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山某镇，有周姓姊妹，凤宝、蓉宝。虽属村姑，而丰致嫣然。惟天性风骚，时与乡无赖作桑濮之行。某年秋初，周氏姐妹，正在田间脱花，适某店学徒李甲，途经其处，为周氏姐妹所嬲，席地交欢。时正夕照西沉，金风送爽，某学徒恣情不休，竟至精脱而死。时儿女手足无措，呆若木鸡，适有警士过此，遂为所见，询得实情，带回所中。
注：以上原文引自曹汝霖《奸非致死之辩诉》
在警察将该案件送到县知事的手中后，知事本人却犯了难。因为在二女子和死者李甲发生性关系的时候，并没有目击证人在场，所以无法断定究竟是李甲强奸了两名女子，还是这两名女子强奸了李甲。
不过知事本人并不是遇到难处就退缩，他令手下的经过暗中调查得出结果：群众们都说李甲是个老实人，而这两名女子却是风流成性，无欢不谈。因此，知事本人便认为是这两名女子强奸该男子的可能性大。
但是难题来了，当时的法律同现在的法律一样，强奸男人是不算犯罪的。但毕竟出现了李甲死亡的严重后果，不对二女子进行惩罚又显示不出法律的威严。因此，知事经过冥思苦想，给二女的所作所为定下了这样一个结论：
周氏姐妹强奸李甲并致其死亡，犯有过失杀人罪，但李甲也是“初尝风月”，亦坐“贪欢情节”。因此，判处周氏姐妹有期徒刑若干年......
民国法庭
也就是说，当时的知事认为二姐妹的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同时将“强奸”李甲的行为作为了过失致人死亡的手段，纳入到了该罪的处罚之中（奸非致死）。
这时，号称“民国第一大律师”的曹汝霖（后来成为了汉奸，五四运动时期“火烧赵家楼”烧的就是曹汝霖的家）听闻此事，顿觉义愤填膺。逢人便说：“这个鬼地方（案发地）就没有人懂法吗？”后来，周氏姐妹的一个亲戚请求曹汝霖做二姐妹的辩护人提起上诉，曹汝霖欣然应允并表示分毫不取。他遂写好上诉状，交给了二审法院，也就是当时的江苏高等法院。
曹汝霖像
曹汝霖的辩护事由二审中，曹汝霖对于周氏姐妹的辩护事由大致可以总结如下：
曹汝霖认为，本案李甲的死亡确属”以奸毙命“，但关键不在于女子强奸男性是否构成犯罪，而在于李甲作为死者，是否是被周氏姐妹“强迫成奸”。基于案件的此点，曹汝霖提出了以下理由，笔者为了行文简洁，精简如下：
1.周氏姐妹都是弱不经风的少女而已，“既无强迫成奸之能力，又无致人死地之要素”。假设不是李甲自愿与其发生性关系，那周氏姐妹又怎么可能“得逞”呢？
2.当前，李甲已经死亡，案件又无目击证人，属于“死无对证”的情形。此时依据第一条理由，当下是没有证据证明李甲是不是“自愿”的
综上所述，曹汝霖认为很大程度上周氏姐妹表面上是在“强奸”李甲，实为“通奸”，该案应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形，对周氏二姐妹应当做无罪处理。
江苏高等法院听完曹汝霖的辩护也拿不定主意，于是请示当时的京师大理院和总检察厅，二机关都同意了曹汝霖的意见。
最终，二姐妹被无罪释放。
结语其实，笔者是想通过本案给大家讲两点我自己对于这种女人“强奸”男人的看法：
1.法律问题：依照当前的法律，妇女强奸男性的确是不构成强奸罪的。但是，现代的法治精神和法治思维已经进步，妇女强奸男性只是不构成强奸罪，但要构成强制猥亵罪，同样承担刑事责任。
2.证据问题：在承认以上结论的情形下：
一旦出现妇女和男性强行发生性关系的情形，虽说对妇女可以以“强制猥亵罪”对其作出处理。但是还要考虑到，强奸罪的证据一般是男性的精液、精斑以及因强制行为造成的妇女身体上的伤痕等，但强制猥亵的证据表现为何物？
在无证人的情形下，除非情势特别明显，否则我们一般都认为男子处于优势地位。即使对于男子身上出现的伤痕、现场留下的精斑，也会认为这是男子强奸女子所致，而不是妇女“强奸”男子的后果，再碰上双方各执一词，恐怕结果依旧未可定。这是妇女“强奸”男子是否构成强制猥亵罪的证据难题。
在这里也希望未来立法和司法进程可以解决上述难题。其实不仅是女性的性权利要受到保护，男性的性权利也应当受到同样的保护。
来源：刑法的趣味头条号
