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要：英国华裔摄影师王身敦用胶片拍摄中国二十年，他记录了北京奥运会、四川汶川地震等历史时刻，但更喜欢定格普通人的静谧瞬间。对他来说，摄影是看世界、感受世界的方式。他相信，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会拍出什么样的照片，“按下快门的其实是你的内心”。
文|殷盛琳 图片|王身敦 编辑|王珊
在咖啡馆见到王身敦（Andrew S.T. Wong）的时候，他穿一条略褪色的牛仔裤，套一件烟灰色的T恤衫，臂膀勾勒明显的肌肉线条，完全看不出来已经接近中国人常讲的“花甲之年”。
在他近60年的人生里，摄影是不可忽视的主题。从大学到工作，相机的型号不断更替，他的镜头对焦过地震、海啸、奥运等众多历史事件。他在路透社待了20年，从记者做到编辑、首席摄影、亚太区新闻图片副总监，再到两度担任荷赛评委，王身敦在新闻摄影领域取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就。但他说，对自己而言，那些被艳羡的经历都只是工作而已，他并不能从中得到快乐——比起迅速、准确、主题鲜明的新闻，他更喜欢隽永的、慵懒的摄影。
直至2008年，他从盖蒂图片社离开，决定成为“自己的摄影师”。他开始了自己的“漫游中国”计划，用黑白胶卷拍摄当下的中国，去城市也去乡村，搭公交也搭滴滴，没有明确的目的，对他而言更像是内心感受的一种影像表达。
“按下快门的其实是你的内心”，王身敦指向咖啡厅玻璃窗外一位戴着口罩、正蹲在墙角玩手机的年轻人。他说，不同的摄影师会有不同的选择，有些人会为青年背后的阴影激动，觉得那是好的构图；墙面的纹路在青年头顶形成十字架的图案，有些摄影师会去放大、再放大；也有人会聚焦于青年的表情，觉得他会有很大的生活压力，站在同情的一面去记录下来。
摄影更像是内心的折射，王身敦说，“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感受到的就是什么样子，就有什么样的照片。”
近期，他将作为评委，参加“坚韧的力量”瞰世界·第六届（2020）中国无人机影像大赛（详情登录官网wrj.sohu.com，或在搜狐视频关注搜狐无人机），将他的摄影理念分享给公众。
以下为王身敦口述：
感受世界的方式
我是到了46岁才真正开始做属于自己的摄影，在此之前的20多年，都是在打工。我算是非常幸运的，大学毕业后就进入路透社从事新闻摄影，在那里待了接近20年。
但是对我来说，拍新闻意味着很大的压力。你会跟世界上其他最好的摄影师不停地竞争，要快，拍得快，发稿也要快。一个影像里要特别突出一些东西去讲故事，要有明确的主题，有一点商业摄影的味道在里面，就是公司需要什么类型、风格你就要去改变。在做那些的时候，我一直处于比较矛盾的状态。我喜欢照片是有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元素在里面，传递出不同的信息，而不是非常机械的传达信息。冲击力很强的影像对我无法构成共鸣，我喜欢隽永一些的作品。
在路透社，我有机会去到世界各地的新闻现场，去记录那些历史大事件。2004年印尼海啸，在泰国、斯里兰卡的很多地方，海边的一切被“打烂”，死亡十多万人。我去到现场的时候，有很多尸体堆积，有些甚至开始腐烂。后来，到了2008年，我又去到汶川大地震的现场，也是类似的场景。我就觉得自己做了30年新闻摄影以后，在这条路上面对的是越来越多死亡的事件，但在看到的灾难越来越多之后，我会很冷静。以至于后来看到很多尸体堆积的时候，我还慢慢地在研究他们跟大自然怎么去循环，感觉自己成为死亡的信差，这也是我想要离开的原因之一。
2008年8月8日晚，五个孩子对着镜子比划奥运五环的形状。
20年里，我从摄影师到编辑，到进入管理层，做了路透社亚太区的副新闻图片编辑总监，但我并不快乐，我很少拍我自己风格的照片。路透社那个时候的风格比较保守，我也没有学到很多新的东西，在做管理的时候，我尝试过把他们的新闻摄影水平提高一点，让风格更开放，的确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我申请调到北京来，做大中华区首席摄影记者，但还是管理方面的工作更多，要管香港、台湾的摄影团队，我自己拍照片的时间很少，觉得很无聊，就决定离开路透。之后，我跳去了Getty images（盖蒂图片社）做商业摄影，之前朋友告诉过我Getty的风格是商业化的，但我没想到是那么商业化，后来北京奥运会以后他们营收减少，要缩减我的工资，我就再次离开了。
离开Getty images之后，我坐下来把自己之前几十年所有的照片都拿出来看了一遍，要想一下，下一步做什么，然后发现自己的个人风格从很早学摄影的时候就基本定型了，哪怕是新闻摄影也没有完全掩盖它——是那种慢悠悠的、安静的状态。
各种不同的人进入摄影这个行业里面，有一些人是喜欢器材，一些人喜欢按快门，然后展示给人看自己会拍照片，你看我拍的照片多漂亮，但是你会看到很大一部分照片是没有灵魂的：你找A、B、C几个摄影师去拍出来的照片基本一模一样，因为他们的脑袋里其实是在追那个影像，追他曾见过最棒的影像，然后他只需要重新模仿，把自己的名字放上去。
一个人是不是发自内心地去感受，是能通过他的照片看出来的，真正按下快门的其实是你的心，是你对过去经验、文化、经历的核实。
一些人看文学作品很多，他会了解人生更多。就好像你看一个森林，一些人明白森林里面是什么，后面是什么，黑压压没有阳光进去的地方什么样子，但另一些人只能看到森林表面的树。摄影真的是内心的一个镜子，所有的创作艺术创作就是把你的内心打开给别人看。
当你看一个摄影师十张照片、一百张照片，可能不太能知道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你看他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照片，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很清楚了。时间会让人的特质沉淀下来。
一只猫游荡进教室取暖。2019年，新疆。
我经常会想到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最初被摄影感动的原因。高中的时候我常常去图书馆，有天翻到了《生活》杂志，其中一个报道就是王小亭拍的日本飞机轰炸上海火车站，一个小孩坐在月台上大哭，旁边是被轰炸之后的废墟。这张照片在当时对美国的民众震撼很大，那个时候他们其实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感受不太多，直到那张照片舆论才开始改变，他们开始觉得日本做了很多残忍的事，美国应该去帮助中国。我当时看了那张照片的介绍，觉得特别有意思。
我是在后来漫长的过程里才慢慢去想摄影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后来它就变成了我看世界、感受世界的方式，我把自己的内心通过照片记录下来，然后和他人有交流与共鸣。
我记得当时离职后，太太跟我计算了一下，她说我们的经济状况是可以的，鼓励我做一些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我就决定不再去打工了，我以后就做我自己的摄影，什么都不管，非常自由。我决定继续我慢慢悠悠的摄影，拍中国，就拍我的黑白漫游。
一个牧民家庭，2019年，新疆。
漫游中国
选择继续用胶片记录中国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决定。我在1980年代的时候就来过中国，当时20多岁，来这里旅游用黑白胶卷记录了很多瞬间。但后来胶卷实在太多，我比较年轻气盛，觉得不需要保留全部，把最好的留下就好，不好的扔掉，想着反正将来可以再来中国拍。
但没想到中国到了1990年代就开始迅速改变，很多东西都消失了。我现在漫游中国的记录还是用黑白胶卷，作为一种对过去丢失掉的补偿，也是我喜欢的方式。
长春火车站，1985年冬
正式来中国长居是1998年的时候，我要求路透社把我调到北京来，因为我要看中国的改革开放，过去一百多年中国一直在改革，都以失败结尾。但改革开放好像不是，我预感这一次是要来真的了。
但当我重新开始拍摄的时候，发现人们的反应有了变化。1980年代的人特别友善，很喜欢被拍照片。他可能觉得有人拍我肯定是我很漂亮、很酷，想法比较单纯。但现在每个人被拍了照片就会想这个是正面还是负面，会不会拿我的照片做什么坏事？现在的人有太多负担了，会排斥镜头，有一些可能转身就走，有一些就会骂，你拍了是要干什么！
我想要看一遍中国，看老百姓过小日子，从小的细节能看到大的国家。李克强总理刚说中国有6亿人每个月还是1000块钱收入，我一点都不奇怪，其实我漫游中国看到的就是这个情况。看老百姓过日子才是真正中国的情况，而不是说盖了多少高楼。虽然中国有很多富庶的城市，但真实的中国并不是几个大城市展示出来的那么简单，中国是很复杂的。我不知道能不能称呼中国为摄影师的宝藏，因为做自己的摄影最重要的是跟着自己的感受去按快门，而不是去寻宝。
江苏小镇巴士站，1983年
我漫游中国是没有目的地的，我去到一个地方就去观察那个地方的人。有时候有一些活动，工作坊之类的邀请我去拍一些简单的相片，开办的地点在不同的城市，我就会同时进行我的漫游中国计划。中国很大，从西藏、东北、青海到新疆、云南，我想慢慢去看。
在新疆的一个小村子里面，我碰见一个维吾尔族的小孩子，我当时是去替《国家地理》杂志做一个拍摄活动，站在一个屋子外面拍，他突然出现，拿着这个花送给我。小男孩本身的皮肤有一些白色的斑，很可爱，我没法用语言和他交流，只能通过眼神和身体语言，你能感受到他是很真诚的。
农村男孩，新疆喀什，2014年5月。
西藏盲童学校，拉萨，2016年9月。
2016年我去到拉萨市，去拍摄尼玛旺堆校长的盲童学校，在那里至少待了一个礼拜。那是一家为西藏盲童提供必要的基础教育和创业技能的民间机构，学校从1998年成立以来培养了150位盲童，一部分学生经过培养进入普通学校学习，考上了大学，有些孩子还创办了盲人乐队。我一边拍一边玩，不能用镜头影响他们，也不会对盲人学校的孩子们提任何要求，他们还是那样生活。但他们是能感受到我的镜头的，很多孩子不是完全看不见，有一些是弱视，很近很近才能看到。
西藏盲童学校，拉萨，2016年9月。
每个项目我拍够了就走，有一些会再回去拍一次，或者两次。不同的季节再回去是不一样的状态，比如在阿拉善左旗做生态农牧的马彦伟，春天的时候他会种一些草，秋天的时候用稻草来固沙，再到春天的时候他会种梭梭，每个季节都有变化。
马彦伟在致良田示范基地查看被雪壓倒的谷子，内蒙古，2017年10月。
2019年我到长沙，拍摄符晓莉和她的“蝴蝶之家”儿童舒缓护理中心，这些孩子都是被遗弃的，好多父母看见小孩子出生了以后有病，然后医生说治不好，他们很多人就不管直接跑了，一些父母会把孩子送到孤儿院。这些孩子被送到这里做临终的关怀，我去到这里的时候，还有十多个孩子在那里。照片墙上的孩子都已经过世了，都是很受罪的，刚刚出生。
蝴蝶之家照片墙，长沙，2019年10月。
身患重病的孤儿在蝴蝶之家儿童舒缓护理中心，长沙，2019年10月。
在我去过的城市里，我觉得扬州是最好的，这个城市很舒服，也很奇怪。它从前比较落后，没怎么发展，但是它错过了把东西都拆光的那个年代，很多东西都保存得比较好。特别是大明寺，就在瘦西湖的旁边，非常漂亮。
这几年除了拍摄这些公益项目，我漫游中国的计划并没有停滞，我去了浙江、江西、云南，一直在记录当下的中国。2018年秋天，我到江西省鄱阳县，拍下当地村民在表演完赣剧后离开露天剧场的瞬间，小孩子和大人从座椅上迈过去，留下空空的竹椅子。
村民离开露天剧场，鄱阳县，2018年10月。
透过咖啡馆的窗户可以看到大昭寺外八廓街的全景，拉萨，2016年9月。
一对中国夫妇在湖边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时光，浙江宁波，2016年11月。
摄影是单张的艺术，到最后不是拍好多张才是成功的，你总会在一个环节里选择一张最好的照片保留。要找到那个最好的瞬间。
为了这个瞬间，我可以等一小时、一天，最长的时间是等待了几年的时间。我想拍哈尔滨的街头，当地人的生活。我对街头的变化其实没有太大的感觉，我对人、对生活有感觉，我是想要感受他们的生活。
一些环境和瞬间在你去的那个时候不一定拍到，可能要很长时间以后你重新回到那个场景里面，能让你有触动的瞬间才会出现，然后再把它记录下来。
时间的答案
我做新闻摄影记者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美国编辑教了我很多东西，他经常对我们说要把相机调到大光圈，立即出门去拍照，出去感受、出去记录。现在也有很多年轻人会来问我一些经验，我很害怕教错他们，因为不是所有人都如此幸运，能进到路透社，能独立做一些事情。
我唯一能和他们交流的是，年轻人要先搞清楚一个事情——你为什么拍照，这是最重要的。很多人说他想拍一些好的照片，但他不知道什么才是好的。你要想明白为什么要用这个工具，你的目的是什么，一些人其实就是好玩，喜欢把一些东西记录下来，这个当然可以，这是摄影最基本的功能，但是再往后的时候，你会厌倦，你需要寻找真正触动自己的东西，艺术创作最难突破的就是自己的内心。
黄昏时分，渔民带着鸬鹚返回，鄱阳县，2018年10月。
纳西族东巴祭司何继贤在自家田地上施肥，云南省玉龙县乌木村，2019年8月。
新技术有时候会让一些乐趣消失。2018年，一个美国合众社的编辑问我有没有兴趣去一趟平昌冬奥会，我就去拍了，在手动对焦的时代我很喜欢拍体育，要不停练习对焦，去捕捉那些动人的瞬间，很有挑战性，但再去拍的时候已经是自动对焦的天下了，体育活动摄影就是去尝试不同的角度、不同光线的差别而已，对我的冲击已经减少了很多，因为这种数码自动对焦实在是太简单了。
但无论是自动对焦、手动对焦、胶片还是数码，和最终你的作品好坏一点关系都没有，最重要的还是摄影师本身。工具和技术是为你服务的，而不是反过来限制你。
像无人机其实也只是一个工具，我做了搜狐无人机大赛五年的评委，一开始所有人拿着无人机都是去拍很高的风光，好的颜色和构图，这两年开始有了一点变化，开始出现一些作品实在讲故事，有一些深度和意义在里面，但还是需要时间。他们要先搞清楚这个工具拿来是要表达什么，无人机不是只能飞得很高，它也可以飞得很低，不止能拿来拍风光，还可以讲故事。
摄影最重要的是表达，任何形式都是有价值的。像现在流行的手机摄影、自拍、美颜，我也觉得是一种源于生活的艺术，也是一种记录，当你一百年后再来看，会发现它们代表了一个时代。
藏医诊所，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2019年8月。
我现在住在北京机场附近，不去拍照也没有接工作的时候，我一个待在家里喜欢看书，学一下钢琴。我家有个小院子，种了一些花草，更多的时间我会坐在那里整理老照片、整理新的照片。还要买菜、做饭，在慢悠悠地生活。
1998年来北京的时候，我们是一家人搬来的，我的儿子在这里读了国际学校，后来到英国伦敦念书、工作，他是一个音乐人，太喜欢我拍的照片了。
以后我可能会和太太一起搬走，没有人能说永远定居在一个地方，漫游中国的计划我从来没有计算过进度，我在这里的每一天都是在漫游。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中国，我可能会出一本书吧，和写故事的何伟不一样，我更多的是分享内心的记录，用影像的方式表达。
能拿出分享的照片我会分享，有一些觉得不需要就不会拿出来，或者留给我自己再扔掉吧，跟以前一样（笑），不会了，现在不会再把胶卷扔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