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杜虎

近日，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吕德文在媒体刊文，以山东莱芜刘家村为例，披露了正在该省广大农村强力推进的“合村并居”工程，已经发生强拆村落、导致农民流离失所，被迫在田间地头搭建窝棚蜗居等乱象。而在官方文件里，这本是准备“打造齐鲁样本”的乡村振兴战略。

不只是吕德文一人撰文，在武大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公号上，农村研究学者集中刊发了一批文章，从合村并居的合法性、执行的程序、野蛮强拆导致的恶果等诸多方面，批评了山东这场“圈地运动”程序上违法，手段上悖德，结果上伤害农民。

农民被拆之后临时搭建的住房 来源：南风窗

施行振兴乡村战略当然是可以的，问题是通过强拆来铲除村落，是用一种看似正当的目标来掩盖变样走形的非法手段。振兴乡村的模式有许多种，需要谨慎、复杂的三农改革，对施政能力是个挑战。山东用强拆村庄，驱赶农民上楼的办法获得农民土地，置换建设用地，体现的仍是对土地财政的路径依赖。

合村并居也不是不能搞，但像山东这样搞一刀切，搞成急就章的强拆运动，就明显变味。对于那些城镇化水平较高地区的农村，比如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农民的生产生活高度城市化，在充分自愿的基础上，引入商业模式，妥善安排合村并居是可行的，但纯粹为了圈地，储备政府用地，代替农民做选择就会百病丛生。

山东莱芜等地搞的合村并居，实际情况是它们都不是城镇化有效辐射的村庄，农民对集中小区式居住有疑虑，政府许诺的小区没有建设，而且置换楼房的差价要农民自己补足，更何况，集中居住后仍要回村里种地做农活。对农民来说，合村并居代价高昂，成了瞎折腾。

农民自己搭建的窝棚 来源：南风窗

有许多声音是赞成乡村土地流转，甚至赞成农民宅基地自由交易和流通，但所有这些看似为农民着想的观点都离不开农民的自愿选择、政府的中立促进。这是农民宅基地与房屋所有权的特性使然，目前为止，它们受到法律绝对保护，村民集体大会只能讨论“如何建”的问题，无权回收宅基地和征收房屋。

像山东这样，以“多数村民同意”为借口，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强拆那些拒绝交出宅基地和房屋的农户，一开始就是违法行政。而据吕德文披露的情况，许多签字同意的村民是被逼同意，不签字的话那些在政府任职的亲戚就会遭殃。可见，山东合村并居的强拆含量远远高于其对外宣称“振兴乡村”的美好目标。

山东强拆村庄已经造成实际的恶果，大量失去家园的农民只能居住在田间地头的棚屋，未来他们如果接受集中居住，还要为此承担十几万到几十万不等的债务。合村并居从政府一个美好的口号，实实在在变成农民的噩梦。而通过圈地拿到卖地指标的政府，似乎是唯一的赢家，不管身后骤然生活无靠的返贫农民。

重申一遍，三农问题非常复杂，正因为复杂就需要多样的应对之策。城镇化程度高的地方，比如大都市的城中村，合村并居完全没问题，村民举双手赞成。但对平原腹地、远离城镇的村庄搞合村并居，除了掠夺农民土地，将乡村文化连根拔起，人为制造失地农民之外并无益处，山东这样过激的圈地运动应该紧急叫停，防止伤农更深。

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南湖镇弓山村新村 来源：南风窗

假如把强拆村落、消灭村落作为所谓的“齐鲁样本”，只知道欢喜雀跃于可卖土地的增加，而无视流离失所、未来堪忧的大批农民，这样的“乡村振兴”就走到反动的一面，行政冒进可能制造“乡村衰败”和“乡村死亡”。在农民工就业本就困难的情况下，再去剥夺农民的生存之本，很可能埋下更大的社会隐患。

总之，乡村自治是写进宪法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得到《物权法》《土地管理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明文保护。像山东这样曲解宪法和法律，用“乡村振兴战略”为强拆村庄的违法行政打掩护，政策性地制造失地农民，行政性地增加脱贫难度，如此大面积地“圈地运动”必须及时纠偏，其他省份更应该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