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是短暂的,因为它充满了苦难。我很早就离开了家,饱尝了人世艰辛。我的童年又是漫长的,因为我终身所从事的是儿童戏剧事业。我一生都在观察儿童,体验他们的心灵,揣摩他们的动作。”
▲方掬芬的画像(油画)。新京报记者 彭冲 摄文 |新京报记者 彭冲
穿上柔软的粉色长裙,她终于有机会和舞台体面地道别。
2014年,方掬芬85岁,在话剧《海鸥和别的鸟》中饰演一个只有两句台词的角色。她坐着轮椅出现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由人推着绕行一周。
中风后,方掬芬匆忙告别了舞台。这是她时隔25年的再次登台,她朝着观众微笑,像一艘在狂风巨浪中保持稳定的船。生平的最后一场演出,方掬芬完美谢幕。
方掬芬是新中国成立后首位儿童剧成人演员,她的童年在炮火中暂停,却在舞台上得以延续。年过半百时,舞台上的她还是青春活泼的孩子。
2020年12月31日8时05分,方掬芬逝于北京。这个自称“永远也长不大”的老太太,结束了她长达91年的“童年”。
漫长的“童年”
“我大概会成为一个永远也长不大的老太太。”
在自传《漫长的童年》中,方掬芬把这句话说得无奈又自豪。她的玩具,从房子中间的大厅开始,一直摆进卧室的桌子,里面有俄罗斯的套娃,有非洲的面具,有西方精巧的洋娃娃,也有中国传统的老虎布偶。
做客的人觉得新鲜,都喜欢上手摸两把,方掬芬就把最稀罕的牛玩偶藏起来,生怕被摸脏了。但她会大方地展示自己心爱的笑翠鸟玩具,每次家里来人,她都要把一对“鸟”抓在手里,用力一捏,玩具发出“哈哈”的叫声,“好玩吧?”她眉毛一抬,期待地问。
这是一种来自澳洲的鸟,在当地的传说中,笑翠鸟令人振奋的叫声是给天神的讯号,示意他们点亮太阳,为大地带来晨光。
每当太阳升起,阳光在地面投下阴影,孩提时期的方掬芬总会对着影子跳舞,动物造型的手影在地面上隐现。哪怕后来躲在潮湿的防空洞里,与蜈蚣和毒虫相伴,她依然能找到一处开着茶花的花园,在里面跳舞。
方掬芬生于1929年11月11日,湖北汉口一个小学教师家庭,她的童年在时代的剧变中匆匆结束。
1937年,抗战爆发,8岁的方掬芬开始跟着家人四处逃难,坐小船,走山路,跑警报。她的家被日军的炮弹击毁,从小喂到大的母鸡也被弹片击中,潦草地死在地上。
不到12岁那年,方掬芬被送进了难童教养院。她和那里的女孩子一样,穿着统一的白粗布上衣和黑裙子,左胸前有一个碗口大的红印——那是难童的标记,也是她童年的疤。
方掬芬常常吃不饱,在一个个睡不着觉的夜晚,听着肚子里“咕噜噜”的叫声,脑子里想的全是在战争中谋生计的父母。曾经,她和弟弟妹妹总是模仿父亲摇头晃脑的姿态念诗,也爱学着母亲的嗓音唱歌,抑扬顿挫的读书声和“云儿飘,星儿耀耀”的歌声像涟漪一样在家里荡开。
她的家散了。母亲改嫁、去世,父亲失业,作为家里最年长的姐姐,方掬芬从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附属中学师范部毕业后选择去教书,扛起了家庭的重担。
1948年,方掬芬考取了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的戏剧专业。此后,她成为了一名儿童戏剧演员。
▲方掬芬在《以革命的名义》中饰演别佳。受访者供图“我的童年是短暂的,因为它充满了苦难。我很早就离开了家,饱尝了人世艰辛。我的童年又是漫长的,因为我终身所从事的是儿童戏剧事业。我一生都在观察儿童,体验他们的心灵,揣摩他们的动作。”
方掬芬一直保持着如孩子般对世界的好奇心和天真。她喜欢尝试各种美食,二女儿王朝晖说,“咸菜、臭鸡蛋、火锅,还有辣的、油的,她都爱吃。”也喜欢四处玩,“只要精神好,坐着轮椅也要周游世界。”
八十多岁时的最后一场旅行,方掬芬去了澳大利亚,见到了会“哈哈大笑”的笑翠鸟。
匆忙的告别
1949年解放后,方掬芬加入了新成立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只有1米49的她肤色很白,鼻子又高又尖,头发发黄,像个洋娃娃,剧院里根本没有合适她的角色。方掬芬怀疑自己的职业选择,苦恼地想要另谋出路。
1952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附属中国儿童剧团成立,方掬芬被分配到儿童剧团当演员。在《神气活现的小白兔》中,方掬芬终于拿到了自己的第一个角色——一只小雌兔。
她高兴不起来,“竟要我演兔子,这真是生平头一遭。怎么演啊?”她在自传中回忆,其他演员都是稚气未脱的小朋友,只有自己是大学毕业的成年人。一想到要像孩子一样穿上紧身绒衣、戴上“小尾巴”,一跳一拍屁股,方掬芬就觉得脸发热,很是难为情。
改行的念头继续折磨着她。导演孙维世看出了方掬芬的顾虑,向她解释了剧团选成年人演儿童剧的原因——比起小孩子,专业的成年演员有着丰富的生活和艺术经验,能创造不同性格的儿童形象,这也是借鉴了当时苏联专业剧院的模式。
方掬芬的脑海里浮现出了一幅画面——国外那些头发花白、穿着高跟鞋的老艺术家,一上台就成了活蹦乱跳的小孩子。她被打动了,终于在这条路上迈出了第一步,成了新中国首位儿童剧成人演员。
1954年,方掬芬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干部训练班。1956年6月1日,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正式成立。方掬芬从训练班毕业后,成为剧院里的演员兼表演教师。
她演了很多“小人物”,在《以革命的名义》中,她是饱受饥苦的流浪儿别佳,在《报童》里,她是四处为家的难童蛐蛐。
王朝晖把母亲的戏都看了一遍,“特别不爱看”的是那部《岳云》,方掬芬饰演的是金国猛将金弹子,在台上被打“死”了。方掬芬为这个角色设计了一个独特的动作:像八爪鱼一样爬上去。王朝晖觉得在短短18分钟的戏里,母亲把角色演活了,“母亲总说自己不是一个特别‘快’的演员,但她能慢慢琢磨,特别专注。”
▲方掬芬在《岳云》中饰演金弹子。受访者供图1980年,方掬芬担任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副院长。1981年,中国儿艺为庆祝建院25周年,推出儿童剧目《十二个月》,52岁的方掬芬在里面饰演12岁的姑娘大妞。
为了演出小姑娘的灵动感,她开始减肥。“妈妈当时的腰围是2尺3,但导演提供的服装尺寸是2尺1。”在王朝晖的记忆里,母亲每天都在练腰,“早晚练,在床上还练,她扶门框下腰,每天都出很多汗。”到最后,方掬芬终于穿上了腰围2尺1的戏服。
▲方掬芬在《十二个月》中饰演大妞。受访者供图1988年,方掬芬的丈夫、剧作家王正创作了《喜哥》,方掬芬扮演剧中的主人公——一个旧社会的小女孩,到处流浪,历尽辛酸却很乐观,受尽折磨但也刚强。王朝晖觉得,“有点类似她的自传。”
“生活是不沉的湖水,我总也是天真、乐观而有信心的。”方掬芬常对女儿说一句话是,“学会在夹缝里生存。”
没演多久,方掬芬突然中风住院,59岁的她就此匆忙告别了舞台,“喜哥”成了方掬芬在儿艺的最后一个角色。
“她的一生都献给了儿艺,儿艺对母亲来说,就是家。”
最后的登台
退休后的方掬芬还是会每天化妆,描眉毛、抹口红、擦香水,“我小时候家里穷,没香水,母亲出门前就把花露水洒在手绢上。”长大后每次出差去国外,王朝晖都会给母亲带回化妆品,在澳洲居住的大女儿王子音也常常给母亲买口红和香水。
70多岁的时候,方掬芬曾在一家人面前半开玩笑地说要去文眉毛,丈夫王正放低了声音,悄悄对她说,“咱们这个年纪好像不大合适。”方掬芬大笑。
▲方掬芬的80岁生日。受访者供图“女人就是要漂亮。”这是方掬芬的信念。刚进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时候,方掬芬想方设法把又肥又长的军服穿出个性——裤腿挽到小腿中间,袖子挽到肘弯下边,军帽戴在后脑勺上,前面露出头发,帽檐靠近头顶,领口敞开,里面白的、红的或花的衬衣领子翻在军服外边,她在自传中写道,“自以为这样显得风度潇洒,不那么土气。”
后来,女儿们常给她买衣服,但过两天就会发现,母亲把裤腿或衣领重新裁过了。女儿说她头发少也不黑,不如剪短一些,但方掬芬我行我素,执意要在头上绑出一个辫子。她被剧院的人称作“小美人”,“我妈一去剧院,‘呦!小美人来了!’大家都这么说。”
方掬芬一直没有离开戏剧事业,退休后还看戏、做评委,后来因为白内障视力不太好了,但每次看剧,她还会给演员指导几句。
王子音、王朝晖姐妹俩陪着母亲看完一场又一场戏,方掬芬几乎每年都会去澳大利亚住上一段时间,由大女儿陪着看各种戏剧。方掬芬虽然从没说过,但女儿们知道她心里的遗憾——演了大半辈子的戏,却没能体面地和舞台告别。
2014年,由契诃夫的《海鸥》改编的话剧《海鸥和别的鸟》开演,王朝晖担任制片人。当时,剧里缺一个老演员,导演问王朝晖,“你觉得你妈妈能给咱演一下吗?”
这部戏的布景很简单,只有白布,没什么道具。试戏的时候,当导演看到方掬芬穿着一袭柔软的粉色长裙,坐在轮椅上,在音乐中被人推着绕舞台一周,“感觉一下子有了,节奏立起来了。”
阔别舞台25年,方掬芬很快进入了演员的状态,但年过八十的她,很难背下来大段的台词。而以前,这对方掬芬来说是最简单的事。方掬芬对王子音说,“我在适应现在的这种戏剧风格,其实要再年轻点,就会适应得更好。”
母亲的再次登台,王子音很支持,她跟妹妹说,“这个事情做得很好,可以让妈妈好好地和舞台告别。”王朝晖也很高兴,这是她第一次和母亲一起工作,也是唯一一次。
▲2020年,方掬芬与女儿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左一为大女儿王子音,右一为小女儿王朝晖)。受访者供图“业余”的母亲
方掬芬对孩子有着对成年人同样的尊重,她从不打骂孩子,“在街上,她看见谁打小孩,马上就去管,喊着‘儿童是弱者,不许打小孩!’”王朝晖说,很多接触过方掬芬的孩子都喜欢她,“作为儿女来说,有这样的妈实在是太幸福。”
母亲的一辈子都扑在了儿童剧上,作为女儿对母亲的“忽视”不是没有怨气。在王朝晖的记忆里,自己和母亲相处的时间并不长,“三岁前,父母都被下放了,各奔东西,我一个人在北京跟保姆生活,四岁就上了全托幼儿园,一个礼拜回家一天。”但这难得的一天时间里,“母亲也不是自己的”——总有不认识的人来家里向方掬芬请教表演。
和那个年代的母亲不一样,方掬芬的手工活做得并不好。她不会做衣服,王朝晖只穿过母亲织的一条毛裤,没半年就坏了,而姐姐王子音则一件都没有。王朝晖常常觉得丢脸,“别的女孩子都穿得很好看,有一种红格子的线呢衣服,人家妈妈都买了布来做,我就没有。”
每次去开家长会的也都是父亲,“因为爸爸是剧作家,在家时间更多,我们和爸爸在一起的时间比较长。”方掬芬偶尔去开一次家长会,格外认真,她把老师讲的话一句一句记下来,再一句一句复述给女儿,听得王朝晖不耐烦地直摇头。
方掬芬对孩子没什么要求,只有一条——不许当演员。王朝晖6岁的时候,方掬芬就对她说,“你一长得不好看,二不出类拔萃,演员太辛苦,你当不了。”懵懂的王朝晖觉得,做演员就意味着像母亲一样成天不着家,她才不想。长大后,在辗转反侧考虑自己“将来要做什么”的时候,这句话在王朝晖脑海里一遍遍回放:母亲说得那么斩钉截铁、不留情面,似乎有些残酷。
2002年,王正去世,家似乎一下子变小了,母女打照面的时间多了起来,两代人之间的矛盾也多了起来。王朝晖不习惯母亲突然多起来的唠叨,“我就觉得你这么多年也没操心,现在操心有点晚了。”吵架的时候,委屈的王朝晖曾经这样说过方掬芬,“你就是一个业余的妈妈,你什么都不知道。”
方掬芬心里也没底:自己这个母亲是不是做得不够称职?2009年,从不在人前直白表露自己情感的方掬芬,写了篇文章,第一次表达出自己对家庭、对丈夫的愧疚。
“其实我们很理解你的,理解你为家庭的付出和不易。”王子音看完文章后对母亲说。王朝晖也读懂了母亲的愧疚和爱,心里发酸。
2019年,方掬芬90岁生日时,王朝晖终于忍不住说出了心里话,“其实我们真喜欢你这‘业余’妈,因为你是‘业余’的,我们才能没有束缚地长成今天的样子。”方掬芬冲着女儿笑,王朝晖觉得,“到最终,妈妈知道我们是爱她的。”
▲90岁生日时,方掬芬被戴着红领巾的学生们包围着。受访者供图那天,方掬芬的几十位同事和学生戴着红领巾,簇拥着她,像她一辈子喜欢的那样,热热闹闹的。如今,房间安静了下来,满屋子的玩具被收了起来,她最喜欢的那对笑翠鸟也因为逗它的人不在了,再也没发出过“哈哈”的大笑声。
“长不大”的老太太告别了她91年的“童年”,书柜上还贴着她收到的一份生日礼物,是一首名为《童心》的诗——
耄耋之年一青松,孩心不变喜容容。
身居闹市登高处,地球村内尽顽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