在新病人入院时，将科室特殊的构造，以及繁琐的消毒过程细细地讲解一遍，以打消病人的疑虑。还会劝病人多出去走走。我甚至听见过同事把病人当跑腿儿，“五块钱一包的糖，我给你十块，回来咱俩一人一包。”

大楼中间的走廊依旧禁止病人行走，两边病房的门依然朝外反锁，走廊上依旧无处不在的水龙头和消毒液，臭氧机依旧早晚按时工作。

只是，之前这些在病人眼中将他们和正常世界隔绝开的东西，每一样都成了为他们健康保驾护航的安心所在。

彭涛不再质疑年轻医生，而是夸他们年轻有为。当他第一次笑着对医生说谢谢时，曾经被他冷脸相待的医生们都快感动哭了。

彭涛像一股暖流，把冷冰冰的科室解了冻。

转眼时间到了9月15日，我实习期满，可以出科了。

彭涛还没有出院，不过这个曾经只肯把自己关在病房里的男人，已经学会了珍惜身边的一切。

我向彭涛告别，和以往总是白吃白喝他的东西不同，我花了当时够我两顿午饭的钱，给他买了一块蛋糕，衷心希望他能早日从二人间搬进四人间。

病房人越多，通常说明病情越稳定。

后来，我又去到不同的科室实习，彭涛总能找到我。

有时他风轻云淡地告诉我，没钱了，回去攒一段时间钱，再来治病。他信誓旦旦地说：“我一定会保重自己，陪老婆孩子五十年。”

有时他眉飞色舞地向我报喜，自己又学了一门手艺，赚了不少钱，可以继续治疗，医生说他现在情况控制得很好。

那些异样的眼光依然存在，但他已经可以无视掉周围人的误解，安安心心地在家里住下来，陪陪家人，干点累不着的活，“像个正常人一样。”

活得像个正常人。彭涛说他活一天就珍惜一天，好日子总会出现，他等着。

彭涛的话真的很灵验。

3年后，第一例乙肝歧视案上了法庭。再过两年，国家人事部也消灭了对乙肝携带者的限制，让大家正常工作。

到了06年，我们每个人都在电视上看到了刘德华，他出任了乙肝防治宣传大使，当众宣布自己是乙肝病毒携带者。

从那以后的很多年，乙肝依然存在，但是人们已经不再恐慌。不管是患病的人，还是那些患病者身边的人。

彭涛曾经的愿望已经实现。

每个新年，我都会接到彭涛的电话，他总是用爽朗的笑声告诉我，“嘿，是我啊，我还活着，活得好着呢！”

背景音里，很多人说着，笑着，庆祝着，招呼他快点过去。

我感到无比安心。因为那些声音离得很近，就在他身边。

彭涛得病十年，也迷茫了十年。嘻嘻很费解，回看他整个经历，彭涛对自己的病认识最清楚的时候，是一开始。

那时他只是一个“携带者”。

而往后的时间里，身边人的反应和身边被扯开的距离，都在不断提醒他：你就是个病人，传染病。

而这些声音，可能本无恶意，却让彭涛从一个携带者变成了病患。

乙肝至今为止还是世界难题，除了攻克它，还要学会与它相处。

需要答案的不只是身处其中的患者，还有那些围观的人。

不要让下一个答案，再等十年。

今天，《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出台，禁止任何人威胁医护人员人身安全。

了解医生的真实工作状况，每个人的内心，都需要多份理解，少点恐惧。

请尊重、记住这样的医生，是他们在救我们的命。

愿世界上不再有红色的平安夜。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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